12 热望盼来的却是无限的冷酷
留厂就业后，我的工作有所变化，离开酸处理车间，调去烧炭精棒窑。炭精棒窑同样是烧窑外的一个火炉，火炉比酸处理车间的略大一点儿，3班制，每班8小时，比以往的两班制更轻松了许多。
炭精棒窑建成了4座，只有这一座投产，大概还属于试验阶段。窑外装有可以测知窑内温度的温度计，我的任务就是保持窑内的恒温，工作量不大。
窑场旁边沿着院墙都是大片的空地，我端详了好久，计划开垦出一块来种玉米。春天，工余之暇，我真的动起手来，用洋镐刨，铁锨翻，把土中的砖瓦石子拣出扔掉，平整出几个畦，用脸盆接水来浇灌了一遍，待土壤滋润后施了底肥，到粮站去索要了一把玉米粒儿，点种了七、八十棵。
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当然没有种过玉米，我把小时候跟着母亲在院子里种花所看到的方法运用到种玉米上来了。我像呵护小宝宝似地精心护理着这一片亲手开垦的土地。每天闲暇的时候就徘徊在地坎上，发现杂草就随手拔掉；久旱无雨，就一盆盆端水来浇；适时地用小煤铲松土。眼看着玉米芽一棵棵破土而出，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苗儿出齐了，长势很好，茎壮叶肥，说明这块地的土质很好。这一带原本是良田沃土，教养所来这儿建所，圈了大量的耕地。这些闲散土地至少休耕了五六年之久，土质保养得更加肥沃了。到初夏时节，蔚然成林，一片郁郁葱葱。干部和职工都很赞赏我的这一创举，有人效法我，在旁边动手开掘起来，准备种晚玉米或栽地瓜。这片玉米林变成了我的极好的休闲去处，我常漫步其间，观察着每一棵玉米的极细微的变化：又长高了几许，几时又添了一个叶片，哪株首先出穗，都在我的心里留下了记录。
玉米开始灌浆了，我到王村去买了一口小铁锅，用来煮鲜玉米吃。恰在这时（1962年暑假）宗和第三次来探望我，带来了二女儿滢和男孩潜。我把一座未投产的空窑打扫干净作为寝室，窑洞通风，阴凉可人，我戏称它是“我们的避暑山庄”。这是一次幸福的相聚，在整个社会还没有摆脱饥馑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可以煮一小锅鲜嫩的玉米尽兴地吃，自然是莫大的幸福了。这样一日3餐的定量不仅可以吃饱，还有节余。职工食堂的伙食能吃到白面和玉米面，即使吃地瓜面，制作也有所改进，经常吃一种用模子压出的形同暖瓶塞儿的地瓜面窝头，大家就管它叫“暖瓶塞儿”，孩子们都喜欢吃这种别开生面的食品。这时有人送给我一对小白兔，孩子们高兴极了，摘野菜喂兔子自然是孩子最乐意干的了。
若干年后，我们一家4口还常常愿意回忆那一段极饶情趣的生活，那是我们苦难中的一支快乐的插曲。
一批批的劳教人员解除了教养，各矿区的留厂就业人员大多集中到技研室来，职工队伍在不断地扩大。每当开饭前，伙房门外的旷场上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大家最关切的问题就是如何设法回城市去。人人都热切地希望着回城，仿佛我们的生命源泉在城市，我们的出路、前途在城市，我们的归宿在城市。仿佛我们是鱼，城市是我们的江河、湖泊、海洋。
青岛来的不少人已经回去了，只要取得青岛市公安局的《准迁证》就可以回去，教养所并不留难。所以全看家属的“神通”了。铁中来的王建、刘永铭都回去了，果泽生也回去了，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某某人又回去了的消息。我们这些回不去的就越发心急如焚，度日如年了！人心越来越浮动。
1962年的冬天，我也接到了家里寄来的青岛市公安局的《准迁证》。这不是宗和有什么能耐，而是她不幸摔裂了膝盖上的髌骨才换得了这一纸《准迁证》。
摔裂髌骨的事故是在王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回青岛后不久发生的，她被送进了铁路医院，腿上打了石膏，捆上夹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能动。家里留下了12岁的女儿和她的10岁的弟弟，既要上学，又要料理家务，还要往返于20多里远的医院去看望妈妈，其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幸而那时候医院的医护人员热心负责，不需要家属陪床，护理得特别周到，否则是不堪设想的。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宗和写了一封请求公安局批准我迁回青岛以照顾家庭的申请书，由学校出具证明，女儿带着这些材料到青岛市公安局去投递，这对一个12岁的女孩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她不得不大着胆子去闯门禁森严的大机关。那时的公安干警确实具有“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高尚风格和责任心，脸不难看，话不难听，事不难办，不打官腔，不推托，不拖拉，高效负责，对一个小女孩也一丝不苟地认真办理。小滢找到了公安局的劳教处，负责人看了材料，当即告诉她：“三天后再来一趟。”三天后，小滢准时到公安局去，顺利地拿到了《准迁证》。这件事就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干部的精神面貌来。那还是一个不曾被官僚习气普遍污染的时代！
我回到青岛是1962年的年末，宗和业已痊愈出院上班了。她仍在托儿所当保育员。托儿所原隶属铁中，占用的却是铁路二小（铁中隔壁）的房屋，两校曾一度合倂，后来又分家，托儿所就归属了铁二小。1959年宗和摘帽时宣布她的职称是铁中教师，暂时到托儿所帮助工作。但是“暂时”变成了无限期，“帮助工作”变成了正式工作，不知什么时候连她的职称也由“中学教师”改为“保育员”了。按制度，这是由干部变为工人，是一次很大的变动，却没有人通知过她，更没有人作出任何解释。她也不敢问，摘帽右派仍是二等公民，只能俯首帖耳地做人，任凭摆布而已。她的顶头上司尹某，原是铁中的一个勤杂工，为路郁凡站岗放哨有功，后又把侄女嫁给了路郁凡，路郁凡为了报答他这位叔丈人，就提拔他当了铁二小的总务主任。此人目不识丁，且有点弱智，无法担当总务主任的职责，校长只好叫一个校工替他当主任，他替校工做勤杂工作。这种顶着主任头衔，拿主任工资，却不能干主任的怪诞事，在那怪诞的年代里是不足为怪的。干部只要不犯政治错误，是只能升不能降的。这位“主任”的弱智足以保证他不会犯政治错误，也就保住了他的铁打的主任饭碗。真是“贤能者郁死沟壑，不肖者充斥要津”!
在劳教所里，生活在同类人群之中，不受歧视，没有自卑感。回到青岛那种人下人的自卑感、异类感、孤独感十分强烈地困扰着我。尤其是我住在铁中大门口临杭州路的一个半园形的独特房子里，是铁中师生进出学校必经之地，难免经常要遭遇一些认识的人和不认识却知道我的人。熟人总是尽量把目光避开我，生人却愿意多看我几眼，大概是要看清这个“臭名昭著”的右派是不是青面獠牙的妖怪？我就会感到那种冷眼的威胁，有如芒刺在背。
在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我能交往的朋友只有早于我回到青岛来的三位难友。果泽生和刘永铭都住在市南区，王建住在市北区，我在四方区，相隔较远，公共汽车不是我这样的失业者所能享用的，来往只能步量，费时费力，难得会一次面，何况他们都在干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我也不忍去侵占他们的宝贵时间。
他们三位都已由街道办事处安排到交通局去拉大车，一人拉一辆载重两千斤的车，攀爬在青岛这起起伏伏的山道上，即使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他们也都浸泡在汗水之中。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科学教育并不发达的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让他们废弃所学去卖苦力，干文盲的活儿，这决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然而，据说这是给解除劳教的右派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了。像我这样回来晚的，连这样的“优待”也没有了，因为大车队业已满员，不再接纳新人员。当然，即使我能享受这样的优待，我也消受不起，我没有拉大车的体力。我不愿意完全放弃幻想，权且把幻想作为希望。人是生活在希望中的，完全失去希望也就失去生活的勇气了。我想：右派属统战部管，统战部总不能不给我一条谋生的出路吧！于是我经常到四方区委统战部去，请求给我一份力所能及的可以糊口的工作。
统战部好像只有一个干部，每次见到的只是那位田秘书。第一次去，田秘书像审犯人一样审问了我一番，往后就只用两句话11个字就把我打发了。第一句是：“你有什么事？”这是明知故问。我不管他肯听不肯听，只管把准备好的一席话，用最快的速度，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倒给他。引出他的第二句话永远是那6字诀：“目前还没机会。”既是结论，也是逐客令，他不再给我说话的机会，半躺在椅子上，拿起一张报纸来遮住脸。
我感到委屈，感到受辱，感到自损人格的难堪！本来求人就是一件难事，这又是怎样一种求人啊！卑贱、下作、摇尾乞怜。得到的是厌恶的眼神，冷峻的面孔，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硬邦邦的语言。
每当我走上去统战部的那条路，我都在屈辱感的煎熬中忐忑不安。然而我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活下去，就不能不委屈自己，我也在为自己开脱：这算得了什么？这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官与民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关系。“礼不下庶人”嘛！官不倨傲骄横，如何压服百姓？民不俯首帖耳，官如何能安心？我不曾做过官，也不曾当过真正的民，知识分子总处在非官非民、半官半民之间，因此我才不习惯这种屈辱。现在我连民也够不上，是人下人，是贱民，我不受屈辱，谁受屈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有不折腰的条件，有可以归去的田园，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是有产者。我呢？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就是为半斗米，我也要折腰的。
热望回到城市来，城市对我却是如此冷酷！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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