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亲情的疏阔
在我和宗和的心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亲嫂子一直不露面，却由一个堂弟来照应？宗和尤其有一种被遗弃的伤感和尴尬。她问篮子：“三嫂子还好吧？”篮子叹了一口气，把三嫂子的处境叙述了一遍。
当初三哥牺牲的时候，正是村里最乱的时期，日本鬼子和汉奸常来骚扰，建党建政都还很不正规。所以三嫂子就没能享受烈属的待遇。后来局势稳定下来，已是时过境迁了，没人再提到那档子事，三嫂子也不懂得该如何办理，事情就搁置起来了。到土改的时候，按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划分阶级成分。宗和家有50亩土地，属弟兄三人所共有，不曾分家。如果三家人口都在老家，则只能划为下中农。但是家里只有三嫂子带着个小孩，两口，又不算烈属，成分就划成富农了，三嫂子戴上了富农分子帽子。不过村里人都知道三哥牺牲的事，多年来倒没有难为过她。现在义山在尚村中学教书，文革以来，因为是富农成分，受到了冲击，村里闹运动，三嫂子也感到了压力。母子俩向来胆小怕事。听到我们遣返回来的消息，吓得不敢出面，惟恐引火烧身。
篮子家的接着说：“我们不怕，亲人就是亲人，还能撂着不管？”篮子说：“我们是下中农，所以不怕。”宗和沮丧也对我说：“咱们就别去看望三嫂子了，免得给她和义山招惹麻烦。”
宗和问：“东院的房子怎么处理的？”（宗和的父辈分家，父亲分的是东院，叔父分的是西院。现在篮子和发哥住的房子就是西院的房子）篮子说：“你家的老宅子没有分给外人，给北京的大哥，二哥留着，现在由大队占用。三嫂子住在西跨院里。”宗和惊问：“是原来的牲口棚吗？”篮子说：“是啊，穿堂屋的北门封死了，牲口棚和穿堂屋不就变成了两间北屋，三嫂子住北屋，义山家住南屋。”宗和说：“我过来时，咋就没看见我家的大梢门？”篮子说：“大梢门拆了，现在是个豁子。”宗和叹道：“难怪我认不出来了呢？我都不知道到了哪个村，大变样儿了！”
当晚我和篮子睡在一条坑上，篮子忠厚老诚，通情达理，讲了许多安慰我的话，劝我“不要着急上火，车到山前必有路。”谈到人事浮沉，世道变化是常理，最重要的是要看得开，以免身体受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讲了许多很具哲理的话。从谈话中我才知道他读过几年私塾，学过圣人的至理名言。年轻时奉父命到天津去学买卖，他觉得自己不是经商的材料，同时受古书的影响，有“重农轻商”思想，因此决心弃商回乡务农。
他说：“‘士农工商’，士为百业之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嘛 ，我不能饱读诗书，也只能取其次务农，不能求其末经商。因此在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回来务农。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和佩服我伯父（指宗和的父亲）的，他把大哥、二哥、三哥、大姐、三姐都培养成了教师，把二哥送进了大学。二姐夭折，要不然也是好样的，保险也是教师。我父亲和伯父正相反，不让我们弟兄上学，有一年他自己撰写了副对联，下联是‘案有诗书家必贫’贴在大门上，伯父看了置之一笑，我父亲可得意得很，好几年都写这副对子，还叫我们背熟当座右铭。因此我们哥仨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说得兴起，也是滔滔不绝，原来他并不木讷。他还向我介绍了骆屯的一些情况：
骆屯是一个不到200户人家的小村庄，有三大姓：骆、张、周。骆姓人最多，其次是张姓，分前街张家和后街张家两族人，同姓不同宗。后街张家从来富裕，现有3户富农。前街张家普遍贫穷，所以全是贫下中农。姓周的有七八户，属于不穷不富的中间阶层，所以没有富农，也没有贫农。此外还有一户姓王，代代单传，人口单薄，很穷。现在这一代王家有弟兄三人，老大已经50岁了，老三也接近30，至今哥仨都是光棍，都过了找对象的年龄，难免要绝嗣了。还有一个叫吴大锅的，原来不是骆屯人，是白洋淀边的，夫妻俩逃荒到骆屯来，寄居了几十年。吴大锅解放前一直在肃宁县里大财主家当长工，土改时在骆屯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是唯一的一户雇农。老伴早已过世，吴大锅孤身一人，无子嗣，已70多岁，身体壮实。骆家自古以来读书人多，在外地工作的人多，以北京、天津为最。在本县当干部、当教师的更多。因此骆屯向有“文化村”的美称。骆屯人都以“文化村”自豪。
第二天，篮子从外边回来，捎来口信说：三嫂子请我俩过去吃午饭。宗和既高兴又伤感，心情极为复杂。她从小和三哥耳鬓厮磨一起长大，情深意笃，形影不离。娶来三嫂后，姑嫂之间感情融洽，相亲相敬，像亲姊妹一般。这次遣返回乡。唯一可以告慰的就是老家还有这样一位亲人。孰料竟不能亲近，“疏亲”的苦汁比“断友”更难吞咽啊！
我们走进拆去大梢门的那个豁子，出现了一个空场子，迎面孤立着三间北屋，关门上锁。屋西侧有一条夹道通向后院，夹道西边开着一张小门，就是三嫂子居住的西跨院了。宗和一边环顾，一边不住地摇头叹息，喃喃地说：“大变样儿了，真认不出来了！”她告诉我：这个空场连同西跨院是她家的前院，原来有东西厢房，格局谨严。通向后院的夹道里原来还有一个月亮门，通向一个小小的别院，那是父亲特为她设计修建的闺房。与月亮门相配的影壁上，砌出一个与月亮门一般大的圆，刷了白粉子，上面有父亲亲笔题写的孟浩然的《春眠》：“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她回忆着，诉说着，不胜今昔之感，已是泪光莹莹了！
走进了西跨院，一个瘪嘴嘬腮眼窝深陷的矮老太婆拉开风门走了出来，宗和连忙上去叫了一声：“三嫂子！”又转身向我作了介绍。岁月、苦难、操劳在三嫂子脸上刻划了过多的痕迹，不过50岁的年纪，却已经有了70岁的老态了！她低声说：“进来吧！”没有寒暄，没有问讯，没有久别重逢的喜与悲，平淡如水。这是在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压抑的环境之中，形成的一种变态心理的表现——感情的冻结——冷漠！
走入卧室，窗明几净，整齐利落，比篮子家清爽得多，也不像篮子家那样穷相毕露。可以看出有义山当教师的薪金支撑着，日子过得还算裕如。落坐之后，多是宗和找话说，三嫂子只是有问必答，谈话总也热烈不起来。既不能谈当前彼此的处境，也不能提往昔的故事，更不敢预测未来的命运，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不曾见着义山，他在尚村中学上班自不必说，义山媳妇也不曾露面，显然是有意躲藏起来了。三嫂子到外屋去做饭，宗和去帮忙，只能拉拉风箱烧烧火。不一会端上炕桌的是一盘煎白鳞鱼，一盘炒鸡蛋，小笸箩里盛着的是白面烙饼，还有杂面汤。这是此地待客的传统标准饭食——煎鱼、烙饼、炒鸡蛋。
宗和的近亲还有发哥一家。发哥与篮子不和，两家断了来往，我们住在篮子家，发哥和发嫂子难免要有某种看法，我们决不能失礼，否则会无缘无故就得罪了人。何况自古讲究“行客拜坐客”，而且兄嫂为大，我们必须尽快登门拜望才是。于是从三嫂子家出来，就直奔发哥家去。
西院的格局和东院相仿，分前后院。篮子家住前院，发哥家住后院。前后院通连的门封了，发哥在西侧的巷子里开了另一张门。
“将上堂，声必扬”，宗和一进门就朗声叫着：“发哥，发嫂子！”北屋里迎出来一个少妇，笑着问：“是三姑吧？”她替我们挑起厚重的门帘，自我介绍说：“我是你侄儿媳妇，门儿家的。”发哥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雨，在沧州工作，二儿子叫门，这位就是二侄媳了，三儿子叫狗，尚未娶亲，在另一个公社的粮库里当炊事员。门儿家的又赶紧去撩起东里间的门帘，把我们让进屋去。
屋宇高大，墙山特厚，窗台的宽度二尺有余，足以睡一个孩子。这是西院的正房，老式建筑讲究墙山厚，可以冬日保暖，夏季阴凉。由于窗洞深，屋里光线黯淡，我们乍进屋，一时竟看不清屋里的陈设。发哥和发嫂子都坐在炕沿上，发哥见我们进屋，连忙笑着跳下炕来，发嫂子大咧咧地，只动了动屁股，算是打了招呼，明知故问地问了声：“回来了？”宗和答应着连忙向我一一介绍。
发哥的个子比篮子还矮，精瘦却不干瘪，穿着新黑土布棉袄棉裤，腰里缠着黑布腰带，脚下是白布袜，黑灯心绒棉鞋，显得光净利索。手不离烟袋锅儿，刚在鞋底上磕去烟灰，又忙着装烟，一锅接一锅地抽。发嫂子人高马大，比发哥能高出一头，一身蓝布裤褂，又干净又整齐，神态骄矜。从穿着打扮到屋里的齐全而整齐的箱柜陈设看，与篮子家比，同是下中农成分，贫富却极为悬殊。这是由于发哥有两个在外边挣工资的儿子的缘故，从中折射出工农的差别和城乡的差别来。三家比较起来，篮子家是最可怜的。
离开发哥家，宗和才向我泄了发哥的老底儿。年轻的时候发哥和洋货是一路货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且嗜赌如命。娶的前房妻子是一位善良温柔娴淑的女人，长得模样也俊。人们都不平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洋发可并不珍惜贤良的妻子，开口就骂，抬手就打，赌输了就拿着妻子陪嫁的首饰去变卖、典当还赌帐。妻子的衣物首饰全被他输光了。后来欠了赌帐就逼着妻子回老丈人家去讨钱，日久天长，老丈人家也不肯支应他了，他就虐待妻子，生生地把一个善良的妻子气死了。后来娶来了这房妻子。发嫂子可不是好惹的，在做姑娘的时候，就是她村里出名的“惹不起”。洋发又去赌博，“惹不起”亲自赶到赌场去，拧着他的耳朵把他揪了回来，揪到家后，用笤帚疙瘩饱揍了一顿，还罚他在院子里跪了半宿。仅这一次就把洋发修理得不敢再赌了，在妻子面前俯首帖耳，百依百顺，惟命是听了，人们都笑说：“真是一物降一物！”
篮子家的和“惹不起”是一个村的闺女，嫁过来才知道她将和“惹不起”做妯娌，恨恨地说“早知道是这样，我死了也不能答应这门亲事”。两人从来不和，篮子家的很精，决不和“惹不起”动手，凭她的一张嘴，能把“惹不起”气得背过气去。这又是一物降一物。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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