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跌宕起伏的外交斗争，当一切成为过去，外交档案作为历史的沉淀，将昨天的故事尘封进一个个案卷。2004年1月，外交部宣布部分外交档案向社会开放，历史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重新撩动起人们的心弦。本书利用解密外交档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建国初期外交风云的历史画卷。
一张布告吓坏洋人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入城仪式，威武的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列队通过东交民巷，五十多年来中国军队终于第一次踏上这片距离紫禁城咫尺之遥的土地，一段历经百年的屈辱历史才算结束。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外交部决定自1950年1月开始，以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实施接收行动。1950年1月6日上午，各方人员在北京市军管会召开联席会议，对征用行动进行具体部署。大家研究制定了应对措施和“先礼后兵”的行动方针，决定分成四个行动小组，每组四个人，两个人负责跟他们交涉，一个联络，一个拍照。先来文的，通过布告和命令，先通知对方限期交出兵营，如果对方拒绝执行的话，就实施强制征用。
1950年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告张贴到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原美、英、法、荷等国领事馆门前。
当时，一些外国兵营里马上采取措施，有的加固了门窗，有的干脆用沙袋、杂物之类把大门给顶了起来。其实，连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切毫无用处，不过是给自己一个精神上的安慰罢了。
就在布告贴出去不久，外交部得到消息，英国政府于1月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这个新的情况，中央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决定暂缓征用英国兵营。于是，军管会又派人把已经张贴在英国原领事馆门前的布告揭了下来。
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一直认为英国与美国不同，英国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公然支持国民党剿灭共产党，跟中国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的“深仇大恨”，人民政府应该不会像对待美国人那样对待他们。正因为是这么想的，所以，当美国等国的前领事心情沉重，随时准备着被人民政府从东交民巷给赶走的时候，英国前领事高来含却像没事人一样，还张罗着要修缮兵营的房子，做着长期住下去的打算。
1月6日下午，高来含听说门外贴了布告，又茫然又惊慌，赶快派人出去察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英国“领事馆”的中国籍雇员已经下班走了，高来含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大致明白了布告的内容，顿时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显然事先得知了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事情，而就在此时，布告贴到了门上，弄得他是一头雾水，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在着急的时候，有手下进来报告，说门上的布告又被军管会的人给揭走了。
高来含赶紧让他快去美、法、荷等国“领事馆”和兵营前看看，看贴在那里的布告揭了没有。
手下人赶紧跑出去，不一会儿回来报告：其他各处的布告都还贴在那里。
高来含一听，顿时松了口气，连声说：“没关系了，没关系了，这是中英和好的表现。”
同高来含相比，美国前“总领事”柯乐博的心情就没这么轻松了。他看到布告后也感到非常紧张。他一面立即派人将布告译成英文，急电美国国务院，一面打电话给英、法、荷、比、意五国的前领事，邀他们次日碰头，共谋对策。
1月7日一大早，英国前领事高来含、法国前领事伯亚乐、荷兰前领事费渊、比利时前领事马蓝阁，以及意大利前领事梅尔凯匆匆驱车来到美国“领事馆”，参加柯乐博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
这些人个个忧心忡忡的样子。大家落座之后，柯乐博先发言，他希望各位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抵制军管会的命令，拒不交出兵营。
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各位前领事神情沮丧，态度消沉，信心不足，对他的建议反应消极。几个人好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名堂。
最后，高来含干脆以没有接到军管会的正式通知为由，提前退场，一走了之，这让柯乐博感到非常尴尬。
第二天，柯乐博再次邀请各位前领事到他家开会，进一步商量对策，各家的回应更加冷淡，除了法、意两位“领事”如约前来以外，其他人连面也没露。柯乐博急得直瞪眼。
美国人想赖着不走
就在柯乐博他们频繁接触，却又一筹莫展的时候，北京市军管会又向他们发出了五○七号命令，令他们立即指派专人负责，按期腾交兵营，不得延误。
柯乐博并不死心。起草了一封致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信，试图以帝国主义与旧中国所签订的条约，从所谓“法理上”向人民政府“据理力争”。
信的抬头本来是给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但写好之后，柯乐博觉得作为“外交人员”，同军管会谈条约等外交问题似乎不太合适，于是又将台头改为致周恩来外长。
1月9日一早，柯乐博匆匆将函送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转达美国政府对我收回兵营的态度。美国人的抗议是预料之中的事，我们已经事先做好了应对方案。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收到柯乐博的函之后，立即告诉他：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博他作为普通外国侨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向中方表明态度。外事处随即把信函给他退了回去。
柯乐博赶紧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下一步的对策。美国国务院指示柯乐博继续对抗军管会的命令。柯乐博于是在1月13日再次写信给周恩来外长。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回柯乐博学乖了，他电请美国国务院，建议利用英国人正就建交问题同人民政府接洽的机会，由美国政府出面，请英国政府从中斡旋，代美国把此信递交过去。
美国国务院接受了柯乐博的建议，马上照会英国政府，请求帮助。英国政府接到美国政府的请求后，随即电示高来含出面同人民政府接洽。随即，高来含给外交部打电话，以谈有关建交问题为由，请求拜会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司长宦乡。
在同宦乡会见时，高来含把柯乐博的信递了上来，表示：“我已接受英国政府之命，在一个问题上作一次美国政府的代言人，仅仅是代言人而已，并无其他任何用意。”
他一边把信递过去，一边接着说：“我接到英国政府来电，贝文先生(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对于这些情况发展很感不安。他希望中国当局无意对过去条约中所规定给予使领馆之权利加以忽视。”
宦乡当即回应道：“我必须向高来含先生指出，我们现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营，那是在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绝不允许它们的存在。外国兵营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的耻辱，而且也是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外国自己的耻辱。必须也只有把它们除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间的关系的改进。”
宦乡的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直说得高来含面红耳赤。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政府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决心是十分坚决的，尽管中国政府有同英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是很显然，在事关国家利益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含糊、妥协的。
面对美国政府的威胁，外交部及北京市军管会决定按照既定的方案行动，并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周恩来也在1月10日率团前往莫斯科。
1月13日，毛泽东自莫斯科来电指示：“同意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接到毛泽东指示的当天，北京市军管会即通知柯乐博，接收兵营的行动将于次日上午9时开始。
征收行动开始
1月14日上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按原计划开始接收行动。
上午9点40分，军管会代表李幻山、谭志超带着一名联络员和一位摄影师来到前美国领事馆。
美方最先露面的是原领事馆副武官包瑞德。他在门口晃了一下，赶快把柯乐博叫了出来。柯乐博原来以为军管会会“大兵压境”，出来一看，没想到就来了这么几个人，惊讶之中，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军管会代表首先向柯乐博宣布，他们奉军管会之命令，前来接收原美国兵营。
柯乐博故作镇静地听完军管会代表的话，然后煞有介事地提出抗议，称：“此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引发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
按照事先研究好的方案，前来接收的军管会代表不负责听取和回答任何问题和抗议，美国人如果有话要说，可以到军管会去说。所以，在柯乐博提出抗议时，李幻山等没有理睬他的话，只是命他带路来到与美国前领事馆一墙之隔的美国兵营大院。
进入大院后，李幻山允许柯乐博再重复一遍他刚才说过的话。柯乐博显然有点心虚，吭哧吭哧地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也许是太没自信了，说完之后，赶紧扯过身边的随从悄悄地问道：“我现在说的和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同没有？”
随从说你说的没错，还是刚才那些话。柯乐博这才踏实了些。
这时，李幻山回敬道：“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柯乐博被噎了回去，心里窝火，表明上却强撑着，以免有失风度。
军管会代表在院子里巡视一圈后，发现已经通知这么多天了，可是美国兵营的院子里，却连一点要撤离的迹象也没有，显然是不想动弹。
于是，李幻山指着院子，非常严肃地对柯乐博警告道：“柯乐博先生似有意违抗军管会的命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柯乐博先生负完全的责任！”
此时的柯乐博已经没了刚才的气焰，他只好答应：一天之内将院内物品全部搬完，将院子交出。
军管会代表离去后，柯乐博真的没敢再拖延，赶忙组织人员搬运兵营内的物品。
在远处城墙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隐约可以看到，严寒之中，柯乐博只穿一件衬衫，指挥一帮人忙得不可开交。
与此同时，对法、荷等国兵营的接收行动也按计划进行，并于当天下午4点全部结束。只有英国人的兵营稍稍推迟了一些。
4月4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发布第二十九号命令，限令英国方面于本月11日交出所占兵营。
继北京之后，天津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被人民政府收回，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驻兵权”被彻底地清除干净了。
政务院命令：冻结美国资产
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也是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外交战略的一个内容。所以，当外交部刚一成立，就由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外交部领事司牵头，会同各省市的外事部门，着手进行调查。
当时外国人的企业分几种情况，有的涉及国计民生，像美国人办的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如果马上让它关张，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老百姓的生活不利；有的按我们当时的人力、技术力量，还不能把它取代，比如造船厂、航运船队等等；还有的如果把它赶跑，会造成大批工人的失业，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人开的“颐中烟草公司”。
根据这些情况，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经济势力。
本来，中央是计划利用几年的时间做完这项工作，然而国际形势的突变，使这个工作骤然加快。特别是对美国资产的清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消息传来，举世震惊。
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中共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使美军的进攻势头遭到了遏制。麦克阿瑟回家过感恩节的狂言成为了笑柄，美国政府也为眼看就到手的“最后胜利”化为泡影而大为光火。
12月3日，美国商务部决定：从1950年12月3日东部标准时间12时零1分开始，所有输往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物资，都要经过严格的甄别手续，并且公布了一个禁运物资的清单。
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管制中国在美资产及对中国实施禁运的新闻公报。美国政府声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使用的东西，都不许向中国出口。它是想通过封锁和禁运，把中国困死。
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马上提出几项应对方案。12月15日，中央批示，同意财经委员会的建议，并对应对美国封锁和冻结做出了进一步的指示。
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
当时各国在中国的资产，英国最多，美国人排在第二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一共有1700多家，其中英国人有299家，美国排在其后，有212家。这些公司主要是在上海，光是银行前前后后就开了12家。
各地人民政府接到政务院的命令之后，立即进行部署，对各自辖区内的美国资产展开调查，采取行动。
首先，对美国的电力、公用事业、房地产等企业实行军事管制，把美国人在这些企业里面的股权、债权交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专门帐户予以冻结。
对美国人所属的码头、仓库、船舶、石油公司等等，立即征用，撇开产权问题不谈，先把企业的管理权收归人民政府。对一些物资、房产，以及其他可以作价的财产，一律由人民银行按物作价，所收资金由人民银行予以冻结。当时有不少美国人的企业早就歇业，人民政府命令他们限期自行清理出售全部财产，所得款项同样由人民银行冻结。除此之外，对帝国主义过去凭借特权占有的地皮、农田、跑马场之类的地方，全部要收回。
上海是美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核心，其资产大部分集中在这里。12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率先施行对美资企业的管制，首要目标就是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和上海电气公司。这几家公司原来都是英国人的，其中上海电力公司是1882年由英国人狄斯等人建立的，是中国土地上第一家成规模的发电厂。
据说，当时英国人对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准备大赚一笔。可是没想到，电厂建好发电后，清政府上海道台见了这闪闪发亮的灯泡，竟认为它是妖术，下令所有的中国人不得安装电灯。结果，发出的电只有外国租界里可以用用，公司的经营规模给限制住了。
到了1929年，美国电气债券公司用8100万两白银把电力公司买了下来，取得了40年的经营权，形成了电业垄断，经营颇有起色，成为掌控上海命脉的大型企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电厂抢了过来，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又重新回到美国人手里。
上海解放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对上海电力公司实行了军管，此时它的资产已经达到5700多万美元。
跟上海电力公司差不多，上海电话公司原来也是英国人的企业。1930年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用1000万两白银，从英国华洋德律风公司买下，并取得在上海英法租界内40年的经营权。
在成功实施对电力、电话、电气三大公司的管制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又分别对包括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在内的115家美国企业施行了管制。
与此同时，北京、青岛、重庆等地也按照中央的方针，对美国企业、资产进行清查、冻结。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才基本结束，各地共接收管制美资企业304家，冻结的存款有上亿元。
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