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在石缝里生长的树种
1976年12月，肃宁县选调部分知青到沧州石油化工厂就业，小潜被选中了。我们把这次机遇看作是我们全家命运的峰回路转的开端。
小潜好像是一粒夹在石缝里生长的树种，没有扎根在丰饫的土壤里，没有伸展枝叶的空间，也没有雨露的滋润，只凭着内在的生机，倔强的生长着。
他只上过一年初中，文革风暴就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机会。那是一个不要知识的时代，他却不甘心终身与愚昧无知相伴。他在暗暗地、不声不响地自学着。借到了一些初高中的课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演算、记笔记。在青年社员中他显得有知识。会计算账的时候，就记起他来，请他去帮忙。1972年生产队和别的村合作搞副业，他刚挖河回来，就被召进了副业组，队长觉得他有文化，脑子灵。
副业组制造电焊机。电焊机是农民从不曾见过的现代工业产品，居然要仿造，这是“敢想敢干”的文革精神。小潜当然也不曾接触过电焊机，只能“照猫画虎”，按人家规定的尺寸裁矽钢片、叠铁芯，按规定缠线圈。所用的原料都是电机厂的下脚料。这样土制的仿造品居然也卖出去4台，使生产队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工业生产的凋蔽和技术落后的情况来，以致“滥竽”也能充数！
在制造电焊机的过程中，小潜不甘心单纯模仿一种型号的电焊机，他想弄通电焊机的原理和制做方法，以便能制造各种型号的合格的电焊机。于是他借来了一本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材《电工学》来研读。很难设想一个只有初中一年级水平的学生怎样去啃大学教程！何况电工学是一门很不容易学会的课程。我在济南铁路技校工作的时候，电务科招收来的新生都是高中毕业生，那些5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在学电工学时都是叫苦连天的，认为是最难学的课程之一。它需要足够的物理知识，特别是电学知识，需要有一定的微积分知识基础。小潜当然不可能无师自通地学会电工学。但是他在啃这块钢铁般坚硬的“骨头”，做了大量的笔记，背会了一些计算公式和数据。后来，他买了一本《机修手册》（变压器部分），他终于掌握了有关变压器和电焊机里一些数据的计算方法。
1974年，村里买了柴油机，队长叫小潜当机手，开柴油机。当机手不仅仅是开动机器，更重要的是修理机器。当时的柴油机质量很差，买来的新机器，用不了几天就坏了，所以修理机器更重要。他从来不曾摸过柴油机，如何会修理呢？只能自己摸索钻研。他借了一本《新195柴油机的使用与保养》自学，做了详细的笔记，边学理论，边拆开机器进行对照，从而逐渐了解了柴油机的工作原理，熟悉了各部件的结构，掌握了零件安装、调试的数据等。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和实践，他对故障的判断就得心应手了，以至于听听机器运转的声音，就能知道病在哪里。因此别的生产队的机器发生故障找不出毛病时，就请他去“会诊”。
1976年他在沧州石油化工厂就业，在维修车间当气焊工，正值厂里号召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有人提出电焊机太笨重，搬运不方便，希望有一台手提式电焊机才方便。当时国内市场上没有200V的便携电焊机。他利用在骆屯土造电焊机的经验和他学《电工学》、《机修手册》所学到的一点知识，造出一台手提式电焊机来，受到了维修车间师傅们的赞赏。这台电焊机轻便、灵巧，大家都喜欢用，用了好几年。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小潜参加了。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凭着平时喜欢读书，且读书很杂，积累了些语文、历史、地理知识，对考文科有一定的信心。考试前，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学习初高中数学。考试成绩还不错。初选合格，但政审落选，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到1979年终于实现了他的大学梦。他参加电大的入学考试，所有的考生都是高中毕业生，他竟能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被录取。在电大学习期间，他一直以优异成绩获得每学期的奖学金，毕业考试成绩高居全班第一名，全市第五名。
生长在那个时代的有问题的家庭里的孩子，埋没了聪明才智，荒废了青春年华是正常现象。小潜如此，小滢亦如此。
小滢是青岛铁中66届的初中毕业生，上学期间，一贯是班里拔尖的学生，每学期的成绩单上，各门功课全优，操行评语没有缺点只有优点（当时的学校不像现在的学校不敢指出学生的缺点来）。由于父母是右派的缘故，老师不能不在评语里加条“政治尾巴”，就是“希望能与家庭划清界限”，只此而已。她也是求知若渴的，但是遣返农村后，为了家庭生计，她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出工、家务劳动、特别是纺线挣手工方面去，只好彻底告别书本。10年的宝贵年华完全荒废了。
为了做衣服，自学裁剪，把破旧衣裤拆成片，仿照着裁，居然在村里出了名，许多年轻妇女拿着布料来请她裁剪。
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都喜欢穿制服（中山服和军便服）。因为城市里的男女都穿制服，农村的干部也穿制服，因此穿制服就成为时尚，穿制服标志着身份、地位、文明程度等等。农民总是渴望着改变自己的形象，于是对穿制服就趋之若鹜。连结婚时新娘的礼服都要有一件黑色中山服棉袄披在肩上，如同解放初期入城的大干部都只能把军大衣披在肩上而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农民除过极少数的老农之外，都已不是宣传画上或舞台上那样的装束了。只有国家领导人中那位唯一代表农民的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亮相时，总要穿戴上腰鼓队里才能见到的那种行头——头上结一块羊肚子手巾，穿着对襟褂子，腰里缠着布腰带——保持着农民的本色。
由于愿意穿制服的越来越多，于是来找小滢裁衣服的人也就与日俱增。在这方面她搭上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小滢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都想干好、干精，对裁剪也就产生了兴趣。小涛来探亲时给她带来了一本裁剪的书，小滢就可以照本裁剪了。大队为了适应潮流，开展副业，组织了缝纫组，把有缝纫机的青年妇女组织起来，由小滢担任裁剪师傅。收益归大队，组员挣工分。从此小滢摆脱了下地劳动。
打倒“四人帮”之后，落实政策的消息频频传来，宗和考虑到右派问题虽一时不能解决，文革中的问题可以争取先解决。她不曾受开除处分，应该仍是铁路职工，已过退休年龄，应当争取得到退休待遇。于是她带着小滢于1977年初到青岛去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经铁路公安处刘庆鹏处长亲自查证，推翻了“四清运动”中薛某为她制造的不实之词，将落实结果报请上级批示。事情有了眉目，宗和于当年夏天先行回乡，留小滢在青岛等待批示结果，以便顶替入铁路就业。
小滢在青岛无事可做，她重新拾起了书本，惋惜自己失去的太多，青春年华一去不复返，她觉得不能再虚度光阴了，必须利用这等待的时刻，尽可能地充实一下空洞的头脑。她喜欢英语，到母校去找老师借书，埋头自学。遇到困难，就去请教老师。她越学越有劲儿，坚持学习了将近一年。她来信时提到她学英语的情况。到高考开始报名的时候，我估计她可能要参加考试，就去信问她：如想参加，我替她在肃宁报名（考生须在户口所在地报考）。她回信说：她没有报考的打算，因为她没有条件升学，母亲的退休还迟迟没有批下来，关于右派问题虽风传有解决的可能，但还仿佛是“水中明月镜中花”！家庭哪儿有经济力量供她上学？她只能死心塌地地等待顶替就业了。没过几天，她突然又来信说：要参加高考，她说：没有条件上学可以不上，但要争这口气，看看右派的女儿能不能考上大学？这就是她报考的动机。接着她赶回肃宁来，离考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她要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根据当时的高考复习材料复习历史、地理、语文、政治4门功课。报考英语类专业，数学是参考分，她干脆放弃数学。这一个多月废寝忘食的复习，又像她盖房前打坯脱坯时一样，累掉了一身肉，蜕了一层皮。
宗和退休的批示仍然杳如黄鹤，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人生病如此，社会生病亦如此。人为的灾难来得迅雷不及掩耳，消除这种灾难，却像万里长征一样，漫长而遥远，望不到尽头！当年路郁凡在铁中不消3个月的时间打出了20多个右派，现在宗和一个人的理所当然的退休问题，只需大笔一批，就批了一年半之久，直到8月份，批示才姗姗下达。批准宗和“就地退休”，即不能回青岛，可以由一个子女顶替入铁路就业。小滢办理了顶替手续，在女姑口铁小就业后，才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考试成绩总分351.6分（录取线是250分）。她报考的专业是英语，英语成绩是82.5分，被录取到石家庄财经学院商业经济管理系。
摆在小滢面前的是两条路：就业和升学，可供她选择。小滢对于不能满足她学英语的愿望而感到遗憾，对陌生的经济工作毫无认识。她着重考虑的是家庭问题，解决右派问题不敢指望，母亲退休却不能回青岛。要想让父母离开农村回到城市，最有把握的一条路就是自己先在青岛扎下根，以便接父母出来。我和宗和当时也是回城心切，缺乏远见，对小滢的抉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所以小滢放弃升学，完全是为了父母而作出的牺牲！如果当时我们明智一些，鼓励她升学，四年后毕业，就是新时期培养出的第一批经济管理人材，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且非常缺乏的人材，是大有作为的。对小滢来说，她的牺牲实在太大了！
就业后，小滢考上了青岛业余大学英语系，总算满足了她学英语的愿望。1986年她参加了“企业出国进修人员外语考试”，成绩合格，但没有争取到出国的机会。她先后翻译了英、美等国的短篇小说20余篇，均在《青岛日报》的《域外文丛》副刊上发表，直到该副刊停刊为止。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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