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始怜幽竹山窗下，不减清阴待我归”
我们吃粮站供应的商品粮，仍按城市的原定量每人24斤。由于参加劳动的缘故，原定量不够吃，必须自行添补，只好托人在村里找廉价的地瓜干。我们买了100斤带绿霉的地瓜干，这是由于晾晒时着了雨或阴天晾不干而发霉的。这样的地瓜干只能卖给外村的养猪户去做猪饲料，本村都没人吃。价格只有好地瓜干的一半，我们图便宜，觉得很上算。
各家各户都有自留地，秋天自留地里栽种大白菜和萝卜，就解决了一年的吃菜问题。在收白菜的时候，我们买了房东家的十几棵大白菜，也到人家的自留地里去捡拾丢弃了的白菜帮子，回来腌咸菜。宗和告诉我：“腌白菜帮子到春天切碎，晾得半干，用腌菜汤子加上小茴香煮出来，叫作卤咸菜，很好吃，经夏都不坏，可以吃一年。”宗和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很会过穷日子。当初她家虽不算穷，由于供二哥上大学，曾负债累累，全家经过好多年的节衣缩食才偿清了债务，所以她从来没有过过宽裕的日子。她也继承了母亲善于持家的传统，很会精打细算度过难关。
乡亲们看着我们过得如此艰苦，十分惊奇，他们绝对想不到在城里工作了多年的人，能穷到吃发霉的地瓜干和白菜帮子的地步。有人背后议论，认为我们是装穷。一个常来卖香油的外村人就曾当面说我“装穷”。
那是快过春节的时候，卖香油的梆子声又在大门外响了起来，我拿着香油小罐去打香油，每次只打一两，卖香油的总说我“日子过得太抠！”他问我：“今天打多少？”我说：“还是一两。”他瞪着一双眼瞅着我笑，说：“往日打一两就够抠的了，这就要过年了，至少还不打半斤？”我笑笑说：“一两，不多打。”他说：“哎呀，别太亏待自己了，过大年，一斤也不算多嘛！有钱不花，那钱还有啥用？”我说：“我也知道香油好吃，可我没钱，只好少吃一点儿。”他说：“你没钱，谁信？在外头混事儿，再孬还不比庄稼人强？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我说：“你不懂，我也给你说不明白，反正我只能打一两，你要是不想卖，就算了，我等着打别人的。”他使劲“嗨”了一声，没奈何地给我打了一两。我端着这一两可怜的香油，心里也不免一阵酸楚。
惨淡的春节过去了，宗和突然感冒发起烧来。真是愁上加愁！她服了药，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孩子们都没了精神，垂头丧气默默地坐在一旁。永远不见阳光的南屋，更显得阴沉、冷峭、寂寞了。就在这倍感凄凉的时候，接到一封意外的信，是刘永铭寄自青岛的。信里带来了令人振奋、欣喜的消息，仿佛是冰封的港湾里涌进了暖流，好像是迷途的夜里见到了灯光，迷蒙中的宗和也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
信中说：青岛正在反“资反路线”，前一阶段进驻各单位的工作组执行的是“资反路线”，挑起了群众斗群众，伤害了许多人，把文化大革命引向了歧途，现在各单位都在清算工作组的罪行，许多被遣返的人员都已经被一家一家地接回了青岛，永铭不见我们回去，很着急，因此写了这封信来，催促我们尽快回去找原单位，办理回迁手续。信中特别强调了“现在的事瞬息万变，朝令夕改是司空见惯的。勿失良机，时不再来，因此要抓紧时间，疾速赶回。”
宗和听我读完信，精神大振，病情减轻了许多。但以她虚弱的病体是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劳顿的。她说：“你先走一步，我只要能行动了，立刻赶去。”我犹豫地说：“我回去恐怕作用不大，我在群力是临时工，早已被解雇了，群力也不曾遣返我，群力不会受理。铁二小遣返，你是主遣，我是随遣，我不是铁二小的人，你不出面，我显然没有理由找铁二小。”她说：“但是又怕迁延时日，坐失良机，你先去就算探探路吧。”只能如此。第二天我启程了。
火车到达青岛站正是午夜时分，我随着旅客的人流走出车站。站外扰扰攘攘，亲属接人的，旅店接客的，各种车辆云集。旅客们各有归宿，热热闹闹，登车的登车，步行的步行，人车四散，如风卷残云，一时的繁华，刹那间消散得干干净净。连售货车、小吃摊都偃旗息鼓席卷而去。留下的是空旷冷寂的广场。我无处去，打算到候车室去过夜，谁知候车室早已关门。青岛是胶济路的终端，只要是后半夜不发车，就没有候车的旅客，候车室关闭是理所当然的了。我怎么办？如果是夏夜，我可以到海边去，躺在堤栏边的长椅上，听海的微吟高唱，可以数天上的星星和树影婆娑中的灯影。然而这偏偏是冬天的寒夜，冷风凛冽，这座洋式都市的楼房没有廊厦、门洞可避风，饥寒交迫的我，还处在忧心忡忡前途未卜的困境中，就更增添了无限的凄凉、寂寞与孤独之感。这熟悉的车站、熟悉的城市竟变得如此陌生而冷酷无情了！
有道是“欢愉嫌夜短，寂寞恨更长”，我岂止是寂寞，而是煎熬在寒风中有如受刑！时间仿佛是停滞了，凝固了，我一次次地看表，表针似乎还在原地未动，我怀疑起我的手表来。自从到了乡间，手表就被锁进了箱子，临行时才又戴在手上，莫非长久不用机械发生了故障？我去对车站塔楼上的大钟，表并没有出错，是时间太难耐了！
终于盼到候车室的门打开了，大概是黎明前将要发一班车。车站广场上也来了几个小贩设点摆摊，我连忙去买了两个烧饼，在候车室的饮水桶上接了一茶缸子开水，坐在长椅上消受我的早餐。然后躺在长椅上，闭上眼睛，想要补个黎明觉。但是旅客越来越多，我不能占着好几个人的座位，只好坐了起来，这时站务员用喇叭筒招呼大家起立，由他领着一块儿念语录和唱语录歌。
早晨六点我离开候车室。今天是星期日，估计永铭不会出车。为了不打搅他一家人的早觉，我不急于到他家去，沿着莘县路向北漫步。马路上有清洁工在扫街，有早起的青年在跑步，也有下早班的女工。在所有的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我的羡慕的一瞥。他们属于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属于他们，他们在这里有家，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和生活。我却变成了流浪汉，这座我所熟悉的城市却没有我的立锥之地！今天夜间，我就不知将在何处落脚。永铭家只有临街的一间小房，挤住着大小五口，一张床占去了半间屋，他和爱人带着小儿子挤在床上，两个女儿小青和小云要爬上吊铺去睡觉。他已经充分利用了这间屋的立体空间，自然无法招待我。我是兴冲冲、急匆匆赶了来的，全然没有考虑这些实际问题。现在走在青岛的马路上，才发现这样一个小小的睡觉问题，就难住了我！
我耐磨到七点半才走到冠县路永铭的家。一家子正围着桌子吃早饭，孩子们都极有礼貌地放下碗筷立起身来亲切地叫：“郭大爷！”永铭的爱人老张热情地说：“我们正在议论他郭大爷和骆姨该来了。怎么没见
永铭说：“今天是礼拜天，你反正不能去办正事，在家里好好休息一天，咱们包饺子吃。”老张说：“怎么能吃饺子，送行饺子接风面嘛！今天吃面条。”永铭笑着说：“我这个人粗啦，想不起这些讲究来。”
永铭还是那样洒脱，不显得有精神压力。他在教养所一直当小队长，干得得心应手，不仅没有挫掉他的锐气，而且锻炼得更坚强、更果敢、更有魄力；回青岛后，在大车队里只有体力上的负担，没有精神上的磨难；与一群老粗为伍，体力不比别人差，才智却是鹤立鸡群，他受到的只有仰慕和尊重；他自觉已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了，行得端，坐得正，有什么可怕的？偶尔卷入纠纷之中，他总站在有理的一方，凭口才，谁能讲得过他？拼力气，他的拳脚也不饶人。他不受欺凌，没有失败的沮丧。因此还是一身豪气，没有半点儿小人物的谨小慎微。
他告诉我形势大大地变了，造反派起来夺了权，把当权派都打倒了。青岛是全国夺权最早的城市，由一位原来的“末座”副市长王效禹率领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成立了革委会，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王效禹又到济南去夺了山东省委和省政府的权，现在王效禹是山东的第一把手，青岛的第一把手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杨葆华，原是某厂的工人。各单位也都由造反派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铁二小的情况他知道，革委会的负责人是王开祥和杨同林，都是学校的老师。永铭和杨同林是朋友。被遣返的人员都被接回来了，住房被占了的要腾出来归还原主，回来的人员都回原单位原职原薪。永铭曾问过杨同林：“为什么没接回
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变化的速度也快得惊人，我在农村只呆了3个月，颇有隔世之感！
永铭说：“你完全可以去找群力中学，它当初解雇你，就是执行的资反路线。”我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原住房，回来住哪里呢？铁中西门口的房子本来就不是宿舍，已经被铁中收回去了，我们现在都不是铁中的人，铁中不可能把房子还给我们。东边那间小屋早就摇摇欲坠了，即使现在还没有倒塌，也没法住了。”我真后悔，当初在铁中工作了八九年，有过几次分房的机会，如果当时要上一处宿舍，远离铁中，铁中的红卫兵决不会专找我这个已经离开铁中的人的麻烦了，现在也不至于无家可归！永铭说：“只要解决了回迁问题，住处定能随之解决。”
永铭不了解群力中学的情况，今天群力也不上班，应当先找一位同事，探听一下群力的现状，做到心中有数。但是找谁呢？我想到了教导主任刘振华，运动中，她是仅次于我的一个受害者，当初我们彼此都有过好感，斗争她的时候，她的罪状之一就是曾极口称赞过我的教学。我想， 现在应是同病相怜，她大概不会因我的拜访而不快。于是我在永铭家吃过中午的面条后，到国棉三厂宿舍去访问刘振华。
我的判断没错，刘振华像老朋友一样接待了我。她表示了对我的关心和同情，告诉我她也被遣返了，她的丈夫牟先生是工商局的干部，运动中并未受到冲击。但牟先生甘愿辞职随她一道回乡。这次反资反路线中，工作组那个姓冯的才把她全家接了回来。她说：前一阶段群力中学大部分教师都遭到了批斗。在反资反路线的时候，所有的受害老师都起来清算工作组的罪行。那些追随工作组的“积极分子”们都受到了批判。她特意告诉我：那个自称是“群力中学的姚文元”的姓姜的病死了。还有一个姓宋的打手，为了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纪念日”，带领学生去游泳，一去不回，被淹死了。她说：“这也算是恶有恶报吧！现在群力是造反派掌权，革委会主任是刘仁民，你去找他，他会照顾你的。”
我很惊讶，刘仁民居然能夺权和掌权！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与政治不沾边的人物，放荡不羁，不拘小节，有点名士风度。将近40岁了，还是单身。每月的工资都维持不到月底。最后几天往往是连买盒廉价烟卷的钱也没有了，不是找人借钱买烟，就是伸手要烟抽。整个办公室的烟民们都不得不帮他度过那几天。他比较愿意和我接近，他知道我的抽屉里总有烟，我上课的时候，他常常很随便地拉开我的抽屉找烟抽。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是一个受尊重的人，现在居然也能领导大家了，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吧！
告别刘振华回到永铭家来，永铭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住宿的地方，他说：“我去找了王建，他家很宽敞，正好他爱人搭夜班，你暂且住在他家里。”
在铁中时，我和王建没有私交，只有工作关系。不像和永铭经常在一张桌上就餐，有过较多的接触。虽然我们被一同送去教养，在劳教所不在一处，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如此泛泛之交，现在去叨扰，心里颇觉不安。及至见到王建，毕竟是患难朋友，他的慷慨热情，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王建住在父母家里，房子高大，建筑考究，陈设颇具大家气派，绝非小户人家可比。我俩同榻而眠，彼此袒露心迹，谈了许多各自的阅历。我俩年龄相仿，他小我两岁，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西安的时候，恰好他也在西安，共同的往事，就更加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就是那时参加了青年远征军。
王建是山东大学文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铁中的。初来时担任历史课，深受学生的欢迎。解放初期，铁中的师资阵容极为整齐，各科都有学养深厚的老教师。王建作为青年教师，与资深老教师相比亦不逊色。因此，在语文教研组组长张可为被提拔为副教导主任后，由他接替张可为的课程和组长职务。
王建参加青年远征军，本是一个热血青年激于民族大义、投笔从戎的爱国行动，应该是一段值得赞扬的光荣历史，然而在“肃反运动”中，那段历史竟变成了他的沉重的包袱，被作为重点对象加以批斗。“整风补课”中又被打成“右派”。在劳动教养期间，开矿塌方，他被压在大石之下，险些丧命，被轧断了腿，好在经治疗，不曾落下残疾，现在仍能拉车，真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第二天上午，我走进群力中学，直奔革委会办公室，找到了刘仁民。刘仁民不像过去那样洒脱了，显得十分拘谨。看来他这个“官”不好做，本身没有政治资本，又不是“圈儿”里的人，不知有多少只眼睛在盯着他，那些暂时失势的红五类，谁能真心服气？这是可以想见的。他答应尽力给我帮忙。他坦率地说：“不过这事我作不了主，要听区里的。区里成立了一个‘遣返办公室’，专门解决遣返方面的问题，我给你写个介绍信，证明你是咱校的老师，你去遣返办公室办个手续，按规定：凡是没迁回户口暂留青岛的遣返人员，由遣返办公室出具证明，原单位借发每人每月6元的生活费，并且可以到指定的粮店去借购一个月的口粮。你办回手续来，学校就给你发生活费。”
我拿着介绍信走出办公室，院子里有几个熟悉的面孔，看见我连忙避开目光，转过脸去，我不免有所感触：尽管形势有所变化，实质上一切依然如故，衡量是非的天平并没有摆平，我和别人还是不能等量齐观，永铭未免过于乐观，我预感到回迁的希望十分渺茫。
区委这座楼我太熟悉了，只要走上这条熟悉的路，我就发怵，我是来摇尾乞怜，然而这里没有同情与怜悯，有的只是冷冰冰的面孔、硬梆梆的话语、轻蔑的白眼，这种屈辱的日子何时了啊！我的命运为什么老是拴在这座楼里，总也挣不脱？
遣返办公室设在一楼，迎门拦了一排办公桌，把上访人员和工作人员严格地隔离开，办公桌后面坐着几个态度冷峻的干部，办公桌前立着许多和我一样卑微的人，在低声下气地诉说着什么，恳求着什么。我递上了群力中学的介绍信，一个干部接在手中，像审问罪犯似的问明了我的身份和遣返前后的情况，然后掷给我两张便条，是准予借支生活费和借口粮的证明，总算是顺利地办妥了手续。我壮了壮胆子问：“什么时候能办回迁手续？”他不耐烦地说：“等调查核实清楚，我们按政策办。”我不甘心就这样离开，又诉说了我当前的困难，请求尽快予以解决。他一摆手说：“等着，有了结果通知单位。”
我返回群力请刘仁民在借支生活费的条子上签了字，就到总务处来。屋里只有会计陈鼎安一个人。他很关切地问了我离开学校以后的情况，他讲了一些学校的现状，多是刘振华已经谈过的内容。他说：“刘仁民没什么权，不过他还在台上，至少不会起反作用。你应该经常去遣返办公室催催，现在的事就得自己抓紧，办事的人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该办的事也没人主动地去办。”
告别陈鼎安，我匆匆走出校门，远远望见殷清泉立在街角，我走近他时，他拉住我说：“我见你来了，在学校里说话不方便，走，到我家去好好聊聊。”他是特意在这里等着我的。他首先告诉我，我写的一卷毛笔字，他还珍藏着。运动一开始，他就用衣服一层层地把纸卷包裹起来，居然逃过了抄家者们的眼睛。我听了又惊讶，又感叹！
殷清泉是生物老师，也在教导处帮助工作，工余之暇喜欢练练毛笔字。我们只有泛泛的接触，并无深交。我写的那些字既不是条幅，也不是精心用意写出来的，那是去年暑假，教师轮流值班，我和他是一个班，他拿出一卷毛边纸来，摆开笔砚，让我写，我随便写了几个字，他不肯罢休，一定要我给他写几幅，我给他默写了几首毛泽东的诗词。在那些年月只有写毛诗不担风险，如写其他的诗文，不定会闯出什么大祸来的。听说山东大学一位教授在小本子上抄了几首唐诗，其中有杜甫的，也有李商隐的。反右的时候有人发现小本子里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东风无力百花残”等诗句，认为是他的“变天帐”，“国破山河在”是思念蒋家王朝，“东风无力百花残”是恶毒攻击“东风压倒西风”和“百花齐放”的方针。据此他被定为“极右分子”。这类教训是人人都熟知的，所以人们就只能写毛诗。
我没有想到我随便写的几张毛边纸，他能冒着危险珍藏到现在，虽然那卷纸里没有我的署名，但我的笔迹有许多人能认识，一旦被人发现，珍藏右派分子的字，罪莫大焉！他珍藏的不是我的字，而是他对我的一片深情！今天又在这里等着我，特意邀我到他家去做客，这种热诚，是我在非右派的熟人中还不曾遇到的。我不禁想起钱起的一首诗来：“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始怜幽竹山窗下，不减清阴待我归。”此情此景，何其相似乃尔！然而我又岂能与失意的钱起相比？他是安然退隐的高士，我是多灾多难疲于奔命的贱民！
下午，我到大学路去看望果泽生，我们已经一年多不见面了，我的出现，使他又惊又喜，他说：一年来他多次拉车经过我的家门，先是总见“铁将军把门”，他停下车来，在窗户上往里望望，见一切依旧，他就放心地走了。后来发现已是人去楼空，又无处打探我的消息，所以一直为我们一家人的安危担着心。他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撒开，急切地问我运动以来我的处境。我详细地叙述了集训、解雇和遣返前后的情况。当他听到我自杀未遂的时候，恨恨地批评我说：“你怎么能干出那样的傻事？我想不到你能那样糊涂！哎呀，太糊涂了！”我笑着说：“以后遇着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也不再选择那条路了，我一定要看完这台‘戏’！”他这才又高兴起来了，说：“我想你们的回迁问题一定能解决，这次反资反路线的决策还是英明的，七斗八斗把人心都斗散了，不收揽人心，还能不闹出大乱子来！”
他的境遇没有变化，和永铭一样，仍然在大车队拉大车。凡是远离文教界、从事体力劳动的右派都不曾遭受二茬罪。
只要到了老果家，我就走不脱了，他一定要留我吃饭。从王村回来到运动开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有过频繁的交往。不仅我到他家走不了，就是宗和或孩子到他家，也照样不许走，非吃饭不可。我和宗和都很过意不去，却总也拗不过他，他的力气大，拉住我不撒手，我就毫无办法了；有时他还会瞪起眼来，板起面孔，好像要和我打架似的。但是这种交往却是来而不往的。他拉大车有时经过我家的门前，也常把车停下来，进屋坐坐，喝杯水，留他吃饭，他是坚决不肯。我深知他是体谅我失业在家的困难。及至我在群力中学代课时，家门常锁，他就只能在窗外望望了。在他身上找不到客套、虚假、总是一片真诚。他爱人姓宿名珍，是二中的语文教师，也是右派，同病相怜，我和宗和很自然地就是她的朋友了。
宿珍很会做菜，口味好。使我惊讶的是她家鱼肉不断，且很丰盛。我纳闷：他家的日子为什么总比一般人家过得好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一直得到宿珍娘家的资助。宿珍的父亲是资本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思维敏捷、颇具洞察力的学者，身不从政却深谙庙堂经纬，对解放以来的政治走向有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准确的判断，能未雨绸缪，善于应对不时的变故。因此他的家庭不曾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能维持较平顺的生活，也就有力量支援女儿了。
老果不仅留我吃饭，而且留我住宿，我无法推辞，只好难为他们一家子了！他家实在太不宽绰，这座外观很漂亮的二层小洋房，原是一家的别墅，现在挤住了10户人家，老果的两间鸽子笼似的小屋，一间大的不过10平米，小的只有6平米，他有两男两女4个孩子，平日男孩睡大屋的地板，女孩住小屋，今天把小屋腾给我，女孩也只好睡地板了。这种挤窄的情况并不是他家所独有，而是青岛老百姓家庭的普通现象，车库、仓库、地下室都变成了住宅，家里不搭吊铺的人家就不算太窄憋的了。青岛有的是豪华住宅、玲珑别墅，但与老百姓无缘。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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