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人格的再降落
宗和病愈后很快赶来了，铁二小革委会在托儿所楼上为她安排了一间住室。我也就结束了流浪生活，住进了铁二小。听说铁中要招回“六六届”的毕业生“复课闹革命”，并补发毕业证书。小滢正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于是我们写信把小滢叫了来，农村只留下了男孩小潜托付三嫂子照料。我们三口就在铁二小安了家，每人每月都可以领到6元钱的生活费和借购口粮。我经常硬着头皮到遣返办公室去催问，得到的答复是“回迁问题已经冻结，等待新的政策下达后处理”。尽管回迁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我们不愿意放弃这渺茫的一线希望，只能等待，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的安排。
文化大革命中，事事没有章程，计划总赶不上变化，铁中的所谓“复课闹革命”只是一阵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也不曾发什么毕业证书。
三个人凭18块钱的生活费是无论如何维持不下去的，总得想想别的办法。但是在这铁统的江山中政府不给安排工作，就不会有任何生活出路，何况我们还没有城市户口。我去向永铭讨教，他说：“唯一可干的就是去拉崖儿。”也亏他是个拉大车的才会想到“拉崖儿”这样的行当。所谓“拉崖儿”就是帮助拉大车的把重车拉上坡去。青岛是座山城，马路有起有伏，忽高忽低，坡道多。当时青岛市内运输货物的主要工具是人力地排车，俗称大车。拉车的碰到难爬的坡，不得不破费自己的血汗钱，雇一两个拉崖儿的帮他把车拉上坡去。拉小坡5分钱，大坡1角，这是明码实价。拉崖儿的都是郊区农村的十几岁的半大小伙子，很少有成年人。
我没想到我已经沦落到应该加入拉崖儿的行列里了，乍听永铭这样说，我心里腾起了一种被侮辱的愤怒与痛苦，冷静下来想想，已经别无选择了，不禁一阵心酸。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我却不得不为五分钱低头！
第二天清晨，我带着永铭给我的一条拉车用的车襻离开家。为了吃得饱一些，耐久一些，我到豆浆馆去吃油条和不加糖的豆浆。油条3分钱一根，豆浆3分钱一碗，我买了4根油条，一碗豆浆，共1.5角钱，这是“开张”不得不支付的一笔开支，应该叫作“投资”吧，总算把肚子填饱了。我不好意思到大马路上去找生意，尤其要避开那些容易遇到熟人的路段，我向偏僻的孟庄路、青海路一带走去，这是通向大港码头的重要通道，过往的大车多，有几段不很陡的坡道，拉崖儿的机会较多。
马路牙子上早已坐了一拉溜儿拉崖儿的，一个个衣衫褴褛，囚首垢面，污黑的脖子，乌鸦爪子似的手，好像一群小叫化子，每人肩上搭着一条襻带，这是拉崖儿的幌子。我既然来干这一行，就得学他们的样儿，坐在他们的身边，把襻带搭在肩上亮出我的“招牌”来。孩子们用惊疑的目光打量我，过往的行人也不免要多看我几眼，一时我变成这一路段的一个奇怪的展品。尽管我的衣服也很破旧，然而坐在小叫化子中间，依然像个“绅士”。我感到可悲，也感到可笑，我心里想：打算引人注目，出风头，获得“鹤立鸡群”的效应，这大概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一辆辆的大车过来了，每辆车几乎都有固定的搭档，彼此不用打招呼，车照走不误，搭档的车襻已经熟练而准确地挂在车上了，别的拉崖儿的决不来争买卖，这也算是“行规”或“道义”吧！那些没有固定人选的车，则往往是减缓了速度或索性停下车来，拉车的用眼睛扫瞄这些拉崖儿的，从中选择对象。拉崖儿的则一窝蜂似的拥上去，巴结着去抢生意。起初我还放不下那“绅士”的架子，去涎着脸儿让拉车的“相面”。这种“清高”只能使挣5分钱的概率等于0。我不得不放弃这种守株待兔的愚蠢，横下一条心来告诫自己：“当妓女就不能羞羞答答！”干什么就要像什么。于是我也“当仁不让”站在孩子们一起听凭选择。我的个子比他们高，我比他们更显眼，这是我的优势。拉车的也十分注意我，投在我脸上的目光的时间总比投向孩子们的要长得多，然而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我。直到马路牙子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才能“垄断”一次5分钱的买卖。
第一天上午，我拉了4趟，挣了两毛钱。我很满意，中午的饭挣出来了。我到小饭铺去买一碗清汤面（不加佐料的白水煮面）8分钱，买两个火烧，5分一个，共计1.8角，还有两分钱的盈余。餐桌上有不用花钱随便取用的酱油醋可供我调味。
开张的第一天还算顺利，挣够了一日3餐的饭钱。但并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好运。有时消磨了一天的时间，只能拉5、6趟。我本来是一个珍惜时间的人，上厕所都手不释卷，现在我变成了时间的最大浪费者了！时间就是生命，我浪费的是我的生命，是有去无回的年华，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生命阶段！
逐渐我的脸皮磨厚了，不再坚守在孟庄路和青海路，也到别的马路上去找机会。有一天到了辽宁路和热河路交叉处，热河路是一个长坡，我还不曾尝试过长坡的滋味，翻一番的价格吸引着我去试试。终于等到了一个受雇的机会，没想到我的体力竟如此不济，拉到半坡，我已经喘得胸口都发痛了，浑身出透了汗，但我不敢稍事松懈，只能拼命挣扎。拉车的歪过头来瞅着我，用半责备、半教训的口吻对我说：“看你也不像个拉崖儿的，肚里没油水，哪儿来的力气？我告诉你吧，晌午饭去吃上半斤猪头肉，你就有力气了，你去问问那些拉崖儿的，哪个不是猪头肉管饱？别看那些黑猴儿们显得比你还穷，在吃上，比你舍得花钱！”
那时候猪头肉最便宜，熟猪头肉只卖6毛钱一斤，生猪肉还需要七、八毛钱呢！所以猪头肉确实是贫苦劳动人民的主要肉食。我相信他的话，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但我哪儿有消受半斤猪头肉的条件？
车子拉上了坡顶，当我从他手里接过那一毛钱的时候，不免有点儿惭愧，他一定惋惜这一毛钱花得太冤了！从此我不再敢问津长坡。
有一天，我真像“花子拾金”似的惊喜了半天，拉了一趟车居然挣了1块8毛钱！那是一次特殊的机遇。马路牙子上只坐着我和两个孩子，走过来一个中年汉子向我们招手说：“你们都过来。”我们立刻跳起来凑到他面前去，他说：“我搬家剩了几件东西，我借了一辆车，你们给我拉过去，路不远，过两条马路就到了，给你们5块钱，干不干？”我们齐声应道：“行。”我心想：不要说不远，就是拉到沧口去我们也高兴。显然这人不知道行情，一块钱我们也乐乐颠颠地给他拉啊！
屋里已经搬空了，只剩了一口大水缸、一个高低柜和一只碗橱，都是空的，很轻巧。我们把这3大件抬上地排车，估计不超过300斤。我们拉崖儿的车多是煤车，足足1千斤。300斤的车3个人拉，和拉空车差不了多少。我们装好车，捆扎停当，我抄起车把说：“我驾辕。”3个人高高兴兴拉起车跟着他走，没用了半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了，我们卸了车，又替他一件件地抬进屋，按他的要求摆放好，他很满意，掏出一张5元的钞票交给我。我们出门后，我说：“这么办吧，你俩每人1块7，我拿1块6，正好。”一个说：“那不行，你驾辕，该多拿。你拿1块8，我们各得1块6，正好。”我说：“这么轻快，还分什么驾辕不驾辕，1块8和1块6差距也大，不好。我比你们大，你们得听我的。”另一个笑着说：“你不能大压小，我们是两个人，你一个人说了不算，听我们的。”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僵持不下。我们到一个小卖部去把5元钞票换成零钱，被一个孩子一把抢去，扔给我1块8，他俩笑着跑了，还回过头来向我做鬼脸儿，露出胜利者的得意。我心里叹道：穷孩子也有情有义！
一位过去的邻居王宗相为小滢找了个拣花生米的临时工作，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王宗相是杭州路煤店的会计，我们住在铁中西门口的时候，他住在隔壁。他听说我们回来了，处境极困难，就主动来看望我们。他说：他在沧口粮油二库有熟人，可以介绍小滢去捡花生米。这真是雪里送炭，在友断亲疏、人情冷淡的时候，一个并无深交的邻居能如此热情关照，我们的激动和感激，真的是很难表述的。从此小滢每天到沧口去上班。
一麻袋一麻袋的花生米倾倒在一张大案子上，拣花生米的临时工们围坐在案子周围，把饱满合格的花生米扒到自己胸前的筐里，把不合格的秕子扔向另一个筐。拣满一筐就交由验收人员去验收，按筐计件发工资。拣花生米的临时工都是这里的季节工、家属工，多是结了婚的家庭妇女，也有姑娘，年龄都比小滢大，大都是捡花生米的老手，动作熟练、快速。那些姑娘们和验收的小伙子们厮混得很熟，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有感情，因此验收员们对她们比较照顾，筐不满也算一筐。她们就可以轻松地每月拿到三四十元。小滢是生手，动作慢，又怕返工，不能不加倍仔细。工作并不沉重却很紧张，一个月只能挣20多元。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笔收入了，正是这笔收入支持着我们在青岛过了一年多的艰苦岁月。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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