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对作战之术颇有研究,精于打仗。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林彪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仅次于朱德、彭德怀,位居第三。十大元帅的平均年龄是57岁,林彪年龄最小,只有49岁,毛泽东称林彪为“少帅”。这是党和国家对林彪的战术的高度认可,也是对林彪做出的军事业绩的最高褒奖。
除了精于作战之术,林彪对医身之术、攻心之术、弄权之术也颇有研究,但由于医术平庸险些命丧黄泉,由于心术不正导致臭名昭著,由于玩弄权术最终自取灭亡。林彪研究医术,虽无强身健体之实,却有强身健体之名,于国于民也无大害处;而他研究心术和权术,并用来指导他的叛党叛国活动,则完全是祸国殃民之举了。
研究医身之术
林彪对医身之术,研究的主要还是中医,而他研究中医是由一个笑话引起的。
那是1931年夏的一天,林彪和随行人员来到一家豪绅的住宅,发现地上散落了很多被丢弃的纸包。警卫员拾起一包打开让林彪看,林彪仔细看了看,又用鼻子嗅了嗅,高兴地说:“这是高丽参,是大补的补品呀!”战士们听说这是大补的补品,遂打了几只野鸡杀掉后,放了约一斤高丽参一起炖,炖出来的野鸡肉发黑,味道很苦。战士们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野鸡肉吃了个一干二净,连鸡汤也喝了个精光。不久,战士们开始流鼻血,有的战士断断续续流了好几天才止住。
林彪听说这件事后大笑不已,他笑战士们怎么能一下子在锅里放那么多的高丽参呢。笑过之后林彪想,战士们不懂中医,才闹出了笑话。现在战事频繁,部队缺医少药,何不自己看一点中医书籍,必要时也好给战士们治一些常见病。林彪以前收集到一些中医书,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每到空闲时,他就看起中医书来。久而久之,林彪也懂得了一些中医知识了。部队战士中有些常见病,林彪也可以开方子医治了,他还真的治好过一些战士的病。
自己生病时,林彪也常开一些中医药方,包括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东北。由于弹伤损及中枢神经,林彪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落泪,见水拉稀,但他并不相信医生。中医、西医反复会诊,认为他的五脏六腑都没有问题。林彪就自己翻医书,开方子吃药。有一天他指名要吃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打平津战役时,他就再没提出要吃腊肉了。
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作战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一个治失眠的中药方子,就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服药直接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他喝完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负责林彪生活和警卫的王本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再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林彪笃信中医理论,对吃不很讲究,不吃鱼肉,不吃精米。他对食物不讲究味道,而只在乎热量和温度。热量由保健医生掌握,温度则必须达到烫嘴的程度。林彪喜食白菜,但吃法很特别,不让切,不放盐,不放油。厨师为此想了好长时间就是想不通,林彪告诉他:“这是我发明的偏方,可以治植物性神经紊乱症。”至于效果如何,林彪却从不管。
林彪经常抱着一本厚厚的药典,手拿放大镜,字字揣摩,然后别出心裁地自开药方,让医生制成药丸吞服。林彪饮用中药是这样的:中医专家会诊后,都开一个处方,然后,他把每一个专家的处方一一审看,并把众方化裁加减之后,他重新写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已经不再是哪一位专家的处方,而是他所化裁的中医处方,按照他的处方取药煎给他。在这方面,林彪有第六感,谁删改药方或增减药物,他马上就能发觉。一次,叶群吩咐医生在他的药丸里放了一些营养药。林彪刚放进嘴里,便立即吐了出来,大叫:“有毒,有毒,有人要害死我!”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有了保健医生,医疗条件是相当好的,但他还是经常自己开方治病。有一次,林彪给自己开了一副药方子,吃下去不久就肚子痛,接着开始拉肚子,几乎虚脱,直到医生来治疗,才见好转。原来,林彪竟异想天开地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往方子里下砒霜,结果砒霜过量,险些闹出人命。
研究攻心之术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拒绝去朝鲜打仗,就开始小病大养,长期蛰居幽室。除了研究一些中医外,林彪更注意的是研究党内政治气候,揣摩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心理、动向、好恶。林彪没有“一贯反对”毛泽东,也不是他自称的那样“一贯紧跟”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交往中,林彪深深地体会到了毛泽东深谋远虑、料事如神、绵里藏针、出击必胜的斗争艺术,感觉到毛泽东的超人谋略。林彪对毛泽东做出了许多判断和推测,充满了恶毒、讥讽和近似谩骂的语言,与他表面的虔诚截然相反。
我们可以从林彪在书中隐隐约约、欲断又连、既明且暗、时露时潜的小注、眉批中,找到林彪揣摩、分析毛泽东的心理、“研究”毛泽东的“成果”。
林彪在一张散页的《新华报》上写了一段诋毁毛泽东的话,贴在一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的书中: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在一本《学文化辞典》中“个人崇拜”的条目旁,林彪写下了他心目中的毛泽东: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封底,林彪写下了怎样对付毛泽东的体会: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在一本《辞海》扉页上,林彪记下了另一段对付毛泽东的话: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在一本《毛主席语录》扉页上,林彪这样猜测毛泽东的内心: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通过对毛泽东的“研究”,林彪明白,自己更新、更高的追求,既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轻而易举。为此,他选择了一个最佳位置进行尝试,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最高明的途径攫取权力,即发动对毛泽东的歌颂和忠诚,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功绩,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无人可比的威望,人们把对毛泽东的赞颂视为十分正常的事情。林彪遵循他对攻心之术的研究“成果”,把正常的颂扬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狂飙巨澜。
1959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没几天,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别出心裁地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题写的三句话、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发挥成为“三八作风”,作为检验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之后,他又接连发明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响亮口号。这年春天,林彪到基层连队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在1962年1月至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因为不满意罗瑞卿找人写的讲话稿,便自己拟定了提纲,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过去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林彪下令《解放军报》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1964年5月他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毛泽东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在全军发行,在全体官兵中掀起了学习运用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到“文革”中,《毛主席语录》竟成为 “红宝书”,被奉为圣典。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用大量的篇幅来吹捧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鼓吹在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正式确认。全会公报充分发挥了林彪的“顶峰论”、“天才论”的精神。
“5·18”讲话后,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前线指挥的关键任务交给了林彪。1966年8月12日,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名列第二位,成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铁腕人物。13日,林彪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他的“三罢”政策: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思想政治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对于林彪如此吹捧毛泽东,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宴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席间,陈毅一语中的:“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邓小平也曾说:“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
研究弄权之术
林彪对弄权之术的研究“成果”也主要在“5·18”讲话中体现出来。谈到对政权的认识,他说: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
在林彪的心里,政权是一切: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那就是糊涂了,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而夺取政权,最主要的就是政变,林彪在会上大谈特谈政变,关于政变的内容,占了整个讲话的一半篇幅。林彪先从国际和中国历史两个方面讲了政变的状况: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3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4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这些历史上的政变,应该引起我们的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关于政变的形式,林彪讲道:
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对于怎样搞政变,林彪的研究结果是:
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林彪用他特有的语言和风格,道出了政变规律性的东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变”理论,令与会的常委们大吃一惊,被称作“政变经”。
林彪从什么时间开始研究弄权之术?研究弄权之术有多长时间?一直是个谜。研究者指出,从1960年到1964年,林彪整整花了4年时间潜心研究宫廷艺术。林彪请人讲解历代更替兴衰、军阀混战、名人奋斗、枭雄突起的过程和细节,反复阅读开国皇帝、各代奸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他们怎样利用矛盾、勾心斗角以及驾驭、使用下属的谋略和权术。林彪还特别注意研究历代宫廷政变的方式、方法和规律。林彪颇有心得地对叶群说:
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专诸这样的刺客也最难最难最难。
林彪对弄权之术的研究真是到家了。
林彪喜欢读书,在延安的时候就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他一次讲话就能把政变讲得“头头是道”,说明了林彪读书,特别注意的是些什么地方。忠厚耿直的朱德曾说:“谁说他不读书不看报,他读的书比大家都多,只是专在字缝里找文章,把经念歪了。(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