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痒：胡温新政的历程回顾与前景瞻瞩

前 言
简述一下本文主要内容与大致结构，以方便阅读。
本文以二零零八年的中国回顾开篇，由零八年中国社会热点事件分析中国面临的形势，回顾了胡温新政在零八年的主要工作及六年来走过的历程。从多角度对胡温新政进行历史定位，初步分析其目标。
文章的重点是根据邓小平曾着重强调过的三个论断，分析胡温新政所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
即由‘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首先是高层’这一论断，分析胡温新政面临的领导体制调整完善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课题；
由‘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失误在教育’这一论断，分析胡温新政面临的解除社会精神危机与打造中国价值课题；
由‘经济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及‘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这一论断，分析胡温新政面临的解除土崩之危与壮大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中坚力量课题。
全文共七个部分，总计二万五千余字。
第一部分、零八年的中国：回顾与检讨（第01-第04页） 简略回顾零八年的主要成就，重点是分析中国社会若干热点事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天地交攻、上下夹击、内外围困。
第二部分、零八年的胡温新政与胡温新政历程回顾（第04-第07页） 着重回顾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的创立完善过程
第三部分、胡温新政的历史定位与目标简析（第07-第10页） 从多角度分析了胡温新政所处历史时空定位及其目标
第四部分、胡温新政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领导制度的调整完善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第11-第15页） 重点分析了新老交替制度
第五部分、胡温新政面临的第二个重要问题：解除精神危机打造中国价值（第15-第17页）
第六部分、胡温新政面临的第三个重要问题：解决土崩之危 （第17-第19页）着重分析了善用‘损’‘益’分而治之缓解问题与根本解决之道
第七部分、简略结语：前景展望（第19-第20页）谈胡温新政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
本文是第十四稿，与初稿相比，删掉的部分主要是由国家主席制度谈领导体制调整完善，以及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等等。这两部分篇幅较大，均可以独立成文。现分别列有文章大纲附录于本文之后，以供参考。
2009年2月21日
湘潭市湘潭大学校园宾馆
七年之痒：胡温新政的历程回顾与前景瞻瞩
副题：零八年的中国诊断报告与中国世纪宣言书
一、二零零八年的中国：回顾与检讨
二零零八年可谓当之无愧的中国年。如果二十一世纪真的是中国世纪，那么零八年就是这个中国世纪真正的开局之年。
八月份，北京奥运会以盛大完美的成功展现了中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国际形象，加强了它全球领导有力竞争者的地位。
九月份，金融大风暴带来了华尔街大崩溃并迅速蔓延全球。直到现在，形势仍在恶化，危机继续纵深发展，最终有可能摧毁美国领导的现今世界秩序体系。中国对危机迅速地采取了积极措施认真应对，力度之大，步骤之有条不紊，好象早有预案。中国的胸有成竹与西方世界普遍的惊慌失措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全球携手共渡危机提供了急需的信心、勇气、希望。
十二月中旬，北京举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将一年来全国各地持续不断的总结、纪念、庆祝活动推向高潮。中国全面展示了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系统总结了成功经验。
如果再充分考虑中国在这一年里战胜两场特大自然灾害所展示的巨大力量、非凡勇气、惊人能力和已取得的辉煌战果，人们就更有理由确信，没有什么困难挑战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然而，在荣耀背后，这一年中国社会里的某些暗涌潜流也接连出现，它们同样引人关注。
零八年初，中国南方长时间持续遭遇特大暴风雪灾害。各种交通工具、道路、电力通讯设施、数以亿计春节返乡人潮等等，全都长时间大范围地被恶劣天气所堵塞、包围、中断，陷入瘫痪境地。
五月份，更大的灾难降临了。西南的四川汶川地区爆发里氏八级以上特大地震，大半个中国被震撼。灾难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空前，堪比一场大战争，全世界都被震惊了。
半年里自然界给中国制造出天地交攻灾难场景，这是否就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著《周易》里‘否’卦所指示的现象呢？观察这一年里中国社会的热点事件，也许会发现，自然界展示的灾难，的确具有中国古人所谓天象示警的意义。
中国社会在这一年里，类似这种由于‘天地悬隔，阴阳不交’而导致冲突危机大迸发的事件，实在要多于往常。这一年中国现有的社会秩序制度体系价值体系等，某种范围内不同程度上，都处在上下夹击内外围困的形势中。
零八年的中国底层社会里，有三起个体事件曾引起全国广泛注意和议论。
地震灾难发生不久，震区有位青年教师就写了博客文章，他用个人价值至上观念的文字，为灾难来临时他的自救行为辩护，并与批评者公开论战。他的言行对道德底线和社会责任价值的破坏力似乎被无限放大了，他坚持自己观点拒不认错的态度更令公众震惊，激起了广泛的愤怒批评，也令他自己陷入困境。非常时刻，他的言行被视为对社会价值体系公然挑衅。
六月底七月初，一位青年公民在上海市某警局内接连砍伤杀害多名警务人员，案件震惊全国。事件显然超出普通刑事案件范畴，由于行凶者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并非具体受害者个人，因而带有公民个人以极端方式对抗社会制度体制的含义。
在中国农历年的十二月初，中部地区的湖北随州某位废品回收业者，再次以一日内连杀八人的特大案件血惊全国。而案件最后所指向的，可能正是中国文明传统中最核心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三起事件当事人都只是身居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公民。如果仔细地观察，他们都并非是身居底层而又缺乏社会竞争力的完全弱势群体成员，他们更象大多数底层普通人一样，具有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条件和改变自身现状的强烈愿望。但是，在个人各自遭遇不同的挫折时，他们都没有选择其他途径去释放压力或解决问题，而共同采用了以激烈对抗言行表达的方式。他们的言行因此具有某种代表性意义，三起事件都引起社会广泛地关注、持续地讨论思考，并非偶然。

与三起个体事件相比，这一年里，三起群体事件同样引人关注而且意义显然更加重要。
在云南孟连、贵州瓮安、甘肃陇南，西部贫困地区先后发生了三起震动全国的公众与地方政府对抗事件。
事件的规模和严重程度都是多年来少有的，而起因则轻微或意外得令人惊讶。一触即发的情形令人惊觉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处理事件所获得的新经验教训；事件所展示的中国社会某些新矛盾新特征；互联网的参与及作用等等，都引起人们广泛地讨论深入地思考。
这些个体与群体事件表明，中国底层社会遭遇社会挫折的机会越来越多，却缺乏相应的社会救助以缓解疏导；他们要求改变自身现状的要求强烈，但未必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利益表达渠道稀少且不畅通，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回应。这些令他们容易选择冲撞对抗方式乃至极端言行，以引起应有的重视与回应。而社会维稳机制应急处理机制也似乎难以适应新形势，不足以有效及时应付冲击。
个体事件也许带有偶然性，只是个人行为，与当事者个人特定的性格、家庭境遇、成长经历等有更大关联；甚至群体事件可能也仍是小规模的、缺乏有效组织的个别事件。它们未必昭示社会面临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对它们不给予足够关注，不及时采取有效对策防止类似事件重复发生乃至蔓延，那么它们变成有组织的大规模社会系统性风险，时间就并不需要太久了。
作为中国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群体，作为现有社会秩序体制最主要受益者，零八年他们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表现呢？
年初两会期间，上一年度首富对《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权益条款公开表示异议，引起广泛注意与争议。
年中，随着持续高涨的房价开始出现回落，房地产商为高房价辩护的声浪更加高涨。同时，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托市救市，共同向中央宏观调控施加压力。这些都引起大范围讨论。一些地方因房价下跌引发冲突事件也引人注意。
毒奶粉事件中的企业行为和抗震救灾时某些知名工商界企业及富豪们的吝啬言行，引起社会公众对富裕阶层社会责任的大讨论。
年底，深圳发生了中央某部委派驻地方官员涉嫌公开场所对未成年人行为不检事件。该官员在事件中所表现的特权思想和狂妄言行，令全国震惊；同样是在先富典型代表地区的深圳，一起因娱乐场所火灾导致死伤多人事件暴露出来的官商勾结内幕也引人关注。
年末，最高法院副院长腐败案，年轻的首富夫妇涉嫌经济犯罪双双被拘捕调查案件，都在全国引起震动与议论。
底层社会典型事件大多发生于贫困欠发达中西部地区，而上层社会热点事件几乎全部来自先富地区。这些先富地区的热点事件表明，既得利益群体开始对现行秩序体制更多公开表达不满，充分运用自身能量施加压力影响，他们的某些腐化行为也引起社会更大的反制，双方利益一致空间在缩小，出现紧张关系升级扩大的趋势。
零八年中国社会秩序遭到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上下夹击并非偶然，它们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只是这一年里表现得更集中突出，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趋势更加明显。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有时甚至会并肩共同施以攻击（如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但从整体上看，双方的鸿沟、对立、对抗、敌意，远大于它们对现行秩序共同的不满与抗议。它们对现行秩序寄予了基于各自利益的更多期待，而非更多失望乃至绝望。暂时的分而治之，仍可有效缓解问题从而争取到解决问题所必须的足够时间。
尽管如此，但它们终究是可以冲决社会秩序围堰堤坝的社会暗涌乃至社会洪流。从性质上来说，它们正是古人所说的‘天下之大患在于土崩’。
这是自然界造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之外，是全球经济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在局部区域内制造的堰塞湖之外，高悬在中国社会稳定进步头上的又一座堰塞湖。不管是采取加高加固堤坝扩大容量消融它们，或是修起导流渠道宣泄减压，人们都必须认真面对他们，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努力解决它们。
除了国内遭受自然界天地交攻，社会秩序经受上下夹击乃至有时局部的并肩齐推，零八年中国还继续承受着来自西方的挑衅，西方携同中国国内外的反对分裂力量，对中国展开持续已久也日益疲惫无力的内外围困。
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包围仍在继续，经济上的合围之势也在抓紧。
东突等疆独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分子，在新疆制造了新的流血袭击；而多个藏族居住地区先后发生有预谋有组织的暴乱事件，在ＣＮＮ等媒体的妖魔化报道下，则一度成为世界关注的大事件。西方甚至准备将西藏事件与奥运会挂钩以造成困扰；年底，萨尔科齐执意会见达赖试图引起中欧外交战，将这一年西方与中国的分歧坚持到了最后时刻。
随着台湾地区台独分离运动的暂时退潮，重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迅速与大陆展开历史性会谈，两岸关系展现和平稳定发展的新局面。西方借助台湾牌向中国施压实行干扰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借助西藏牌新疆牌（也许将来还会有内外蒙古牌、缅甸牌、巴基斯坦牌、朝鲜越南牌等等）来展开对华外交攻击的吸引力将逐年上升。
它说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偏见、恐惧、敌视，虽然早已不是主流，但并未消失。它也说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尚未做好准备。它们对如何用新方式来与中国打交道仍在探索中，传统的‘施压－－改变’模式仍沿用。使中国接受它们选定的位置，朝着它们制定的方向改变前进，这种思路仍旧有吸引力不会轻易被放弃。
但当西方只有西藏牌可用乃至一再共同使用西藏牌时，它们就连打台湾牌时所附带推销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都舍弃了。只剩下赤裸裸地分裂中国、阻挠中国崛起的破坏者形象，得到更加耻辱性失败结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从延安时代就开始熟悉这种挑衅的中国，是在这种行为由强变弱过程中，由弱变强成长成熟起来的。应付西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这种傲慢无礼行为，它显然更加胸有成竹熟练自如。中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但并不对挑衅采取对抗性反应，展示给西方的，是诚恳合作解决处理分歧的友好姿态。这是真正的强者充满自信完全成熟的外交姿态。
当萨尔科齐以欧盟轮值主席身份执意会见达赖时，受损的却只是中法关系乃至仅是萨尔科齐个人形象在中国公众里的毁灭。他试图激怒中国使中国以好斗形象展现给世人的愿望落空，反倒是他自己变成了出尔反尔的政治丑角。如果再联系到在这一年里，中国曾经因为龙的形象在西方观念中相对负面，甚至开始讨论是否要采取措施处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可以对中国充满自信的外交智慧与博大胸怀给予赞赏。一向好为人师的西方其实可以从中学到有益的东西。
中国在零八年里受到自然界天地交攻，社会秩序受到上下夹击，主权、安全、外交利益继续承受来自西方及其所指使的内外反对力量分裂力量的内外围困，这些，与零八年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一起，构成了零八年中国全景图。
盛大的辉煌常代表意味着高峰顶部，也是告别过去的最好方式。
外部的围困施压与内部的分裂力量，只会造成一时地局部困绕，所谓外患乃藓疥之疾，所谓天下之大患不在瓦解。甚至不用考虑过多对策，它们内在的矛盾危机有时会自动令它们烟消云散。但是，当它们与内部的土崩一起展现，与不无人祸因素所致的自然天灾一道肆虐时，则又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社会正重新站在历史起点上，处在重大转折关头。
在这样的时刻，带领中国社会重新高点起跳进入中国世纪，主导中国社会完成新转折重新拨正迈入未来和谐社会前进方向的，正是胡温新政。

二、零八年的胡温新政与胡稳新政的历程回顾
从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确立中国新领导层开始，胡稳新政逐渐成为观察中国社会最主要线索。
如果说零八年是中国世纪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局之年，那么对胡温新政来讲，这一年也具有同样重要意义。

梳理胡温新政在零八年的主要工作脉络，人们应该会对以下事件留有较深印象：
年初，政府机构改革以大部制试行为起点拉开序幕；贯穿全年的行政问责制风暴则震撼了平静已久的政坛；年底，中部地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先后获批，新的改革试验区全面推出。
十月份，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制定通过了胡温新政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未来详细战略规划，确定了未来中国社会前进路线图。
年初，全国范围内高潮迭起地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热潮；而后，带有初步总结进而充分思想动员意义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铺开；年终，学习胡锦涛同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活动，将持续一年的思想路线大调整继续推向前进。
一年来，河南湖南等省区市相继探索出台新的组织人事制度政策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中央组织部则以整顿组织部门工作作风为起点，连续发布组织路线调整新举措，把为胡温新政提供更可靠有力组织保障作为目标的组织路线大调整，尤其令人关注。

从以上简要梳理中，不难发现，胡温新政在进入第六个年头的零八年中，已逐渐由早期的理论思考创新、实践探索阶段，大踏步跨入到确立整体思路、制定详细方案、充分思想动员、精心组织保障，从多层面诸领域全面推进大力贯彻实施阶段。它主导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进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并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行动。
当然，零八年胡温新政的全面推进，是在重大事件接踵而来，既定方针实施节奏进程被频频打乱乃至被迫中断的情况下展开的。它们的社会影响与实践效果自然受到了巨大影响与冲击，甚至可说是被这些重大事件映衬冲淡到不留痕迹。

但是，在胡温新政进入七年之痒的时候，如果仔细回顾它六年来走过的历程，人们就有理由为在如此困难复杂背景下的零八年里，它全面推进的速度、规模所展现的信心、决心、勇气而感到振奋。
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只是确立了胡温新政在新老交替过渡期的领导体制。随后几年里，新老交替后续过渡过程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事件。在这样的过程背景中，胡温新政开始了它小心翼翼地试水、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步探索。
在初期探索中，胡温新政沉着领导了抗击意外降临的非典疫情，接连发布了农业税减免废止、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格、发放农业补贴等普惠政策，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新区域发展规划。
而它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作深入细致地总体思考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新理论。在逐步丰富发展这一创新理论过程中，使其上升为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理论。
社会上尤其是思想界、理论界、宣传战线，很快掀起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第三次思想大讨论热潮。遭遇到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大讨论（其高峰为零五年零六年前后），并没有出乎发起者意料之外。对胡温新政来说，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亟需这样一场大范围持久深入思想讨论，以便充分动员思想，为重新拨正社会发展前进方向做好思想准备。
大讨论对改革开放路线进行了新的全面总结，并着重反思和探讨了多年来所存在的问题、积累的风险、产生的矛盾危机，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案。
然而，非理性的批判声浪逐渐浮现并试图主导讨论主题与方向。在带给人们启迪，相互激发人们更深入思考探究的同时，一些极端主义思潮也开始借机死灰复燃，并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当明显与发起者思路背离的两极相争大交锋场面重新出现，并试图掌握讨论主题与方向时，形成结论以避免各种‘左’‘右’极端主义思潮制造更大思想混乱的时候到来了。
胡温新政对大讨论没有采取放任坐视态度，它密切关注讨论的发展进程并积极参与了大讨论。当混乱局面开始出现时，它适时主导了思想讨论的进一步展开，牢牢掌握了节奏与主动。
通过大讨论，人们清醒认识了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对由此和其他因素所导致积累的矛盾风险进行了更全面认真地审视，必须以人为本来寻求科学发展之路逐渐成为新的共识。
人们由此也逐渐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将要开始，一个新转折将成为必须，一条新路线将形成。中国社会将再次告别过去走向未来。
胡温新政对于告别过去并没有采取粗暴地割裂历史方式，这或许是学习了邓小平的成功经验而吸取了赫鲁晓夫或戈尔巴乔夫式的错误失败教训。他们积极肯定了改革开放路线的总体规划与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总结了其成功经验。同时，也就为它划上了完美的句号。虽然过程略微显得漫长，直到零八年底才彻底完结，但它也成为了‘事缓则圆’的最好例证。
这样，胡温新政既完美继承了改革开放路线的丰硕成果，又针对它存在的不足、产生的问题、积累的风险、形成的矛盾危机，及时提出了自己的总体解决思路。通过持久深入地全国范围内展开思想大讨论，它既获得了丰富发展这一总体解决思路所急需的理论与实践素材，又使这个总体解决思路赢得了普遍认同，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共识。
随着零四年底零五年初新老交替程序环节最后关键部分完成，胡温新政开始加快了步伐。
除了继续丰富发展科学发展观理论，又一个新的或许更为重要的理论概念被适时提出，即和谐社会理论。
在纪念中共成立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对既往历史进行阶段划分的新方式被引人注目地提出来。从此，新阶段、新起点等词汇逐渐更经常地被更多人们使用，这更有利于人们区分胡温新政与过去的改革开放路线。
在实际政治运作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大战略举措被推出并迅速铺开；大手笔清除腐败分子也取得重大突破----上海市委前书记陈良宇被拘捕立案查办。前者获得了最广大农村民众普遍支持；后者则有力强化了中央权威，增强了民众认同。
十七大召开前，胡温新政最主要工作仍是加快完善并大力宣示新总体战略指导理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作为理论创新最新成果被放在更高位置。
显而易见，相对于改革开放路线来讲，科学发展观既是继承、创新、发展、完善，又将取而代之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词；而作为改革开放路线理论基础的初级阶段论，则有与科学发展观并提的和谐社会论与之对应。
当然，这样的双双对应并非意味着对立。相反，两者的顺承发展共同一致，要远大于两者的差异。
改革开放路线与初级阶段论，同先前的革命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矛盾论阶级斗争论相比，双方虽然也存在顺承发展关系，但两者的差异更为明显。因此，它们可以各自独立成篇、自成体系。
而胡温新政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同改革开放路线与初级阶段论相比，则更多是在后者基础上作适当调整，根据新形势新条件对其作新的创新发展完善。它们的关系，更类似于建国前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论同社会主义革命与其指导理论之间的关系。
当然，由于胡温新政所处的独特的承前启后地位，它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是否具有独立成篇、自成体系的必要与可能，则尚待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的持续互动加以检验、论证并给出最终说明。

毫无疑问，和前面两个不同时代的路线与理论相比，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尚在初创阶段。它们还处在提出主要概念与形成大致思路的初步阶段，都需要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的持续互动提供更丰富的内容素材不断完善。
实践指导意义更强的科学发展观，虽然可以从既往的失误、不足、教训中获得对应结论作为基础，但这些结论需要新的实践加以检验完善。而它从既往的成功经验中继承下来的理论素材，也需要在新形势新条件下指导新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反复修正完善。它更需要大量新的实践探索尝试提供更多理论素材，以形成操作性更强的更完善成熟的政策、方针、方案体系。
作为基础理论的和谐社会论，也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既要从理论层面寻求整合既往理论体系中相关理论素材的有效途径，将马列主义阶级论社会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矛盾论社会主义初期探索成果、邓小平理论初级阶段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西方现代文明进步思想理论成果等等融会贯通起来；又要从实践探索中超越社会建设层面的限制，探索总结达成未来社会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系列目标、途径、问题、解决思路等等新结论。从而形成更成熟完备，更富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理论综合。
零六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与零七年的十七大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取得了阶段性成就。
十七大报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统一起来。用大量篇幅更完整鲜明突出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使其作为理论创新最新成果居于更重要位置，预留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继续发展完善独立成篇自成体系的空间。
十七大另一个成就是为改革开放邓江时代划上了完美句号。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模式现代化之路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经验。
十七大前后，经过一系列紧密周详的人事调整，形成了胡温新政全面推进阶段的完整领导体制。
上述简要历程回顾显示，过去六年来，胡温新政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在理论创新层面。在实践探索或具体政治运作层面，新老交替平稳顺利完成的重大意义，甚至超过了其他任何成就。
不要低估这个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新老交替顺利平稳完成，这不但是一八六零年以来中国全部近现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也是同期近现代世界历史与现实政治运行中，除少数成熟西方民主制度之外实现政权平稳更迭交接的最成功模式过程。它是改革开放和胡温新政所取得的其他成就共同的前提与重要保证。它的逐步成熟与制度化，填补了建国以来国家制度建设领域极其关键的空白。
回首六年来胡温新政的历程，虽然总体上它仍处在理论创新探索、思想动员发动、组织力量保障实施的准备阶段实施前期；虽然有些准备在很多方面依然不够充分，某些推进常常陷入徘徊不前踌躇难行的窘况；虽然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不大，远没有历史惯性力量那样来得深刻显著强劲，更谈不上改变中国社会面貌，但是，它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完整，它的脚步逐渐坚定有力。它已是初生的龙驹、喷薄而出的朝阳。
零八年它全面推进的速度和规模还表明，过渡已经完成，新的转折重新拨正前进方向已经开始着手，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重新下蹲起跳也已准备就绪。
三、胡温新政的历史定位与目标分析
将胡温新政放在宏观历史时空框架中，从不同角度加以审视对其进行历史定位，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了解它的目标与可供选择的路径，也能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它面临的问题与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在中共成立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对既往历史作出了大体如下的新阶段划分：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为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为建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初步建设及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最主要标志和中心主题都是革命，两者关系总体上是顺承发展。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二零零五年前后，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二零零五年以后为新阶段，新起点上重新出发，也即胡温新政开创和主导的时期。这两个阶段主题都是建设，两者关系总体上也是顺承发展。
零五年以前的三个阶段，时间跨度都是二十八年左右。新阶段如果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现代化赶超任务的某个具体年份作为终结点，时间跨度也大约是二十八年左右。
前三个阶段，大体上每十四年均会出现一个重要节点。如第一阶段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第二阶段的一九六二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和八届八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三阶段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此外，每七年为一个小周期也相对具有规律。
大体上来讲，每一个阶段的前一个十四年主要侧重于‘破’，后一个十四年更着重于‘立’。而如果将两个二十八年放在一起来观察，同样也是前一个二十八年更侧重于‘破’，而后一个二十八年着重于‘立’。
对既往历史所做的上述粗略时间阶段划分与总体特征归纳把握，大体上也与一般事物发展规律相符合，与许多类似的古今中外历史进程经验也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它们对于从总体把握胡温新政新阶段的历史跨度与总体特征具有参考价值，不应只把它们看成时间数字组成的玄学迷宫，它们也是对胡温新政进行历史定位的一个重要视角。
虽然中国已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但新中国建国到零九年也才只有六十年。而胡温新政即使能象邓小平找到忠实可靠接班集体继承事业那样，为后来者坚持贯彻执行下去，即使它也完整主导了未来中国社会又一个二十八年周期，在历史长河中那也只是短暂的瞬间。
当然，这样的瞬间对于生活在其间的十几亿人来说，却是他们有限生命历程中最重要部分。那么，这样的瞬间放在历史时空长河中去看，还有哪些特殊之处呢？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角度来看，经历了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确立了相对完整配套比较成熟可传承的制度体系，完成了社会整合，初步实现了国家富强。它与外部世界实现了相互开放，并持续进行着更多渠道更多交往方式地沟通交流合作。在此过程中，依靠全体人民的勤奋努力，它已经跻身于最具影响力世界大国行列。
零八年开始席卷全球的大动荡、大危机进而必然引发的大调整、大变革，甚至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中国或许将以更快的速度崛起、实现民族复兴、完成现代化赶超，它还有极大机会在新世界秩序体系中居于领先位置乃至领导者地位。
领导或统治全球六十年的美国现在发现，除了给世界提供美圆、军事武器也许还有价值观，以及它们的消极附属品掠夺、战争、饥荒、死亡、混乱等等，它更多地是向世界索取而非提供。甚至在创新技术领域，现在也更多地是微软之类美国企业在提供美圆，而印度或以色列等提供脑力劳动来制造了。
对于世界来说，美国所提供的越来越少物质担保的美圆、越来越少提供全球安全保障的军事武器以及更多依靠强制推销的、越来越频繁制造冲突混乱而非引导进步的价值观，都早已严重过剩。大危机还将加剧这种过剩。而美国无度奢靡的惊人乃至无耻的巨大消耗，正是危机爆发的直接线索与持续蔓延扩大的主要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却依靠在崭新的生产方式进而生活方式下重新组织整合起来的全体人民长期的艰苦奋斗，建立起世界史上最强大的物质财富及社会精神财富生产制造能力，向世界提供了最大量的商品和更富有启发意义越来越具有感召力的中国价值。中国还在技术创新领域奋起直追努力增强自己的创造能力，并继续从量和质上同时扩大提升自己的制造优势。中国与第三世界多数国家的长期友好关系，以及和能源原材料大国多年的平等互利合作，使中国制造即使在外部世界也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可靠的原料与动力支持。
应付美国批发的大危机，中国努力要做到的，只是要更快地合理改善提高更多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准，使社会的需求总量更加扩大而结构更公平合理。此外，就是及时淘汰相对过剩的落后污染低效产能，不断提高自己生产制造的质量效益。
从‘由俭入奢易’而‘由奢入俭难’的简单常识经验不难看出，中国要做的只是按照生产发展的一般进程水到渠成顺水推舟，美国则需要根本改造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并需要逐步适应不再由它领导并制定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
当世界不以消费能力而以更合理均衡的供求综合实力为基础来确定新的世界秩序体系格局时，中国或许很快就会无可争议地成为领先者乃至大可以成为领导者。资本主义让市场经济变成消费至上，乃至将资产阶级加速腐朽的无度奢靡作为经济繁荣的万能激素救世解药，这已一再让世界陷入混乱、恐慌、危机乃至灾难之中。是时候从根本改变这一切了，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根本解决思路迟早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接受。
危机迟早都会过去。危机过后，即使美国统治地位不会立刻陷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境况；即使它强大的全球到达军力、多年经营形成的庞大政力，能够继续维持‘架子虽然大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旧局面，那也不过是落日余晖回光返照。甚至即使中国继续保持谦虚的姿态、和而不争的总方略，或者为了防止世界由于领导真空而陷入混乱，继续采取帮助美国维持住局面的策略，那也只是时光短促的暂时。
旧秩序体系的崩溃摧毁必然会伴随着混乱冲突乃至灾难痛苦，但这是难以避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进程。新秩序体系不可能在旧模式运行过程中顺利诞生，危机只是催生婆，是促其加快降临步伐的契机。
就人类社会总体利益而言，新秩序体系不应仍旧仅以‘硬’的实力来确立维持，更好的标准应是促进和保障人类社会持久进步发展的制度优势与价值观优势。在这样的标准下，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并‘浴火重生’、拥有人类对社会主义全部探索经验并经正反波折而修成正果、开放包容吸纳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并剔除霸力操持的中国，当然有极大机会为人类社会总体进步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而即便仍然仅以‘硬’实力来衡量，中国也已不再下于人了。
因此，胡温新政所处的历史起点是全球秩序大变革大调整大重组的转折关头，而其终点则极可能是新秩序体系稳固确立的标志性时点。胡温新政要带领中国在此进程中把握时机乘势而上，要使未来初步建成和谐社会的中国成为和谐世界新秩序的中流砥柱。
就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对胡温新政进行历史定位，可以从诸多不同角度综合描绘。
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制定的三步走战略中，胡温新政所处的阶段是该战略的第三步即战略完成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将完成现代化战略赶超任务，把落后的农业社会为主体的传统生产力体系发展成为先进的城市工业社会为主体的现代生产力体系。中国将完成初级阶段主要任务而初步建成为和谐社会。
从中国社会制度体制变迁角度来说，由建国后改革前，把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管理制度体制、苏联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国家工厂制度体制、革命实践中创设发展的军政领导制度体制融汇而成的制度体系；经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领导制度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新社会行政管理制度体制等全方位转轨变革制度体系；到未来社会更加成熟完备、符合现代生产力体系发展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管理服务要求、可传承、善于自我调适自我完善的和谐社会新制度体系。
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角度来看，由过去，将礼崩乐坏后一盘散沙的底层社会与军阀混战各据一方的上层社会整合成大一统的、高度集中管理的‘干部---组织----群众’或‘领导--单位--人民’模式；经改革以来逐步形成、现代中国社会正在展现并继续演进的，复杂多元利益主体在持续地分化组合中不断相互冲突融合的阶层结构；演进到未来更有利于人与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新结构。至于后者是怎样的具体模式，也许书本和现实世界更多的只是提供了反面参考。
还可以从更多角度来定位胡温新政所主导的中国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综合这些角度，就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胡温新政所要达成的目标，对比现在就可以大致了解可供选择的前进方向路线。进一步地，也可以明了它所面临的问题及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每一个角度对于全面准确把握中国社会这个超级庞大客观存在体而言，都是意义独特不容忽视。
比如，即便是从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增长趋势及家庭结构等角度来观察分析定位，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由毛时代人口爆炸式增长、年轻型社会热情冲动普遍膨胀、理想主义盛极一时、就业压力令人喘息等等；经邓江时代人口增速下降但增量总数依旧惊人、渐入中年社会总体安稳创业热情高涨、物欲横流功利主义泛滥成灾、就业压力有所缓解但依旧严峻等等；到未来社会人口总量趋于稳定、老龄化社会相对严重、安闲保守思潮渐起、独生子女家庭比例上升、8421家庭结构产生系列社会问题等等。
这些，对于全面把握中国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总体特征，显然意义重要而不可替代。
综合上述角度来分析胡温新政主导和改造中国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便不难发现，这些目标虽然分别来看可以相对具体，但总体观察实在过于复杂庞大。
即便是将目标限定在三步走战略最后完成，任务已十分艰巨。需要充足的时间并作坚持不懈地专注努力，才有较大机会取得最后的成功。如果被战争或其他危机所中断，那么看似近在咫尺的目标，最后也可能变得遥远并机会渺茫。
这也是邓小平十分强调紧抓战略机遇期要求韬光养晦专注发展的原因所在。
而胡温新政改变中国面貌所追求的目标，显然比单纯经济增长为中心考量的上述目标要复杂庞大得多。打造未来中国和谐幸福社会的总目标，甚至决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哪怕只是为此目标开辟道路、建立可靠的制度保障、培养出一代坚定可靠的领导管理执行队伍、为长期坚持贯彻实施充分必要准备工作等等，完成这些任务，胡温新政都需要更加足够的时间作更专注地努力，才有较大机会达成。
而需要更加足够的时间本身，就构成了胡温新政必须认真面对和努力妥善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更长时间的专心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与世界同步进入大调整大变革的历史转折关口。面对着新时期新形势新特征新矛盾新条件，理所当然的，胡温新政将为中国社会寻找新的前进道路。它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无比庞杂而远不止是这个问题。
在它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中，邓小平所着重强调过的三个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四、胡温新政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领导制度的调整完善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首先是高层。
虽然他当时是特指党内高层始终要对和平演变危险保持警觉，要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显然可以扩展到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全过程与所有领域。而领导体制的任何调整完善举措过程，则尤其是关键。（而他所特指的两个方面，实质问题也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一个是防止将政改引上邪路，一个是要依靠推进政改取得成果来最终解决）
对胡温新政而言，要获得完成宏伟目标所必需的足够时间，要使自己的正确路线决策被坚定可靠的继承者长期坚持贯彻下去，这些问题的实质，正是必须解决现行领导体制中对新政路线方针长期坚持顺利贯彻可能带来干扰乃至破坏的消极因素。它必须尽快致力于打造有利于新政贯彻落实并延续坚持的领导体制，持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进而建立起更成熟完备、符合未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所需的、可传承领导体制和高度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
这显然是具有相当政治风险的难题。
正因为如此，虽然邓小平早在一九八零年就已经完整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整体构想，多次提出要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结果却显示，政治体制改革客观上已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和其他领域改革进程，甚至在许多领域逐渐成为制约社会进步发展的瓶颈。而到了今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回旋余地空间越来越小，由此积累的风险导致的矛盾则越来越集中突出。
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严重教训，八十年代后期国内因政治改革引起政治风波的客观事实，都使人们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疑虑重重乃至心有余悸。
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停滞不前，领导体制中客观存在的干扰乃至破坏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稳妥处理，获得足够的时间推进其他的调整完善进程就难以顺利展开，反复折腾就难以避免，长期坚持有效延续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风险，又不能不令人选择更加审慎稳妥。
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肯定会导致严重后果，而重新启动则同样面临风险。这是两难选择，权衡利弊之后，应该选择怎样的最佳方案呢？
虽然三十年改革开放客观上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进程的局面，但如何正确评价这个相对滞后呢？也许答案能为人们做出新抉择提供参考。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而非超前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正是政治体制改革过于超前而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乏善可陈，结果头重脚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并不会极大妨碍其他领域大突破并取得巨大成就；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是照搬西方模式乃至搞颜色革命，而是将人民当家做主、党的领导、建设法治国家三者有机统一。在借鉴前人他人经验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主要是走出一条前人别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同时，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保持国家政局长期稳定高效运行。任务的艰巨性与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其进展过程必须相对缓和平稳，其时间跨度必然相对漫长要从长计议。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重新提上日程，但务必审慎稳妥。
那么，该选择哪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呢？哪里才是当前中国社会和胡温新政最需要率先突破的地方？哪些才是首先要认真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参考前人的成功经验。
率先进行领导体制的改革调整并取得初步成果，为其他领域改革全面推进赢得更充足的时间保证，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与必要的制度保障。这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同时，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模式现代化道路另一条重要成功经验，是寻找到坚持自己正确路线的坚定可靠继承者，保证正确决策得到有效延续有力贯彻。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也正在于他所创设的中国现行领导体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制度保障。即便他精心设计的这种领导体制也许是过渡性的，某些方面未必成熟完备，将来需要更好的体制继承其精髓而弥补其缺憾。
显然，这两条重要经验对胡温新政和当前的中国社会来说，意义都十分重大。
胡温新政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领导体制，以赢得时间为其他领域调整完善创造前提条件提供必要保障；它也需要建立更成熟完善可传承领导体制，以保证自己的正确路线政策能够有效延续长期坚持得到有力贯彻。
在讨论对领导体制做进一步地调整完善之前，需要对现行领导体制作简要分析。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现行领导体制相当独特，精心独创地设计了很多重要制度。虽然部分服务于特定时期政治任务需要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如中顾委制度等，随着任务结束已被取消，但大部分制度被继任领导集体坚持发展完善并传承下来。
经历三代领导集体两次政治领导层平稳顺利过渡交接的检验，它的制度化程度大大提高，已然相对成熟。
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为保证改革开放路线长期坚持而不被动摇，从而实现现代化赶超任务目标服务的。同时，它还要保证政局长期稳定高效运转。历史实践证明，它基本适应满足了上述需要要求，实际运行的政治效果卓著。
对比建国后改革前的领导体制而言，在维护日常政治运行方面，这一领导体制恢复并发展了建国初期建立的主要制度体制，否定抛弃了文革时期新创的制度体制。同时，按照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中心任务开展，确保政局长期稳定高效运行的总要求，对党政军群、立法行政、司法、中央、地方、基层等权力系统，进行了必要地精简充实调整、程序制度规范、结构配置更动。
而它最主要的创新，是在政治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制度建设上，进行了极富创造力极富政治远见的开创式建设。解决、填补了建国以来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的制度建设难题、制度空白领域。
从内容上看，新老交替制度程序安排主要包含以下要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而代之以任期制、领导人任职年龄限制与退休制度及过渡安排等，这些大都已由国家法律党内规章文件等形成成文制度。而不成文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接班领导集体的选拔、培养、确定，以及过渡期的程序进程安排等。其中，隔代初步确定接班领导集体首要成员（班长、核心）的安排，似乎已经或将要成为惯例乃至制度，尤其具有独特性。
如果要在古今中外政治制度史上寻找与这一制度模式相近的制度安排，也许只有极少数模式或过程与其比较近似，比如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制度、新加坡的‘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模式以及俄罗斯的‘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模式等。这是除西方成熟民主制度、传统世袭制度之外，较好解决了政权平稳交接传承的制度安排。
而中国的体制中，隔代确定接班领导集体首要成员的制度更是独一无二的。其要点为：现任领导集体首要成员（班长、核心）未来接替人选，不由现任领导集体届时确定，而往往需要已退休的前任领导集体参与决策甚至主要由其初步选定，而且时间通常是政治交接完成现任领导集体正式全面执政的第一时间段内。
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有其优势：
它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既定中长期路线规划和正确政策得到长期地有效贯彻坚持，更有力地保障政策延续性从而使正确政治决策取得更显著成效；
它能较好防止最高领导人权力过分集中从而出现专断行为。有利于贯彻集体领导原则从而实现高层决策民主化。
显然，现任领导集体作出政治决策时，会充分尊重前任所做的相关决策，也会充分考虑决策对于接任集体的影响后果；
它还能更好地防止政治意外事件对于领导体制的冲击，确保领导体制总体上长期稳定运行。
而它的缺点，则上述三项都能找到对应面：
一旦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需要对原有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乃至重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才更有利于国家现实和长远进步发展需要时，它会加大调整修正转变的阻力、障碍。这种体制在保证政策路线方针的延续、坚持不动摇，与因应形势需要能灵活地调适创新完善之间，存在着矛盾。
这种矛盾如果处理得当，适度调整转折后形成的新路线，与原有的路线形成的角度会保持得更加和缓而非棱角分明乃至剑拔弩张背道而驰。正弦曲线沿对称轴曲折向前，与折射线沿中间线反复向前乃至杂乱无章，从政治稳定角度去看，效果是不一样的。
但这种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新路线方针政策将无所适从、无从措手足；
对现任领导集体来说，当退休领导集体或未来接替者决策意见与其有较大分歧时，现任集体的决策效率会降低，效力会减退。
如果形成多元决策乃至决策中心不能确定的严重情形，政局稳定性都会因此受到影响；
这种体制也能制造出政治意外事件，不同的组合博弈有时能对体制运行造成意外。体制运行之外的因素有时对体制运行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陈良宇腐败案的处理结果就对新老交替进程与结果产生微妙而关系重大的影响。
显然，对胡温新政而言，这些缺点正是它需要认真应对努力妥善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已持续了三十多年，中国社会面临的内外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所面对的形势条件等等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是质的变化而非量变。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目标与可供选择的途径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化，对前进方向线路作适当幅度调整转变修正在所不免。现实中暴露出的问题矛盾严重程度与解决处理它们的急切性则显示，这种调整的幅度将超出很多人的原有估计，而时间相对紧迫。突然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与接连不断的严重自然灾害则加剧了这种形势。
但是，这种对形势的认知是否能够取得前任集体与继任者的认同形成合意？是否会因为过于强调坚持原有路线而轻忽形势的严重变化进而陷入纷争进退两难？举棋不定的后果或许是加重全球危机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丧失转危为机的最佳时机。
此外，由于这种体制不象成熟民主制度那样相对而言更加开放公开透明，虽然较之于传统世袭制，它在接班人选择上有更大的空间，更利于形成择优机制。但它仍然不能避免小圈子选人、特定范围内选择带来的弊端。此外，选拔时间较短而培养时间过长，一旦需要中途更换则可能尚缺乏制度化程序等等，这些方面均存在改进完善余地、空间。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从制度形式上来讲，这种体制处在传统的世袭集权专制制度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它的未来走向究竟是朝着更加开放公开透明方向演进，还是逐渐形成政治权力封闭运行进而固化家族化世袭垄断乃至走向僵化腐化？这是在挑选接替者时，需要特别认真重视的问题，最顶端的人才导向有可能会对这种过渡体制的未来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具体到现行领导体制的某些程序细节，若干需要调整的形式要件也必须尽快处理。
比如，中国已经否定了前苏联斯大林模式，但该模式某些形式要件仍然存在现行的制度体制之中。特别是五年计划以及由此而来的五年任期五年政治经济运行周期。
前文已经提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周期大体上是七年为一个小周期、十四年为一个重要接点、二十八年为一个有明确主题路线目标等加以区分的重要阶段；
而从经济运行的实际周期来说，七年为生产资料更新周期同时也是经济波动的短波周期，人为设定的五年周期并不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规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这种不相符带来的混乱已经越来越明显。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今天，这种不相符还可能制造更大的混乱。
零八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制造的一个小小客观后果是，它完全打乱了本来已经严重不符实际运行的五年计划体制，制造了由五年体制向七年周期转变的契机。
这虽然是形式问题，但也很重要。形式要件不合时宜，会对实际政治经济运行进程产生干扰拘束。
不妨简单推想一下，如果建国时就没有因为照搬苏联体制而人为设定五年周期体制，如果那时就实行了七年体制，那么毛泽东同志也许就不会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乃至更早，便需要考虑新老交替问题。而时间仓促以及在这一重大制度建设领域的不足失误，对中国当时及以后政治实际运行进程产生了重大乃至关键性影响。接班人问题在此后中国政治运行进程中即使不是最主要线索，至少也是贯穿全过程的极端重要线索。而五年体制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运行中制造的混乱也显而易见。
五年体制不符合中国政治经济运行的客观周期，相反，它常常给政治经济正常运行带来干扰混乱。形式虽然没有内容实质重要，但它会对内容实质产生重大作用，不容忽视。
不应继续把这种不合适宜的形式要件留给后世制造更多的困扰。越往后拖，惯性力量越大，后人想调整纠正过来也就越困难。
以上从实际运行与形式要件等方面简述了现行领导体制存在的若干尚待修正补完之处。显然，胡温新政对现行领导体制的调整完善远不限于此，它要充分考虑当前的形势所需和未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创造出更成熟完备可传承善于自我调适自我完善的新领导体制。
胡温新政即使逐渐稳妥地解决了现行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获得了更充裕的时间来确立新路线方针政策并大力贯彻推行，它也还需要审慎寻找忠实可靠、适应中国社会未来进步发展所需的最合适接替者坚持自己的路线。
总体上来看，在这两方面它所要做的，更接近于邓小平及其同事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做过的。而并非一味沿袭已经形成的既往模式，甚至在路线调整与坚持不动摇之间来回反复举棋不定。
特别要指出的是，确定未来接替者时，除了要考虑确定的具体人选对于领导体制未来走向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还必须充分考虑和谐社会初步建成、初级阶段任务基本结束时，中国社会可能面临的全新形势。要着眼于七年后、十四年后乃至二十八年后的长远需要和那时的要求，将眼光放长远一点再长远一点，把圈子放大一点再大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讲，打造更成熟的新领导体制可谓刻不容缓。虽然务必要审慎稳妥来不得半点急噪，但必须紧抓不放松，认真准备精心构建。
此外，胡温新政必须通过组织路线调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完善，选拔培养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一大批管理执行团队乃至造就整整一代人去具体贯彻落实。
如果说改革是一场革命，那么胡温新政其实就是又一场革命。虽然它们都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或者改造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在形式上，一代人的新陈代谢仍旧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不光是人的观念思想行为方式要更新，人本身的更新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领导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并长期僵化没有改变，这是导致苏联东欧巨变的重要原因，也是人们需要牢记的重要教训；而率先进行领导体制的改革并取得重要成果，则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现行领导体制，客观上具有给胡温新政对原有路线进行必要调整带来干扰、制造阻力的消极因素，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也难以为继需要尽快扭转避免被动；现行领导体制在制度设计与形式要件上的某些不足缺憾，也难以适应未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要求。
因此，无论是从借鉴前人的经验吸取他人的教训，还是从现实需要与长远要求来讲，对领导体制审慎稳妥地进行必要调整，是胡温新政首先需要认真思考抓紧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
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重新提上日程，并将领导体制的必要调整完善作为率先突破口，将新老交替制度的修正补完作为关键核心，切实地将前人未做完的做完、做好的坚持下去完善起来、存在不足的地方调整修改过来，这是真正解决‘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首先是高层’的根本之道。
五、胡温新政面临的第二个重要问题：解除社会精神危机，继续纠正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打造中国价值
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失误在教育。
胡温新政要认真面对和努力解决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继续纠正这个最大失误，解除中国社会客观上较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以重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全面建设高度繁荣的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将中国价值打造为国家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显而易见。当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时期持续地全方位改革，从封闭社会转为对外部世界采取全方位开放姿态时，当全社会都将主要精力、资源等等长期投入到物质财富的创造、增长时，理想、信仰的破灭进而迷失、精神生活的空虚、道德体系的混乱、价值观的冲撞等等，自然易于普遍出现逐渐蔓延。
后果相当严重。物质财富的累增并没有使人们更感到幸福，许多人陷入困惑，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还导致非理性欲望的普遍膨胀。官员腐败行为泛滥、既得利益群体社会责任意识低下、腐化风气蔓延。这些，与不健全的制度、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资源环境破坏的发展方式组成了恶性互动循环，拧结成影响乃至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历史惯性力量。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严重背离了改革开放的初衷，改变了设计者预设的发展前进方向，会把中国社会带入极其糟糕的境况，甚至能摧毁已取得的所有成就。
解决起来相当困难。旧的社会价值体系文化思想观念需要经历冲击碰撞乃至摧毁重建，这样才能是经得起考验有更大价值的‘浴火重生’。重建社会核心价值则需要在实践中反复甄别挑选锻造。这样的过程需要足够的时间，需要建设者有信心耐心并持续投入更多精心努力。
要以实践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汇传统文化优秀内核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引进消化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洋为中用，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价值观为核心重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重建起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固然时间漫长过程痛苦，重建之后用新的教育方式让社会普遍接受认同，也有待探索总结推广，需要不断地实验创新。而这同样也需要时间。
必要的体制创新也许是加快建设过程的关键。
要长期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努力建设学习型创新型社会。
不断创新教育、科技、文化体制，使尊重知识、珍视文化成为更普遍的共识。使文化产品精神财富创造、市场体制、普通民众提高文化生活水准的现实需求有机结合，实现良性互动。形成更和谐宽松的外在社会氛围和开放包容的体制保障，使不同层次的精神财富创造需求，能够彼此融洽相处。
以不断强化基础投入为政策导向，逐步改变知识、文化、科技脱离普通劳动者的体脑劳动两极分离乃至对立社会结构。让最大多数社会公众共建共享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能共建共享繁荣的精神财富成就。

信仰出现真空、观念发生激烈碰撞、思想频频受到冲击、精神出现困惑，这些都是短期内难以避免的必经过程。现在，最激烈的冲突混乱时期已经大体过去，漫长的文化精神财富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这样那样的起伏波折。
在这样曲折艰难的建设进程中，始终要大力提倡开放包容，真正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得越来越彻底；始终要注意清理以自我封闭为根本特征的的各种极端主义思潮，要注意压缩腐朽堕落颓废文化消极现象生存空间。
在开放包容的精神指引下，充分地交流沟通融合，最终必将在建设者持之以恒地努力下集大成为又一个文明文化盛世时代。
六、胡温新政面临的第三个重大问题：解决土崩之危，解决科学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扫除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邓小平曾经指出，‘经济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什么这样重要？因为它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最基础的根本。基础不牢则地动山摇。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工业社会变迁过程中，极易并一再出现过因为基础动摇而导致社会大动荡的土崩之祸。
就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讲，由于制度体制不健全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客观上中国社会整体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的趋势。在局部地区、领域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部分区域内的上层既得利益群体与底层社会公众形成巨大社会鸿沟进而产生对立，双方都对现行社会秩序产生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形成上下夹击乃至并肩齐推之势，这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土崩之危。
它是实现科学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核心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跨越的关键障碍。
造成土崩之势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当前中国社会局部区域内的情形而言，大致情况如下：
先富阶层的部分群体出现将既得利益扩大化固化强化倾向，朝着具有独占、排它、垄断特性社会强力集团方向发展。他们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本和强大政治权力资源，却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这些，使他们对现行社会秩序越来越公开地表达利益诉求；
他们日益忽视底层社会公众的利益乃至频频侵害掠夺，堵塞底层向上层社会跃迁的渠道等等。这些，令他们与底层社会关系日益紧张对立；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在金钱权力的巨大腐蚀作用下，腐化堕落速度之快、规模之大、程度之严重，令社会感到震惊恐惧。这些，引起社会巨大的反制。
这些，都令他们对现行秩序产生越来越多的不满，越来越频繁地对其施加压力乃至制造冲击。他们自身又具有相当具大的能量，一旦资本权力网络更加紧密，时机合适时，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可能走上政治前台寻求根本性变革。
底层社会在平均主义社会结构被打破后，挫折感普遍存在，要求改变现状愿望强烈。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他们的权利意识大为提高，易组织性较之传统农业社会也大为增强。利益表达渠道稀少且常不畅通，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回应，这些令他们容易与现行社会秩序间产生紧张对抗，而他们的行动能力则在增强。
当然，他们中大多数成员对现行秩序的期待心理远大于失望乃至绝望。他们改变现状的要求与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相应要求在总体方向上是对立的。
与此同时，现行的社会维稳机制，无论是社会管理制度体制管理方式，或者是社会疏导机制、危机应急处理机制，都严重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求。总体上效率低下方式粗糙，难以应付日益高涨的压力洪流，一味地采取施压强制办法处理问题，甚至常常激化矛盾。
对现行秩序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局部区域内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利用底层社会公众不满，发挥自己的能量优势与底层的数量乃至组织优势，并肩形成合力来冲击对抗。
对这种情况，暂时的分而治之虽然不能根本解决矛盾，但可以相对缓解问题为标本兼治赢得更多的时间。

从总体来说，当前就是要善用‘损’‘益’之道来分而治之求得缓解赢得时间。
具体来讲，对部分地区领域里的强势既得利益群体，要在尽可能不过多损害社会发展进步效率前提下，按照民主法治要求，审慎适度用‘损’：
特别要把重点放在先富地区，非法或不当获利暴富现象较集中的领域，如矿产、土地资源垄断，投机泛滥的资本市场，非法高利贷盛行的地下钱庄等等，贫富差距过于拉大的区域等等。
要引导强势既得利益群体富而思源思进，增强社会责任感，带领更多人共同致富；要严厉打击非法行为腐败行为，严厉约束腐化行为，使强势既得利益群体保持创造的活力前进的动力而不至于变成‘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活标本，变成社会进步发展的障碍阻力；要建立更加规范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体系，使他们难以独占垄断资源；加大对他们的收入调节力度，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引导规范监督；
要特别重视从制度建设着手，防止政治权力家族化世袭垄断，不断拓宽扩大政权基础；全力铲除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以及公众传媒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进而结成严密网络；使社会阶层流动渠道更多更畅通，防止强势既得利益群体将社会结构固化僵化腐化。
对于底层弱势群体，要在尽量避免平均主义重新抬头的前提下，按照公平正义的要求，大张旗鼓地多多用‘益’：
特别要在与底层弱势群体最密切相关的社会区域不遗余力地多施惠民德政，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农业基础环节、老少边穷地区，要持续地投入更多资金、给予更多优惠政策扶持。
对大多数弱势群体，既要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基本解决他们的生存之忧；又要加大社会教育培训，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打破各种体制障碍，增加他们的致富途径。
要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进入到基层社会服务体系中，整体改变其现有面貌。
拓宽底层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加快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从程序细节着手，使这一制度体系更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要特别重视将他们纳入到有效管理的社会服务组织体系中，大力清除基层社会里死灰复燃的、新出现的各种各类封建迷信以及反动的非法组织。
要充分加强对现行社会维稳机制的调整改革。以司法体制改革为突破和重点，加快社会管理服务体制机制、危机应急处理体制等等制度建设。大量吸收新鲜血液加大新陈代谢力度，切实打破这些领域里的权力封闭运行、人事制度僵化，不断及时更新管理服务观念方式。尽快打造更加牢固的社会秩序堤坝，建立更加及时有效的社会疏导机制，拓宽社会压力宣泄渠道。积极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探索新的交流沟通渠道方式及时化解冲击力量。
显然，‘损’强势既得利益群体的那些不利于社会稳定导致社会僵化的种种‘有余’也好，‘益’弱势底层社会里的那些影响社会稳定造成社会前进动力匮乏的种种‘不足’也好，或是吸收新鲜血液更新改造社会维稳机制，都不可能在三者内部寻求力量来做到。而要解决土崩之危，上述分而治之归根结底也只是治标，还只能暂时缓解问题矛盾。
对土崩之危的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持续努力增强壮大胡温新政最可依赖的社会中坚力量，要增强胡温新政对他们的感召力凝聚力，使他们成为寻求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参与者支持者。
这些社会中坚力量主要是：农民中最富创造力与先进现代生产力体系最接近的数以亿计农民工群体和城市职工为主体的现代无产阶级；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富朝气、进取精神、学习创新精神的当代大学生群体和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富有社会责任感劳动经营致富视野更广胸怀更宽的现代企业家和社会管理服务者群体；最富组织纪律性的当代军人（含武警、退伍转业、预备役等）群体。
他们是中国未来社会最主要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创造者，工农学商兵，中间阶层，劳动者爱国者，社会中坚力量等等，他们有众多的社会符号。
在上述分而治之的三部分诸策略措施的实施进程中，始终离不开他们的源源参与，主要是依靠他们才可能具体落实这些策略措施真正取得成效。
而从根本解决土崩之危，关键也在于壮大提高他们的实力地位，尽一切努力尽快使他们成为社会真正的中坚。要大力强化对他们的制度保障、政策支持，拓宽他们就业创业经营政治进步的渠道空间，打破各种对他们的流动进取形成限制障碍的制度体制因素和腐朽僵化力量。
他们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要积极地将他们引导到新政各层面各系统领域层层推进全面铺开的新举措新变革新建设中去，使他们真正成为新政路线动员发动、实施推进和长期坚持的最主要动力、最可依赖社会基础。
综合来看，胡温新政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并非互不联系的，相反，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把前人做得不够的加强完善起来，失误的调整纠正过来，正确的坚持下去，这是解决它们的共同原则。
根据当前的形势需要，充分估计七年、十四年乃至二十八年之后可能出现的形势要求，借鉴前人的经验吸取他人的教训，从领导体制的调整完善入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取得进展，为其他领域的调整完善创造前提条件提供制度保障；以和谐社会价值观为核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主要内容，打造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使中国价值成为中国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以解决局部区域的土崩之危为重点，切实壮大社会中坚力量，打破制度体制对他们的种种束缚障碍和局部区域既得利益固化僵化利益格局。全面转变经济社会增长发展方式，大力调整经济社会结构，使中国社会逐步走上科学发展新道路，迈向和谐社会新目标。
七、结语：前景展望
不可能知道邓小平及其同事在九二年就挑选长期在西部贫困地区任职的胡锦涛，确定由他担任未来中国社会主要领导人时，他们所做的全部考虑。他们是否预见到当胡锦涛及其同事接过传递棒时，中国社会不仅要在发展策略上由偏重发达沿海地区转为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而且更需要对他们所制定的既定路线作出超过预计的大辐调整转向，中国社会才能重新走上正轨吗？
但是，当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后述情形时，他们所挑选的胡锦涛以及继任领导集体为胡锦涛确定的主要搭档温家宝等人，的确成了带领中国完成新的变革重新出发前进的最合适人选。
胡锦涛及其同事与共和国同步成长，信仰坚定而思想更为开放包容；富于学习热情并熟练掌握前人经验技巧，乐于使用最新方式与世界交流沟通，善于处理国际关系，乐于与普通公众建立亲密联系；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文革而未被摧毁，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崭露头角成为政治明星，站在高处参与了改革开放全过程。深知中国当前社会问题矛盾所在，勇于面对问题、乐于承担责任并积极探求解决之道。对中国未来有深远思考，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定了更周密细致的总体规划。
最关键的，他们还有着整整一代同样经历文革和改革双重洗礼的民族精英团结支持，这一代人都深知中国社会建设的艰辛与团结的极端重要。他们在总体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团结进取精神、社会责任感、开放包容气度的民族精华力量。
这些，构成了胡温新政带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进入中华盛世最重要的人和优势。
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显示，在国家完成新的统一、制度体系建设大体完成、社会整合完毕后，经过数十年持续和平建设，中国就会迎来高度繁荣的盛世时代。而今天的中国，正又一次处在这样的历史时点。
世界近现代史一个重要规律是，经济产业制造中心进而领导中心不断由发达国家向后起国家转移。今天的中国，在承接了这一转移数十年后，已渐成世界产业制造中心，而其内在的庞大自我转移容量空间还将维持这种局面更长时期。
这两者，构成了中国世纪必然到来的天时与地利优势。
兼得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于一身，胡温新政还将持续扩大中国的这三方面优势，它带领中国社会阔步迈入中华盛世、实现民族复兴的未来前景一片光明、无比灿烂。

全文共二万五千余字
2009年2月21日（第十四稿）
湖南湘潭水岸南国大酒店

附录：国家主席制度与领导制度改革（大纲）
一、国家主席制度的沿革与主要内容
1 ，建国前的主席制度
A，苏联的主席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B，国民政府时期的主席制及其沿革
C，建国前苏区解放区的主席制度
D，主席制的内容、特点
2，建国初期的国家主席制度 建制、传承与废止
A，建国时的主席制 内容与沿革
B，国家主席制度的传承 新老交替制度的初步设计、双主席体制
高饶事件、赫鲁晓夫事件、八大、庐山会议、一线二线构想等
C，国家主席制度的废止
七千人大会、八届八中全会、路线之争与体制矛盾、接班人问题
3，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席制度的重建与传承
A，改革初期领导体制的主要问题与改革
B，国家主席制度的重建与传承沿革
C，新国家主席制度的内容与特点
二、国家主席制度在日常政治运行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1，改革前后国家主席制度地位作用的比较分析
2，从保持政局稳定高效运行角度对国家主席制与其他制度的比较分析
三、国家主席制度在新老交替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1，建国初期的新老交替制度 探索、教训与影响
2，改革开放以来新老交替制度的创立、发展、完善
3，新老交替制度的内容、程序、阶段、特点
4，新老交替制度的重要意义与主要教训
5，影响新老交替制度的主要因素与改革完善思路
6，国家主席制度与新老交替制度的关系（由李先念-杨尚昆-曾庆红在历次新老 交替进程中的作用影响分析）
四、 国家主席制度在领导制度完善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