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此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革”中，邓小平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后，周恩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又竭力创造机会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最后终于使邓小平得以复出。邓小平复出后，病重的周恩来又推荐了邓小平做自己在国务院的接班人。邓小平说：“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邓小平把周恩来视为兄长，终身钦佩和敬重周恩来。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 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
性格内向的邓小平，极少用这种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一个人包括对他所尊敬的人的看法。一次，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周恩来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建国初期，在一次会议间歇聊天时，周恩来问薄一波，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总理，您看呢？”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 ’。”薄一波进一步又问：“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周恩来坦率地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周恩来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 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非常关心，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指示，他也不敢怠慢。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显而易见，这是周恩来苦心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1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回到北京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揭发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示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8月14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很受感动。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虽然还说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毕竟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毛派头子”这句话也反映了毛泽东不忘与邓小平的战斗情谊，等于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铺平了道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一直在为邓小平复出竭尽心血的周恩来就有了“尚方宝剑”。8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把这个批语印制了若干份，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此后，邓小平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了参观和调查。
由于有“四人帮”的横加干扰，周恩来为邓小平的复出工作艰难。1972年12月 18日，周恩来在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和汪东兴回信，建议邓小平仍任副总理，适当分配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住在花园村的一栋两层楼房里。离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再干它二十年！”
周恩来对外宾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3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工作的情况，提议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85页）。
为给邓小平重新工作、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很大的轰动，各国记者们纷纷发回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这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 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兴奋地说：“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至此，迈出了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恩来工作的第一步，病魔缠身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邓小平被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做的第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年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主动提出由邓小平来当团长，但要外交部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出席这次会议对扩大邓小平的国际影响具有很大的作用，江青对此竭力反通过王海蓉和唐闻生，希望外交部撤回报告。江青一连给王、唐打了4次电话。
周恩来知道后，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表示，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王洪文一听是毛泽东的意思，立即表示同意。但由于周恩来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成员都赞同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
4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
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好，赞同。”翌日清晨，周恩来立即转告邓小平、乔冠华，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后归档，以防止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再制造事端。
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人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最好的代理人”（《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到1974年5月，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亟需动手术。但是许多事情又等待着他去处理。邓小平对于周恩来的病情非常关心。他回国不久，周恩来要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时，邓小平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谈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先谈主要问题。
1974年4月，周恩来抱病欢送以邓小平
从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的特别会议回国、又处理完手头上的几件重要事情后，周恩来才同意入院动手术。
周恩来积极支持由邓小平接替他在国务院的工作在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上，1974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重大的决定。
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江青一伙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本来“四人帮”是想让张春桥担任这一职务的，进而实现组阁。
一场斗争不可避免。
“四人帮”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起攻击，要求“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借“风庆轮”事件，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邓小平同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晚，江、王、张、姚4人阴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见毛泽东。
10月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状告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
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洪文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警告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他要注意江青。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10月20日，赶到长沙的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瑞典首相哈特林。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交谈。毛泽东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要王海蓉、唐闻生将他的意见带回北京：“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的身体还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对于所谓“风庆轮”事件，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的这一明确指示，制止了“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阴谋。
1974年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亲飞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同去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明确地对王洪文说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还说江青有野心，要求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
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在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还提出四届人大后让周恩来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以 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手术室外守候。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了老战友邓小平。
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靠近手术车。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5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医生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内心极为悲痛，他此时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2月20日清晨7时，医院医护人员给邓小平打来电话请示，说周总理要找罗青长谈台湾问题。邓小平沉痛地说：“总理病成这个样，他要找谁就找谁。”12月28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了抢救。
邓小平被从睡梦中叫起，赶到305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榻前。直到凌晨2时10分，看见周恩来从死亡的边缘转回来，方才离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病逝。1月15日，邓小平忍着心中的悲恸，代表中共中央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深切缅怀老战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周伯伯病逝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当最后走到周伯伯的遗像前，我们每个人都禁不住失声痛哭。”
雨中岚山，邓小平深情缅怀周恩来正是周恩来竭力创造条件促成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才为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更辉煌的第三次复出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没有忘记这位兄长般的战友。1978年10月27日，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来到京都岚山。日本朋友用京都的名菜“怀石料理”招待邓小平一行。在岚亭楼阁上观看雨中满山红叶、雨雾迷蒙岚山，饮着甘美的绿茶，欣赏日本民间乐曲，宾主开怀畅叙，自然谈到中日友好的奠基者周恩来。
周恩来在赴法勤工俭学前，为报考中国留日官费生，曾东渡日本，到过京都岚山，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几首诗。在《雨中岚山》里，周恩来写道： “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 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如今烟雨依旧，岚山依旧，而物换星移，故人已去。周恩来所留下的，是他亲自倡导却没来得及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事业。所幸的是，他昔日留法时的忠实伙伴邓小平坚定地接过了这一事业。邓小平深有感触地对日本朋友说： “雨中岚山，别有风味，周总理写的诗就是写雨中岚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邓小平在亭谢间默默地眺望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对日本朋友说：“1919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这里的时候也是下雨。当时作的《雨中岚山》这首诗，最近已在北京出版。” 日本朋友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为岚山能通过周恩来这位伟人的诗篇而被中国人民所知晓深感荣耀。
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出版。此时邓小平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但他在生前特意为这部书题了书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