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打倒“高饶反党联盟“，前后只用了一年左右（实际上斗争在1954年2月就基本结束），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外，其他干部很少被清洗，牵扯的人不是很多(但陕北干部从此不被重用).从表面上看来，这次政治风波的规模不大，比后来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牵扯面都要小的多，影响并不深远。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高、饶（尤其是高岗）的倒台，对中国此后十多年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高岗倒台的影响是非常复杂、非常深刻的，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一朝一夕的人事变动上，更长期的体制和政策变动上。
首先，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1953年高岗能够安于自己的位置，不在毛的默许下反对刘少奇,不争取更高位置的活动，那么，高岗肯定能够坐稳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宝座。因为在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除了陈云之外，高岗的经济工作经验是最丰富的。他担任东北主要负责人四年多，工业、农业建设都搞的非常出色，东北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有人说：“东北的工业搞的好主要是因为基础雄厚，与高岗没有什么关系。“这显然是片面的。东北的确有日本留下的大量工厂、设备和技术人员，但在解放战争中也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高岗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恢复并大大发展了东北的工业建设（当然也少不了苏联援助的功劳），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解放后很快爆发了朝鲜战争，志愿军的军需大半都依靠东北，正是高岗运筹帷幄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高岗进京时，中央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都交给他主管，充分显示了对他能力的信任。
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期间，作为他副手的李富春也来自东北军区，两人是老搭档，在高岗倒台后，李富春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虽然毛泽东对他有许多不满，但仍让他长期主管工业方面的工作。高岗为人处事大刀阔斧，李富春则比较谨慎，经常讲“反冒进“，如果这两人能够长期搭档主管国家计划和工业工作，无疑是比较理想的。相对于李富春，高岗最大的优点是在经济政策上与毛泽东比较一致，容易赢得毛泽东的好感。在工业企业管理问题、企业领导与工人的矛盾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改造问题等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高岗的观点和毛泽东都比较一致，这也是毛泽东选择高岗主管国家计划工作的原因之一。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虽然搞经济也有一套，但都不是毛泽东的嫡系，思想也比毛泽东偏“右“，因此始终没有赢得毛泽东的完全信任。邓子恢曾长期从事农村经济工作，但是他与毛泽东的观点更加不符，甚至在1962年因为“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严重错误“而被撤职，其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一起撤消，这时毛泽东恐怕也有一点想念高岗。总之，高岗的倒台，不但使中共丧失了一个搞经济的能手，最重要的是使毛泽东在经济领域丧失了最值得信赖的部下，从此以后，毛泽东和国家经济负责人就一直处在长期的冲突和不信任中,严重影响了工作。
高岗倒台，还引发了国家计划体制的根本变革。1952年底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本来是国家经济计划的唯一最高机构，而且不隶属于政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实际上与政务院总理平级。考虑到高岗还兼管政务院的8个工业部，因此在经济事务上他的发言权要比周恩来大的多。除了工业部门外，农业、财政、交通各部门也都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制约，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计委主任能比。到了1954年制订宪法，才将国家计划委员会置于国务院管辖之下，并将“主席 “改为“主任“，不再兼管工业生产部门。试想，如果1954年高岗还在位，毛泽东未必会将计委置于国务院之下，有可能仍然会保持这种平行的局面，计委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内阁“；即使仍然将计委置于国务院之下，高岗也至少会兼任副总理，仍旧兼管工业部门，经济决策权还是会高度集中在高岗手中。相对于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高岗肯定会更加热心地执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如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加速工商业改造、在沿海地区设立更多新工厂、调整轻重工业比例等等，中国在1954-1965年间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谈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问——既然高岗会更加热心地贯彻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已经在“大跃进“中被证明失败，那么如果高岗不倒台，岂不会对国家经济带来更大的灾难？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当时的经济构想，也并非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如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体制，在今天看来很没有效率，但在当时却是加快工业发展的捷径。另外，现在的人们往往误解了毛泽东的经济观点，认为大力发展重工业、大搞三线建设、全民备战备荒等等都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实际上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是反对这些观点的。在《论十大关系》里，毛泽东就说过，必须适当调节轻重工业发展的比例，继续大力发展沿海工业，削减军费，提高工资等等，但周恩来、李富春、彭德怀等人并不支持这些说法，李富春只同意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8比1调节到7比1，不同意在沿海地区新建任何大型工厂，而彭德怀则坚决反对大幅度削减军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宏观经济上的指导思想绝不能一概归结为“瞎指挥“。但是，由于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国家经济领导人经常与毛泽东发生矛盾，毛泽东逐渐开始“直接干预经济“，尤其以1957-1959年为甚,反而蛮干乱搞起来。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亲自制定国民经济方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错误的，只能说明毛泽东对于具体的经济事务是外行。如果高岗长期领导国家经济，不与毛泽东发生矛盾，毛泽东自然也没有必要到前台来直接指挥经济。据毛泽东的秘书回忆，1958年，毛泽东对陈云已经非常不满，甚至曾经拍着桌子大叫“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毛泽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经济上总是存在冒进的倾向，而陈云则是现实主义者，与毛泽东的反差太大，一次又一次的矛盾只会使毛泽东越来越走向“冒进“的极端，所谓“三年钢产量超过5000万吨““亩产10万斤“等口号，其实也是毛泽东对于陈云、李富春等“小脚女人“的一种过激反应。如果高岗在位，与毛泽东的冲突减少，可能会有一些冒进，但冒进的程度应该比“大跃进“小的多。高岗搞经济未必比的上陈云，执行毛泽东的政策也未必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这至少会减少许多党内斗争，减少毛泽东对经济负责人的不满，使国民经济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格局。
李富春接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后，毛泽东对计委的工作越来越不满，为了打击计委的“右倾保守主义路线“，又建立了两个经济计划机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大致的分工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订五年计划，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制订年度计划，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则负责基建计划。当年的高岗 “经济内阁“，变成了1956年的“三驾马车“——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陈云。这三人还兼管国务院大部分工农业部门，与周恩来（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先念（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一起组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班子。但周恩来在党政军都要负责，经济建设的重担主要是由陈云来挑。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主要是想让国家经济委员会制定比较激进的年度计划，推动国家计划委员会提高五年计划的指标，达到“跃进“的目的。但是“政出多门“也降低了经济政策的统一性，无论是陈云还是薄一波，都与毛泽东存在着严重分歧，毛泽东只能施加种种压力让他们就范，却始终不能达到充分控制经济政策的目的。
到了1957年，计划部门与生产部门脱节的恶果开始显现——由于计划不善，许多工业产品要么过剩，要么短缺，尤其以钢材、水泥为甚；轻工业发展受农业收成影响太大，计划经常赶不上形势变化；由于缺乏全局观念，许多过剩的工业产品都被出口，没有留下来作为战略储备；消费品严重短缺，农民感叹“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基本建设的摊子铺的太大，新增许多工人，带来许多负担。这些恶果不能仅仅归结为某一个领导人的错误，而是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统一性的结果。毛泽东和经济部门负责人存在矛盾，经济部门负责人之间也存在隔阂——当年高岗、李富春搭档负责国家计划工作，李富春是高岗的老部下，政务院的8个工业部门也直接听高岗号令，经济部门的效率当然会比较高；而现在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同时负责国家计划工作，陈云是老资格的中央领导，李富春是出身东北军区的干部，薄一波则出自刘少奇控制下的华北局，三个人的派系、观念和办事作风都大不相同，不可能不出现种种问题。而农村的经济工作，更多的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负责，邓子恢的思想和毛泽东相差更大。相比之下，毛泽东更信赖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在国务院似乎有牵制周恩来、陈云的意味，然而这种牵制的力量是薄弱的。
毛泽东与经济部门的矛盾，以及经济部门内部的混乱，导致了1955-1956年经济发展的挫折，毛泽东的威信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泽东对计划部门施加了很大压力，但李富春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仍然没有屈服，他既不肯大幅度提高经济计划指标，也不肯在沿海地区兴建更多工厂，在农业合作化上也采取消极态度。邓子恢也在农业合作化、兴办大食堂方面提出了很多扫兴的意见。鉴于经济部门的干部都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图，毛泽东终于开始亲自规划“大跃进“，制订了 “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提出了高的吓人的经济指标。中央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十五年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但很快这个口号就变成了“三年内钢产量超过英国“，其他经济计划也都大大缩短，毛泽东甚至提出“我们可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在毛泽东的强大压力下，陈云一如既往地“休息养病 “——一直到庐山会议后，陈云都处于休养状态，没有对“大跃进“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制约。而薄一波甚至推动了毛泽东的冒进思想，连他自己都承认，是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以钢为纲““三大元帅升帐“的口号。周恩来则在被毛泽东批评“保守“后做了自我检讨。虽然国家计划的制订者一直在与毛泽东发生矛盾，但在毛泽东坚决贯彻其计划的关键时刻，他们并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还助长了“大跃进“，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高岗倒台后，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个能够紧跟自己步伐的人来主导国家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肯定不符合条件，林彪、陈毅、彭真等人都不适合搞经济工作，李先念虽然善于理财但资历较浅，邓小平倒是比较符合毛泽东的要求。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敏锐，善于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有“举重若轻“之誉；从 1933年毛泽东遭到王明批判时起，邓小平就和毛泽东站在一边，在1956年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在报告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最高的。高岗的倒台在客观上促成了邓小平的飞跃，邓小平正是因为在对高岗的政治斗争中的冷静、成熟，才赢得了毛泽东更多的信任。虽然文革期间经常把“刘邓“作为一体进行批判，但在文革之前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分歧很大，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他和刘少奇的共同点。毛泽东让邓小平担任新设立的总书记，或许是出于对刘少奇的不满，为未来培养备用的接班人，但邓小平既然已经负责党中央的日常事务，就不可能有更多精力去管理经济了。
1958年，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新的人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他的计划甚至比毛泽东自己制订的还要激进的多，远远超过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反冒进“的计划。毛泽东甚至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在中央会议上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东西你写的出来吗？“、当时纷纷传闻毛泽东想用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但由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被迫依赖周恩来、陈云收拾残局，柯庆施到1965年才担任副总理。如果柯庆施没有在1965年去世，毛泽东或许真的会用他主管经济工作；但柯庆施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工作能力上，都不能和高岗同日而语。柯庆施和高岗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都会支持毛泽东，他在华东工作十多年，也有不少成就，但比起高岗的大刀阔斧、明断明决，他是肯定无法同日而语的。
高岗管经济,当然不希望经济被搞乱,就象林彪在文革中也不希望军队被搞乱一样.老毛吃顺不吃逆,林彪顺着劝老毛,军队就稳住了.如果高岗能顺劝老毛一把, 毛在经济上也许不会搞得那么过分.经济搞得不太糟,刘少奇也就不会顶毛放权,毛大权依旧,也就不会发动文革,这样来看,高饶事件间接导致了文革,当初刘要不搞倒高饶,也许也就不会发生毛搞倒刘的事.再者高支持毛并不等于就不会给毛提意见.高岗也是快人快语,喜怒形于色的性情中人.抗美援朝的时候就彭总等少数人支持毛出兵,一般认为彭该是毛的铁杆支持者了吧,结果庐山上放炮的也是彭总.
另外高岗跟苏联的关系也不错,如果日后中苏关系分裂的时候高岗能参与决策,不把关系闹得那末僵,以致军事冲突,而是多少有些缓和,我们就不会在国际上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腹背受敌,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在阅读“大跃进“及其后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史料时，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掌握国家计划大权的人是高岗，形势会怎么样？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马纳曼也曾说过，他在越战后期不只一次思考过，如果肯尼迪总统还在白宫，还在决定着大政方针，他会如何对待这场战争。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但是，高岗在49岁的盛年自杀，对于国家经济建设无疑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比邓小平小一岁，比周恩来、刘少奇小七岁，比陈云只大三岁，是当时党内的少壮实力派领导人，苏联人、日本人都曾经由衷地赞叹过“高岗有领导气质“。高岗并不是靠政治路线上台的，论到政治他实在太幼稚了，比陈云、邓小平都差了一个数量级，他能够青云直上，主要靠的是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东北战场的后方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恢复和发展，朝鲜战争的军需供应，都是高岗留下的重大业绩。如果他当时没有被打倒，以他大刀阔斧的性格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经济建设中是大有可为的。
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建设走了太多弯路，这能够归罪于毛泽东的“瞎指挥“吗？还是应该归罪于“经济建设经验不丰富“？然而，看到当时经济政策的政出多门，经济管理体制的叠床架屋，计划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巨大隔阂，经济工作与党务工作的纠缠不清，我不禁想到：或许经济决策的不稳定和经济管理的混乱，才是制约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毛泽东曾经找到了一个“能管20年“的高岗，试图建立一种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中心、工业生产部门从属于计划部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但这个努力被“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打碎了。我们无法假设历史，无法准确预言高岗可能的另一个结局，但无论如何，看到中国后来围绕经济政策发生的种种尖锐矛盾，我们还是无法释然。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
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
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
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