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是个舞盲。他在美国当大使时曾在一次外交晚会上被福特夫人强拉去跳舞。拉宾笨手笨脚，难堪无比。在场的基辛格见此情景，走过来把舞兴正浓的福特夫人接了过去，替拉宾解了围。事后，拉宾评价说：“这是基辛格唯一一次帮以色列国的忙！”被“犹太人操纵美国”、“犹太人操纵世界”之类反犹主义言论洗脑的人们大概不会相信这个故事：基辛格是犹太人，基辛格在美国政坛叱咤风云多年，基辛格会不帮着以色列国？我们不妨来看个基辛格“不帮忙”甚至是“帮倒忙”的例子。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在象征人类和平的奥运圣火下残暴屠杀十一名以色列运动代表队成员，举世震惊。当晚十点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报告。尼克松义愤填膺，他表示：1、以色列人如果因此去揍黎巴嫩（黑九月事件后，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被悉数赶出约旦，迁往黎巴嫩），他不在乎，因为“他们应该去揍个什么人。”2、不仅如此，美国将与那些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包括黎巴嫩，包括约旦，如果约旦还在庇护那些恐怖分子的话。3、要向以色列政府表示自己对这一事件的震惊和愤怒，并表达要去参加遇难者葬礼的心愿。4、同意外长罗杰斯的建议，制定全国哀悼日，降半旗向以色列遇难者致哀。不过，他的这些想法在第二天发生了变化，因为这天早上“犹太人”基辛格掺乎了进来。基辛格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开场白，他说奥地利人对塞族窝了十多年的火，偏偏塞族人谋杀了奥地利的王储，德国愤怒，举世愤怒，于是奥地利人以为开战的时机来了，结果……尼克松何等聪明？！基辛格的这番开场白立刻让他明白过来，剩下的对话里，尼克松就驴下坡，基辛格从旁推波助澜，到这场对话结束时，尼克松的愤怒连同他对以色列的支持一块儿大缩水，他的决定是：1、美国不在这件事情上单独行动，而是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讨论，基辛格向尼克松保证联合国将无所作为，因为中国会否决任何谴责恐怖分子窝藏国的决议。所以，2、把皮球踢给联合国的目的是为了给以色列套个紧箍咒，让以色列不敢贸然攻打黎巴嫩。3、尼克松不去以色列参加葬礼，派罗杰斯去，虽然以色列人最讨厌这位国务卿。4、取消全国哀悼日。在最后一点上，尼克松犹豫不决，左思右想，他觉得取消的理由是人们会问“为什么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被杀的时候你不下令降半旗？”基辛格马上随声附和。尼克松深想一步，感觉不妥，因为这毕竟是奥运会，与其它事件不同。基辛格则马上说他现在过于愤怒，他不该忘记大家把他看作全美国人民的总统。就这样，在基辛格的引导下，尼克松决定只做一个个人表示，到一个路边的小教堂去，静坐五分钟，表示哀悼。而且就是这点事情，他也要从白宫的小门溜出去，不要让别人看见。对此基辛格的评价是：“这个，我认为，这个很有意义。这个很有人情味儿。你表示了你的立场，但没有用正式行动把美国总统职务卷进去。”在这场对话中，基辛格“出卖”以色列“出卖”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他自己都觉得良心不安，不妨看看他在反对设立全国哀悼日时的自白：“罗杰斯认为我们应该宣布一个全国哀悼日，我甚至连这一点也反对。总统先生，这不是我们的哀悼日。现在这种时候做表演太容易了……而且，上帝，我可是个犹太人，我的家族13口人（在大屠杀中）被杀害，我不可能对此毫无感觉。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想想这个国家里的反犹主义势力。”“这不是我们的哀悼日”是一句泄露天机的话。即使是在以色列国遭遇如此的毒手的情况下，对基辛格这样的美国犹太人来说，这仍然是“他们”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我是美国人”的忠诚绝对压倒“我跟他们都是犹太人”的感情。如果说美国犹太人确实对美国政治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首先来自犹太社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绝对忠诚。这不是说美国犹太人中不会出现以色列间谍，而是就总体而言，美国犹太人总是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把犹太问题放在第二位。这一点也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哈尔滨犹太人与美国犹太人就日本问题所进行的交涉中看出来。日本人试图通过哈尔滨犹太社区与美国犹太社区的关系，请美国犹太人帮助疏通日美关系，美国犹太人则对此一口回绝。考虑到当时的德日关系和德国灭绝犹太民族的政策，美国犹太领袖回绝哈尔滨犹太人的请求的实际含义是：宁可牺牲掉整个哈尔滨犹太社区，也不做出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的确，美国犹太人在很多事情上为以色列说话，但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美以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才发生。实际上，作为自由世界的旗帜国家，美国跟以色列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曾给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打电话，询问他怎么才能帮助以色列国，本•古里安的回答是：“当一任出色的美国总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解，跟建国之初本•古里安作出的疏远苏联、投靠美国的决定同样了不起。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利益就是以色列的利益。美国有了，以色列就不会没有。反过来也一样，以色列的敌人也往往是美国的宿敌，伤害以色列的行为最终会伤害到美国身上。当然，正如基辛格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的那样，由于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犹太人的立场往往跟以色列人不尽一致。这种不同有时让以色列相当难堪，比如现任白宫大管家伊曼纽尔，是以色列“老赤卫队”的后代，然而2000年戴维营会谈时，他是让以色列代表团最头疼的人物，因为他熟知以色列人的思路，只要他一出场，以色列人就不敢玩花样。而且因为他是犹太人，不怕被骂成反犹，所以有些话柯林顿不敢说，却让他去说。不过，另一方面，这种立场与见解的不同恰恰是以色列国最大的力量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最不需要的恰恰是一个“以色列政府在华盛顿的传声筒”，这种工作有以色列使馆在干，用不着美国犹太人操心。而美国犹太人站在美国立场上寻找美以共同利益的动机使得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往往比以色列政府看得更远，看得更准确。他们跟以色列政府“对着干”的思路恰恰给以色列提供了举足轻重的思维补偿。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发动偷袭，以色列损失惨重。战争接近尾声时，以色列包围了埃及的一个军。愤怒的以色列人要发动总攻，灭之而后快。又是那个“基辛格”跳出来挡在里头不让以色列人“痛快”。为此基辛格与梅厄夫人大吵大闹，“蛮不讲理”地呵斥梅厄夫人：“我就是不许你们消灭这个军！”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基辛格的这次“帮倒忙”是何等正确！因为这个军留下来，所有人都给自己找到了台阶：美国人趁机把埃及拉进了自己的阵营，萨达特有了跟以色列谈判的脸面，以色列则由此瓦解了阿拉伯反以统一战线。一举三得，你不能不佩服多元思维的厉害，但你也可以想象当年梅厄夫人的愤怒。回到尼克松跟基辛格的当年的那场对话上来，有一个细节格外令人沉思。在基辛格反对宣布全国哀悼日时，基辛格：“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想想这个国家里的反犹主义势力。要是我们让我们的政策被犹太人操纵了的话……”尼克松：“被极端派犹太人操纵……”基辛格：“被极端派犹太人操纵而宣布全国悼念日的话……”有意思的是，基辛格在这里是如此地进入角色，甚至忘了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还得让尼克松来提醒现在的政策确实是被“犹太人”操纵的，只不过不是“极端派犹太人”而是“另一个犹太人”。这里的悖论也许就是所谓“犹太人操纵美国”的全部秘密所在吧。如果基辛格不能忘记自己是“犹太人”的话，他就永远没有机会成为那个“操纵政策”的“犹太人”。反过来，如果一个“犹太人”操纵了美国的政策，那么他就一定不是“犹太人”。而犹太民族的力量，恰恰在于对这些“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包容能力。基辛格也许从来没有给以色列国“帮过忙”，但他依然是犹太社区里的核心人物，至今有关犹太民族民运的重大决策，事先仍然找他商量，只是做这种商量时他不是那个不是犹太人的“基辛格”，而是一个被大家亲切地叫做”Dr. K”的犹太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