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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回到了德文学校，我发现，比起十五年前我在此上学的时候来，它显得更新了，这有点怪怪的。窗户更狭窄了，木制品更明亮了，仿佛为了更好地保存，而在任何器物上都涂了一层清漆，它似乎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为稳重，更为耸立，更为拘谨。但是，当然了，十五年前在打仗。也许那个年代学校没有很好修缮，也许那时清漆与其他所有的东西一道，都被战争用掉了。
我不太喜欢这种闪闪发光的新外表，因为这使得学校像是一座博物馆。尽管对我来说，它就是一座博物馆，可这并不是我希望它会成为的样子。在内心深处，以那种思想服从于情感的心有灵犀的方式，我总是感觉，德文学校的存在，始自我跨入德文校门的那一天。当我是那儿的一名学生的时候，它的存在曾是那种充满活力的真实；我离开它的那一天，它又像一根蜡烛般熄灭了。
而此时此刻，它到底还是被某只周到体谅之手涂了清漆上了蜡，保存了起来。与它一道保存、像门窗紧闭的房间中凝滞的空气一样的，则是那环绕并充斥于当年每一天的著名的恐惧，那恐惧太巨大了，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因为，我不熟悉没有恐惧的感觉，不晓得没有恐惧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那时无法辨别出恐惧的存在。
如今回首，视线穿越十五年的岁月，我可以极为清晰地看到那时我曾经生活于其中的恐惧。想必这意味着，这么长时间后我终于明白了：我当时要是知道那恐惧，我一定会拼命地逃离。
我感觉，恐惧是有回声的。伴随着恐惧，我体会到了那种混乱的、无法控制的喜悦，这喜悦是恐惧的伴随物，是恐惧的另一个面孔。当年的喜悦是时而迸发的，就像突然划过黑暗天空的北极光。
有两个地方我现在想看一看。两个都是恐惧的场所，这也是我之所以想看它们的原因。于是，在德文旅馆吃过午饭后，我朝学校走去。将近十一月底，这是一年中一个无法描述的阴冷时段，就在那种潮湿而自怜的日子里，每一个污点都显得那么清晰。幸好在德文这样的天气并不多——它更为显著的特点在于，要么是冰封雪盖的寒冷冬季，要么是热气炙人的新罕布什尔之夏——但是今天在我身边刮起的，却是一阵阵夹杂着细雨的喜怒无常的阴风。
我沿着吉尔曼街行走，这是镇里最好的街道。这儿的房子与我记忆中的一样漂亮，一样与众不同。街道两边是进行了巧妙的现代化改建的美国初期十三州风格的旧宅邸，用维多利亚木进行过扩建、宽敞的希腊复古式教堂，它们与以前一样壮观森严。我几乎看不到有人进入这些建筑，也看不到有谁在草地上玩耍，甚至看不到一扇打开的窗户。在这藤萝垂落、树叶飘零的日子，这些房子显得比以前更为优雅，也比以前更没了生气。
与其他所有的老牌名校一样，德文没有被高墙大门所包围，而是自然地从这个创建了它的城镇中显现出来。所以，在我向它走去时，并没有那种偶遇的突然。吉尔曼街上的房子开始呈现出更为防御的姿态，这意味着我接近了学校；当街上的房子显得更为疲惫时，我已经身在其中了。
现在刚到下午，校园里和房子里都没有人，因为所有人都在运动。当我走过那个叫做“远公共草地”的宽阔空场、朝一栋建筑走去时，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这栋建筑与其他主要建筑别无二致，都是红砖砌就，和谐平稳，只不过它有一个大圆顶，还有一口钟和一个表，门口的上方用拉丁文写着：第一教学楼。
穿过一个个摆动的房门，我来到一个大理石门厅，在一段长长的白色大理石楼梯下面驻足。虽然楼梯老旧，可每一级台阶中央部位磨出的月牙形痕迹却并不很深。大理石一定异常坚硬。这似乎非常可能是，极为可能是，尽管这些台阶在我的脑海中念念不忘，但在此之前，我却没想到它们有这么坚硬。令人弥足惊奇的是，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忽略了这极其重要的事实。
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注意，这楼梯当然就是我在德文生活时每天至少上下一次的楼梯。楼梯依旧。而我呢？啊，我自然觉得年龄大了些——这一刻，我开始心潮澎湃地自省，注意到自己的变化有多大——我更高了，相对于这些台阶而言，也更大了。我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成功。比起当年似乎有幽灵伴随我上下这些台阶，我现在也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我转身走回外边。远公共草地仍然空荡荡的，小径两旁林立着极具共和党、有几分银行家意味的树木，新英格兰①榆树，我独自走过宽宽的砾石小径，朝学校的远处一端走去。
德文有时被认为是新英格兰最为美丽的学校，即使在这个阴郁的下午，它的力量也是昭然的。这是那种由几小块区域所组成的秩序井然之美——一个大院子、一片树林、三个相似的宿舍区、一圈老房子——以那种的在争论中的本节比而和谐之态居于一起。你或许会觉得辩论随时都会开始，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辩论发自教务长宅邸，这是一栋纯粹、名副其实的美国初期十三州风格的房子。这栋房子现在派生出了一个侧房，这个侧房有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大观景窗。终有一天，教务长大概会完全生活在一个玻璃房子里，会像矶鹬一般深感快乐。德文的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化，慢慢地与那些逝去了的东西相协调。所以怀有这样的希望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这些建筑、一任任的教务长以及那些课程表，可以做到这种成长与自我协调，我也可以做到，也许不知不觉中已经做到了。
待我看过来此要看的第二个地方后，我就会对这知道得更多了。于是我漫步走过和谐平稳的红砖宿舍，宿舍的墙体上爬满了没有叶子的藤萝网。我穿过城镇那破落的突角，这个突角侵入了学校一百来米。我走过坚固的体育馆，此时此刻，体育馆里满是学生，但它的外表却与纪念碑一样，静无声息。我走过那个叫做“笼子”的田径馆（我现在想起刚来德文上学的几周中，“笼子”这个叫法充满着怎样神秘，我原以为它一定是个用作严厉惩戒的场所），我来到了那一大片叫做运动场的场地。
德文的学生既爱学习也爱体育，所以运动场非常之大，一年中除这段时间，运动场一直在使用。现在运动场潮湿而空旷，在我面前向远处展开，左边是无人的网球场，中间是巨大的橄榄球场、足球场和曲棍球场，右边是树林。运动场的彼端是一条小河，从这儿望去，凭着河岸边几棵秃秃的树木，可以辨别出小河的存在。今天的天气如此灰暗，如此雾蒙蒙，以至于我无法看见小河的对岸，那儿该有一个小体育场。
我开始了穿越运动场的长途跋涉，走了好一会儿，我才注意到那柔软而泥泞的地面，我的“都市鞋”这回肯定是完了。我没有停下脚步。接近运动场中央部位时，出现了一片片的泥水洼，我不得不绕行。当我走出“泥潭”时，我那已经没了模样的鞋子发出难听的声音。由于一无遮拦，风一阵又一阵地把细雨抛向我；要是换了任何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仅仅为了看一棵树，就这么栉风沐雨地蹚过泥泞，真像个傻子。
河面上笼罩着一团薄雾，所以，当我接近小河时，我觉得自己与一切都隔绝开了，只有这条河，以及河边不多的几棵树。风在这里更为一阵紧似一阵，我开始觉得冷了。我从不戴帽子，又忘记了戴手套。有几棵树萧瑟地笼罩在雾中，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棵都有可能是我寻找的那棵。这儿的其他树竟也与它一个模样，简直难以置信。在我的记忆中，它曾像一根孤独而巨大的长钉一般，赫然耸立在河岸上，枪炮似的令人生畏，豆茎似的高挺。然而，这里稀稀拉拉生长着几处树木，它们当中却没有一棵显得特别雄浑。
我在湿漉漉乱蓬蓬的草地上行走，开始仔细检查每一棵树，最后终于根据树干上某种向上排列的一连串小疤，并且根据伸向河面的一根树杈，以及挨着这根树杈生长的另一根细些的枝丫，认出了我所寻找的树。就是这棵树，我似乎觉得，它站立在这里，实在就像是那些人，那些你童年时代的巨人。许多年后，你再与他们相遇时，会发现他们不仅由于你的成长而显得小了，而且也由于它们自己上了年纪而绝对地缩小了。通过这种双重的降级，昔日的巨人变成了侏儒，而你的样子则恰恰相反。
这棵树不仅被寒冬掠去了树叶，而且似乎因为年龄而疲惫不堪，它虚弱而干枯。我非常庆幸，庆幸自己见到了它。所以，事物越要保持自己，变化就越大——事物越变化，它们就越保持了自己。①没有东西是恒久不变的，一棵树不会恒久不变，爱不会恒久不变，甚至暴死都不会恒久不变。
全都会变。我穿越泥泞，往回走去。我浑身透湿；任何人都看得出，该避避雨了。
这棵树是可怕的，活脱是耸立在河边的一座怒气冲冲的铁黑色尖塔。我绝不会爬它，这想都不要想。只有菲尼亚斯才会产生如此疯狂的念头。
他当然一点都没胆怯。他不会胆怯，或者，如果他胆怯了，他也不会承认。菲尼亚斯不会。
“我最喜欢这棵树的是，”他用他那特有的声音说，就像是一个催眠术士在用眼睛说话，“我最喜欢这棵树的是，爬上去不费吹灰之力！”他睁大他绿色的眼睛，狂热地看着我们。他的大嘴巴上绽开得意的笑容，上唇滑稽地稍稍突出，只有这笑容使我们相信，他并不真是在说傻话。
“这就是你最喜欢的？”我讥讽地说。那个夏天我说了许多讥讽的话；那是我的讥讽之夏，1942年。
“哦喔，”他说。这个表示肯定的新英格兰词语总使我发笑，这一点菲尼②知道，于是我只好笑了起来，这使我感觉不那么讥讽，也不那么害怕了。
还有另外三个人和我们在一起——那段日子菲尼亚斯几乎总是同一小伙人结伴活动，这伙人与一个曲棍球队的人数差不多——他们和我站在一起，用极力掩饰的畏惧目光，看看他，又看看树。在那高耸的黑色树干上钉着粗陋的木钉，木钉依次向上一直通向一根粗壮的树杈，这根树杈远远伸向河面。站在这根树杈上，你可以奋身一跃，安全地跳入河中。我们是这样听说的。至少那帮十七岁的小伙子们可以做到这个；但是他们比我们大了关键性的一岁。这不是我们三年级者尝试过的。菲尼自然要第一个尝试，他也自然要哄骗其他人，哄骗我们大家，和他一道尝试。
我们那时还不完全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年级。因为这是夏季学期，设立这个学期就是为了跟上战争的步伐。那个夏天，我们正紧张不安地从奴颜婢膝的二年级学生变成几乎是受到尊敬的三年级学生。上面的一级，四年级学生，征兵局的诱饵，几乎就算是士兵了，他们在我们前头奔向战场。他们一边忙于完成加快了进度的课程，一边学习着急救、加强着体能训练，这种训练就包括从这棵树上跳下来。而我们，则仍在安静而麻木地读着维吉尔①，摆弄着小河远远的下游处假钓饵旁的金属丝。直到菲尼想起这棵树来。
我们站在那里，抬头朝树望去，四个人显现出惊恐不安之态，一个人则满脸兴奋。“你们想第一个试试吗？”菲尼巧舌如簧地问我们。我们只是默默地回视着他，于是他开始扒去身上的衣服，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尽管还只是低年级学生，菲尼已经是全校最优秀的运动员了，然而，虽然他是出色的运动员，可他并不魁伟。他的个头和我一般高——一米七四（他与我同屋之前，我一直声称自己一米七五，但是他却用他那简单而自信得惊人的口吻，当众说：“不，你与我一般高，一米七四。我们都属于矮个子阵营。” ）。他体重一百五十磅，比我重出了恼人的十磅，这十磅肉以一种充满力量的协调，不显山不露水地长在了他的腿上、躯干上、肩膀上、胳膊上以及结实的脖子上。
他开始攀登那些钉在树干上的木钉，他背上的肌肉耸动着，就像是一只豹子。木钉的结实程度似乎并不足以承受他的重量。最后，他终于踩在了那根伸向河面的树杈上。“他们就是从这根树杈上跳的吧？”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我跳了，你们也都跳，对吧？”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说出什么。“好吧，”他喊道，“就算我对战争作出贡献！”他跳了出去，跌落过下方的一些枝杈，溅落进水里。
“太爽了！”他立刻冒出水面，说道，他的湿头发成了滑稽的刘海儿，贴在前额上。“这是本周我做的最有趣的事情。谁是下一个？”
我是。这棵树令我产生了一种恐慌感，这种惊恐弥漫全身，一直到我的手指尖。我的头开始觉得不自然的轻飘，附近树林传来隐隐的窸窣声，这声音仿佛被捂住却又渗漏出来。我一定是在进入一种轻微的惊呆状态。心中只有惊恐的我，脱去衣服，攀上木钉。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自己说没说些什么。他跳下去的那根树杈比从地面上看要细一些，也更高一些。顺着它走过去，走到河面上方，这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冒着落入岸边浅水的危险，向前猛跳。“别愣着呀，”菲尼在下面拉长声音说，“甭老站在那儿瞎摆姿势。”我怀着不由自主产生的紧张，意识到，站在这里看，风景很美。他喊道：“敌人向运兵船发射鱼雷时，是不能站在那儿欣赏风景的。跳！”
我跑到这么高的地方究竟想做什么？我为什么让菲尼把我说得去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他是在控制我吗？
“跳！”
我怀着一种把自己的生命抛开的感觉，纵身跳向空中。一些树枝的尖梢嗖嗖划过，随后，我重重地落入水中。双腿碰上河底柔软的河泥，我立刻浮出水面，受到祝贺。我感觉很好。
“我觉得你跳得比菲尼强，”埃尔温说，人们都叫埃尔温为莱珀①——莱珀?莱佩利尔，他在为自己所预见到的不和而拉拢同盟者。
“好了，哥们儿，”菲尼用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热情的声音说，这声音就像是他胸腔中的洪钟，“先别急着颁奖，先完成本训练课程。树在那儿等着呢。”
莱珀闭上了嘴，仿佛永不再开口。他没有争辩，也没有拒绝。他没有退却。他蔫了。但是另外两个人，切特?道格拉斯和博比?赞恩，却喋喋不休，尖声抱怨着校规，抱怨着胃痉挛，抱怨着他们以前从未提起过的身体上的毛病。
“你，哥们儿，”菲尼最后对我说，“就你和我。”他和我走过运动场，像两个贵族似的走在其他人前面。
那一刻我俩是最好的朋友。
“我一激你，你就出彩儿。”菲尼愉快地说。
“你谁也没激，什么也没激。”
“啊，我激了。我这么做很管用。否则的话，你比较容易选择退却。”
“这辈子我从没退却过！”我喊道，我对于这一指责的愤慨自然更为强烈，因为这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你傻帽！”
菲尼亚斯只是继续安静地行走着，或曰飘行着。他足蹬白色运动鞋，以如此难以想象的协调动作流畅前行，“行走”一词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描述。
我与他一道走过巨大的运动场，朝体育馆走去。脚下茁壮的绿草皮沾满了露水，前方，我们可以看见一层淡淡的绿雾笼罩在草地上方，落日的余晖将其穿透。菲尼亚斯头一回停止了说话，于是现在我可以听见蟋蟀的声音，还有薄暮中的鸟鸣。一辆体育馆的货车在四百米外空荡荡的田径场路上突突地开着，从体育馆的后门隐隐传来一阵孤立的笑声，然后，压过一切的，冰冷而女家长般的，是教学楼圆顶上发出的六点钟钟鸣。这是全世界最为平和最为感人的钟鸣，文明、平静、不可战胜、不可更改。
钟声越过所有榆树展开的树冠，越过宿舍楼的大斜屋顶和庞大的烟囱，越过一个个狭窄而不结实的老房顶，越过新罕布什尔的开阔天空，来到从河边返回的我们这里。“咱们最好快点，否则就赶不上晚饭了，”我一边说，一边迈着我那被菲尼称之为“西点步伐”的脚步。菲尼亚斯并不是真的不喜欢具体的西点或泛指意义上的权威，只不过认为权威是必要的邪恶，而通过反作用来对抗权威，便能获得快乐。权威是篮板，它把他抛向它的所有冒犯一一弹回。我的“西点步伐”就是他无法容忍的；他的右脚飞插进我的快步之中，我向前摔倒，一头栽在草地上。“把你那一百五十磅臭肉给我挪开！”我喊道，因为他坐在了我背上。菲尼站起身，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脑袋，继续朝前走去。穿过运动场，丝毫不会屈尊回头看一看我的反击，而是依赖过人的听力，他能够从空气中感觉到背后有人袭来。当我扑向他时，他轻松地朝边上一闪，而我从他身边冲过时只来得及朝他飞起一脚。他一把抓住我的腿，草地上出现了一场短暂的摔跤赛，他赢了。“快点吧，”他说，“否则他们会关你禁闭。”我们又行走了起来，走得更快了。博比、莱珀和切特在前方催我们赶紧走，随后菲尼用他那最有效的诡计再次让我上了圈套，那便是，我突然变成了他的同党。当我们一路快步行走时，我忽然痛恨起了这钟声和西点步伐，痛恨起了这匆忙和听命。菲尼是对的。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向他表明这一点。我用髋部猛地撞向他的髋部，出其不意地将他擒住，他立刻倒下，乐不可支。这就是他这么喜欢我的原因。当我扑在他身上、双膝压住他胸膛时，他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了。我们这么不分胜负地打斗了好一会儿，后来，当我们确信已经赶不上晚饭时，才相互松了手。
我和他走过体育馆，朝第一组宿舍走去，宿舍黑乎乎、静悄悄的。这个夏天，德文只有我们两百名学生，不足以把学校的绝大部分填满。我们走过校长那占了一大片地的房子——房子空空的，校长正在华盛顿为政府做什么事情；我们走过小教堂——也是空空的，这个教堂只是在早上才会被短暂地使用一下；我们走过第一教学楼，它许许多多的窗户中，有一些窗户闪着暗淡的灯光，教师们正在教室里工作；我们走下短短的坡地，走进宽阔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公共草地，四周高大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建筑将灯光洒在公共草地上。十几个吃完晚饭的男孩子在草地上闲混，伴随着他们的谈话声，一栋建筑一侧的厨房里传出乱糟糟的声音。天色越来越暗，这使得宿舍楼和旧房子纷纷打开电灯；远处一台留声机大声播放着《不要坐在苹果树下》，歌声戛然而止，改放《他们要么太年轻要么太老》，然后变成更为做作的《华沙协奏曲》，然后是甜美些的《胡桃夹子组曲》，然后全部停下。
我和菲尼来到我们的房间。在黄色的台灯下，我俩读老师布置下的课外阅读哈代的名作；我的《苔丝》读了一半，而他则继续苦读《远离尘嚣》，自得其乐地寻思竟然有人名叫加布里埃尔?奥克和拔示巴?埃弗登。我们那声音调得低到别人听不见的非法收音机正在播送新闻。外面，初夏的清风徐徐，四年级的学生可以比我们在外面待到更晚，大钟庄严地敲了十下，他们相当安静地返回。小伙子们溜达着走过我们的门口，朝浴室走去，接着，传来一阵持续不断的淋浴声。然后，全校的灯纷纷关闭。我们脱下衣服，我穿上一件睡衣；菲尼亚斯听说穿睡衣是不符合军规的，他没有穿。一片寂静之中，我们在祈祷，这一点心照不宣。随后，又一个校园夏日结束了。
2
我们晚饭的缺席受到了注意。第二天早上——北方那洗涤得干干净净闪闪发光的夏天早晨——普鲁多姆先生在我们房间门口停下。他肩膀宽阔，严肃阴沉，身穿一套灰西服。他并不像大多数德文教师那样，一副英国人大都具有的漫不经心的样子，因为这个夏天他是临时替补。他执行着他所知道的校规，晚饭缺席便是违规之一。
我们在河里游泳来着，菲尼解释道然后又摔跤来着，然后是人人都想看的日落，然后有几个朋友必须去看看，有事情要谈——他东拉西扯，他的声音一会儿高亢，一会儿急转而降，好似发自那颤动着的音箱。他的眼睛时不时睁大，发出绿色的光亮，穿过房间。他站在阴影处，背对着明亮的窗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被阳光炙晒过的健康。普鲁多姆先生看着他，听他口若悬河胡诌乱扯。看得出来，普鲁多姆先生正在迅速地失去自己的严厉。
“如果你们不是在最近的两个星期中已经九回没有吃饭的话……”普鲁多姆先生突然插话道。
但是菲尼不失时机。这并不是因为他想使这回没吃饭的事情被宽恕——他对宽不宽恕根本不感兴趣，假如惩罚是以某种新奇和未知的方式进行的话，他倒很乐意接受。他不失时机，因为他看出，普鲁多姆先生惬意了，情不自禁地被说动了。这位教师正在暂时地滑离自己的官方立场。很有可能，菲尼亚斯再努力一下，一种单纯的、不受控制的友谊就会在他俩之间流动起来，而这种流动正是菲尼生活的动力之一。
“真正的原因是，先生，我们只是必须得从那棵树上跳下来。您知道那棵树……”我晓得，菲尼清楚，假如普鲁多姆先生停下来想一想的话，他肯定会想明白，从树上跳下来甚至比没吃一顿饭更为不可宽恕。“自然了，我们必须这样做，”他继续说，“因为我们全都在准备上战场。如果他们把征兵年龄降到十七岁怎么办？过了这个夏天我和吉恩就都该十七岁了，这个夏天是个非常合适的时间，因为新学年刚好开始，该归哪个班级一清二楚。莱珀?莱佩利尔已经十七岁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本学年结束之前，他就可以参军了，所以，他完全应该在更高的年级，他现在本应该是四年级，希望您明白我的意思，那样他就要毕业了，准备应征入伍了。但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和吉恩都完全没有问题。毫无疑问，无论是现在要我们上战场还是将来要我们上战场，我们都要务必符合条件。这完全是一个生日的问题，除非您想弄得更确切，那就要从性的观点来看它了，我本人还从没这样看过，因为那是我老爸和我老妈的问题，我从没觉得自己想要过多地考虑他们的性生活。”他所说的话都是大实话，也都是真挚的；菲尼一向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如果这会使听者震惊，那么他反而会感到更为惊异。
随着一声令人惊异的大笑，普鲁多姆先生松了一口气，他凝视了菲尼一会儿，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就是这个夏天老师们想要对待我们的方式。他们似乎在修正自己通常的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没完没了地指责。而在冬季，大多数老师则都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任何涉及一名学生的出格之事，似乎我们所说的任何话、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很有可能是非法的。现在，在新罕布什尔六月这些晴朗的日子里，他们显现出了缓解之意，他们似乎相信我们有一半时间是听他们话的，只有另一半时间在试图糊弄他们。可以觉察出一丝容忍的意味；菲尼断定，他们在开始表露出值得赞赏的成熟迹象。
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德文学校的老师们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他既平静地无视校规，又迫切地想成为优秀，他似乎真心地深爱着这个学校，可一旦破坏起校规来，却也是任何人都无出其右的，一个受罚时极为若无其事的模范男孩。老师们放松了菲尼亚斯，于是也就放松了我们大家。
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我们这些十六岁的男孩使老师们想起了和平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在征兵局登记，我们还没做过任何体检。没人检查过我们是否有小肠疝气或色盲。膝盖无力和耳膜穿孔都不是什么大毛病，还不足以算是残疾，而把其中的几个人与其他人的命运分开来。我们无忧无虑，我们疯狂，我想我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生命象征，打这场仗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这样的生命存活下去。不管怎么说，老师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我们更为迁就；他们跟在四年级学生后面忙活，驱赶他们、磨炼他们、为战争而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宽容地注视着我们的游戏。我们使他们想起了和平是什么样，想起了不与毁灭联系在一起的生命。
菲尼亚斯彻头彻尾就是这无忧无虑的和平。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战争。普鲁多姆先生走后，他就开始穿衣服，也就是说他伸手去拿离他最近的任何衣物，其中一些是我的。然后他停下来考虑，走到梳妆台前。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件精细纺织的绒面呢衬衣，这件衬衣裁剪精致，颜色是鲜艳的粉色。
“那是什么？”
“一块台布，”他嘴角中滑出这几个字。
“不对，拉倒吧。是什么？”
“这个，”他随后用有几分骄傲的口吻答道，“将成为我的标志。老妈上周邮来的。你见过这样的玩意儿吗，见过这样的颜色吗？甚至它的纽扣也不是一通到底。你得把它从头上套进去，像这样。”
“从头上套？粉色！你穿上它会像是小仙女！”
“是吗？”当他在思考某种比你所说的话更有趣的东西时，他就会使用这种若有所思的语气。但是他的头脑却总是记录下你所说的，待到有时间了，再重放给他。所以当他在镜子前面系上高领子上的纽扣时，他淡淡地说：“我想知道，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像小仙女，会怎样。”
“你疯了。”
“啊，万一求爱者们开始在门口嚷嚷，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是把它作为标志来穿的。”他转过身，让我欣赏。“我在报纸上读到，前两天我们首次轰炸了中欧。”只有像我这样了解菲尼亚斯的人才能意识到，他并没有在改变话题。我默默地等着他做出任何荒诞离奇的联系，把这番话与他的衬衣联系在一起。“啊，咱们得做些什么来庆祝庆祝。咱们没有旗子，咱们无法在窗口骄傲地挥动一面国旗。所以我要穿这个，作为一个标志来穿。”
他真的穿了它。学校中再无他人穿了它而会不冒被人从背上扯下来的危险。历史课后，夏季学期最严厉的老师老帕奇-威瑟斯先生来找他，询问此事。我眼看着，随着菲尼礼貌地解释着这件衬衣的意义，老先生那拉长了的粉红面孔变得更为粉红了。
这是催眠术。我开始看出，菲尼亚斯任何事都能绝处逢生。我不禁为此而有点嫉妒他了，这非常正常。稍稍的嫉妒，哪怕是嫉妒自己最好的朋友，并无大害。
下午，这个夏季学期充任代理校长的帕奇-威瑟斯先生请三年级的学生们参加传统的任期茶会。茶会在无人居住的校长宅邸举行，茶杯每叮当一下，帕奇-威瑟斯先生的太太就哆嗦一下。我们身处一个兼作温室的阳光门廊，宽敞，潮湿，没有多少花草。但是却有一些不开花的高大茎类植物，生着肆无忌惮的大叶子。褐如巧克力的柳条家具伸出威胁的细枝，我们三十六个学生紧张地站立着，在柳条与叶子之间晃荡着自己的茶杯。四位出席的老师和他们的太太在与我们说话，当他们向我们发表见解时，我们都竭力把持着自己，别说出蠢话来。
为了这个茶会，菲尼亚斯弄湿了头发，用刷子刷理了一番。这使得他的脑袋看上去非常光亮，而这副模样又与他脸上的那副既惊讶又诚实的表情极为矛盾。他的耳朵，我以前从没注意到过，非常小，紧挨在脑袋上，再加上那黏在一起的头发，现在衬托得他那轮廓鲜明的鼻子和颧骨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船头。
只有他一个谈吐自如，他在谈轰炸中欧的事。恰好别人都没读到这则消息，由于菲尼亚斯无法准确地记起究竟是哪个国家的哪个目标被炸，他也记不起实施轰炸的究竟是美国空军，还是英国空军，或者甚至是苏联空军。他更记不起是在哪天的哪家报纸上读到的，所以，谈话是单方面的。
这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事件本身。但是过了一会儿，菲尼觉得他应该把讨论扩展到其他人。“我认为应该把他们炸懵，只要别炸到女人、孩子和老人，对吧？”他在对帕奇-威瑟斯太太说话，她神经质地坐在她的茶壶后面。“也别炸到医院，”他继续说。“自然还有学校。以及教堂。”
“也必须小心艺术品，”她插话道，“只要是有永久价值的。”
“简直是废话，”帕奇-威瑟斯先生咕哝道，他满面通红，“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的小伙子们在数千英尺高空把几吨重的炸弹投得那么精确！看看德国人对阿姆斯特丹做了些什么吧！看看他们是怎么炸考文垂的!”
“德国人不是中欧人，亲爱的。”他太太非常温和地说。
他不喜欢被人打断。但是打断他的是他妻子，他似乎还能够容忍。过了一小会儿，他粗鲁地说：“中欧才没有什么‘永久的艺术’呢。”
菲尼喜欢这种争执。他解开自己泡泡纱外衣的扣子，仿佛为了这讨论，他需要更多的身体自由似的。帕奇-威瑟斯太太的目光恰好落在他的腰带上。她用犹犹豫豫的声音说：“这不是……我们的……”她丈夫的目光跟着看了过来；我吓坏了。这天早上匆忙之中，菲尼并非心血来潮地用一条领带代替了皮带。但是这天早上他手边的第一条领带竟是德文学校的领带。
这一回他可逃不过去了。我可以感觉到，我自己对这一状况出乎意料的兴奋。帕奇-威瑟斯先生的脸在变得通红，他太太的脑袋垂了下去，仿佛上了断头台。就连菲尼的脸色似乎都有点变了，除非那是由他粉衬衣映衬而致的。但是他表情镇定，他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我系它，您看，因为它和我的衬衣颜色相配，成为了一体——我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双关的寓意，我觉得这并不特别好笑，特别是在这彬彬有礼的场合，您说呢？——它与咱们刚才谈论的话也完全一致，轰炸中欧，因为细论起来，学校是与战争中发生的一切都息息相关的。战争是同一场战争，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我认为德文也应该置身其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我对此的态度。”
帕奇-威瑟斯先生脸上的表情在继续改变，脸色也在继续改变，现在定格成为惊讶。“我这辈子从没听到过如此不符合逻辑的道理！”不过，他的声音并不是特别愤慨。“在本校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中，这大概算得上是最为奇怪的颂词了。”他心中的某个不为所知的角落似乎感受到了愉悦或有趣。就连这样的险境，菲尼亚斯也要逃过去了。
他那睁大了的眼睛发出具有魔力的闪光，他继续用更为强制性的声音说：“不过我必须承认，今天早上我系它的时候，我并没想到这些。”提供完这个有趣的补充信息后，他惬意地微微一笑。帕奇-威瑟斯先生对这话真的是无言以对，于是菲尼添加道：“我很高兴我拿一件东西当腰带系了！我当然不愿意在校长家的茶会上把裤子掉下来，造成尴尬。当然了，校长不在家。但是在您和帕奇-威瑟斯太太面前一样会造成尴尬。”他礼貌地朝她颔首微笑。
帕奇-威瑟斯先生的大笑使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包括他自己。对他的面孔，对这个面孔的阴晴我们常常加以分类，现在达到了一个新色调。菲尼亚斯非常高兴；乖戾而严厉的帕奇-威瑟斯先生破天荒发出了由衷的大笑。他成功了！他打破了一个人所实施的那种施了魔法般的没有思想的严峻。
他事事都能全身而退，我感到一种突然产生的失望。这是因为我只想看到某种更为激动的场面；准是这样。
我们俩离开了茶会，感觉良好。我一路上与菲尼一起开怀大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天下无双的，任何事情都能够绝处逢生。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阴谋家；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事事都能绝处逢生，是因为他是那种了不起的人。事实上，这样一个人选择我做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荣幸。
菲尼从不放下没有做好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已经做得足够了，只要还没做到尽善尽美，他就不会放下。“咱们到河边跳水去，”当我们走出阳光走廊时，他轻声说。我们一路行走，他用靠在我身上、改变我方向的办法来强迫着我；就像一辆警车在把我挤到路边似的，指引着我不情愿地朝体育馆和河边走去。“咱们必须把这个茶会从头脑中赶走，”他说，“还有那些谈话！”
“是的，那当然很无聊。是谁在侃侃而谈啊？”
菲尼凝神思索。“帕奇-威瑟斯先生真够夸夸其谈的，还有他老婆，还有……”
“是的，还有？”
他故作震惊地看着我，“你不会是说我说话太多了吧？”
看着他那张口结舌的惊异样子，我饶有兴致地反唇相讥，“你？说话太多？你怎么会指责我这么说你！”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是我的讥讽之夏。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讥讽是弱者的抗议。
我们在阳光明媚的下午一路前往河边。“我并不真的相信咱们轰炸了中欧，你呢？”菲尼思绪重重地说。我们途经的那些宿舍非常庞大，在一层层厚厚的藤萝后面面目难辨，这些藤萝的叶子又大又老，你会觉得它们一年四季都长在这里，真可谓永久的新罕布什尔空中花园。在楼与楼之间，榆树在那么高的地方弯曲着，你都会不再记得它们的高度，直到你的目光望到那熟悉的树干以上的部位，看到那最矮部分的叶伞，意识到它们在此之上还高举着极高的复合体，树枝，树枝，还是树枝。一个树枝的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树叶，这时你才会想起它们有多高。它们似乎也是永久的，永不变化的，一个高空中不被碰到、无法够到的世界，就像是大教堂那装饰性的塔尖，高得无法享用，高得派不上用场，伟大，遥远，一无用处。“是的，我也不相信。”我答道。
我们前方远处，有四个男孩子在朝网球场走去，在那没有尽头的绿色运动场上，他们看上去就像是白色的旗子。他们的右边，体育馆在灰墙后面沉思，那又高又宽、上方呈椭圆形的窗户，反射着阳光。体育馆彼端，运动场开始变成树林，我们德文学校的树林，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树林就是北方大森林的开始。我思索着，从德文树林起，树木形成一个越来越丝毫不间断的走廊，远远地通往北方。谁都看不到它另一端的尽头，有些地方一直通到遥远的加拿大那荒蛮的最顶端。我们似乎是在这最后、最大的荒野那被驯服了的边缘上游戏。我从没查出来是否就是这样，也许是的。
对于身处此地的我们来说，轰炸中欧完全是不真实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它——一千多张报纸照片和新闻短片已经给了我们有关这一景象的相当准确的概念——而是因为德文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太美好了，我们无法接受那样的事情。我们在全然的自私中度过了那个夏天，我现在高兴地说。1942年夏季世界上可以自私的人为数不多，我很高兴我们利充分用了那个夏季。
“第一个说讨厌话的人屁股上要挨一脚，”当我们来到河边时菲尼条件反射地说。
“好吧。”
“你仍然害怕从树上跳下来吗？”
“这个问题有些讨厌，对吧？”
“这个问题？不，当然不。这取决于你如何回答。”
“害怕从树上跳下来？我会觉得跳下来非常有趣。”
我们在河里游了一会儿泳后，菲尼说：“你先从树上跳，好吗？”
“好啊。”
我开始僵硬地攀登木钉，因为有菲尼紧跟在我后面而稍稍感到一点踏实。“咱们将用一起跳水来增强伙伴关系，”他说，“咱们将组成一个自杀社，而入社的条件就是从这棵树上往下跳一回。”
“自杀社，”我紧张地说，“夏季学期自杀社。”
“好！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这怎么样？”
“很好，行啊。”
我俩站在一根树杈上，我比菲尼站得稍稍更往外一些。我转身说些别的话，说句拖延时间的话，哪怕再拖上几秒钟，这时我意识到我反而在开始失去平衡。出现了一个全然的、与人格无关的恐慌瞬间，这时菲尼猛伸过手，一把抓住我胳膊，随着我恢复平衡，恐慌立刻消失了。我重新转回身，面向小河，沿着树杈又朝前走了几步，纵身一跃，落入深水之中。菲尼也漂亮地一跃，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正式成立了。
只是到了吃过晚饭后，我朝图书馆走去的时候，我差点从树杈上滑下来的全部危险才再度令我后怕。假如菲尼没有在我后面紧跟过来……假如他没有在那儿……我可能就会掉在河岸上，摔断脊梁骨！假如摔得不巧，我可能就会丧命。菲尼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
3
是的，他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他实际上也差点要了我的命。要不是他，我本是不会站在那根该死的树杈上的。要不是他在那儿，我也本不会转过身，从而失去了平衡。我不必对菲尼亚斯抱任何强烈的感激之情。
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从一开始就很成功。那天晚上，菲尼概要地谈了谈它，仿佛它是德文学校一个历史悠久、值得尊敬的机构似的。六个同学在我们房间中听他讲，并开始就细节提出小小的问题，谁都没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俱乐部。学校总有一些秘密社团和地下兄弟会，他们认为，这就是其中之一，只是才刚刚公开而已。他们立即加盟，成为了它的“受训者”。
我们开始每晚集会，带他们入门。我和他作为创始成员，必须以身作则，用我们自己的跳水来开始每晚的集会。这个夏天菲尼不知不觉中创造了许多规则，而这就是其中的第一个。我讨厌这样做。我从没习惯过这种跳水。每次集会，那根树杈都似乎更高，更细，水面也变得更远，难以触及。每一回，当我做好跳跃的姿势时，我都飞快地感觉到这简直难以置信，我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如此危险的事情。但是我总是跳下去。否则的话，我就会在菲尼亚斯面前丢脸，而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每天晚上都集会，因为主导菲尼生活的是灵感和无政府状态，所以他珍视这一套规则。他自己的规则，而不是其他人，比如说德文学校的老师们，强加给他的规则。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是个俱乐部；俱乐部就要按规定定期集会；我们每天晚上集会。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定期的了。一周集会一次对他来说似乎不够定期，完全是太随意了，几近于散漫。
我跟着去，从未缺席任何一次集会。在那个时期，我从没想到过要说“我今晚不想参加了”，而这其实正是每个晚上我最为真实的想法。我听命于自己的心灵，而心灵则总是千方百计地约束我。“咱们出发，哥们儿，”菲尼常常这样喊叫，我违背自己所有的天然本能，想不起发出半点抗议，就跟着他走了。
我们就这样打发着这个夏天，每天雷打不动地约会——课可以逃，饭可以不吃，小教堂可以不去——我注意到菲尼本人的某种心态，这种心态与我的心态完全相反。他的心态并不是完全放任自流。我注意到，他确实遵守某些规则，他似乎把它们当成了圣训。“当你一米七四时，决不要说自己一米七五。”——这是我第一次遭他数落。另一句话是：“每天晚上都要祈祷，因为通过祈祷，上帝就会出现。”
但是对他的生活具有最为直接影响的一句话则是：“你们在体育比赛中要永远获胜。”这个“你们”是集合名词。人人都在体育比赛中获胜。打一场球，要获胜；同样道理，坐下来吃饭，要把饭吃掉，如此推而广之。菲尼从不允许自己意识到，你们获胜，他们就输了。意识到这个，体育的完美性就动破坏了。体育上从没发生过坏事；体育是绝对好的。
他不喜欢这个夏季的体育活动——一点点网球、几场游泳、笨拙的垒球、羽毛球。“羽毛球！”当按计划开始打羽毛球那天，他发作道。他别的什么话都没说，但是他说这个词时的那种震惊、愤怒、失望的痛苦语调却道出了所有其他的一切。“羽毛球！”
“至少还不像四年级的那么糟，”我一面说，一面将似乎稍一使劲就会弄坏的球拍和球递给他。“他们在做柔软体操。”
“他们想干什么？”他一拍子将球打到更衣室尽头。“想毁掉我们吗？”他那愤怒的声音中透出一丝幽默，这说明他在琢磨一个解决问题的法子。
我俩走出到下午那明媚的阳光中。我们面前的运动场一片碧绿，空空荡荡。网球场上满是人，垒球场上也很热闹。几个羽毛球网在清风中淫荡地摆来摆去，菲尼用相当惊异的目光打量着它们。运动场远远的彼端，小河的方向，有一个三米多高的木塔，教练曾经站在那儿指导四年级学生练柔软体操。现在那儿却是空的。四年级同学要么是跑去了树林，参加在那里临时设置的障碍训练，要么又去量血压了，要么去了“笼子”，进行一种狡猾的训练，这包括登上一个箱子，再下来，快节奏连续做五分钟。他们去了某个地方，为参加战争做着准备。运动场全归我们了。
菲尼开始漫步着朝木塔的方向行走。也许他在思考着我们可以一路走到河边，跳进去；也许他只是对看它一眼感兴趣，就像他对一切事情都感兴趣一样。不管他想的是什么，他走到塔跟前时就把头脑中想着的事情给忘掉了。有人在塔旁边丢下了一个又大又重的皮球，一个实心球。
他拾起它来。“喏，这个，你看，就是咱们所需要的全部体育运动。当人们发现圆时，就创造了体育。至于这玩意儿，”他左臂抱住球，高举起右臂，右手中拿着那个脏兮兮的羽毛球，“这个让人痒痒的破玩意儿，它唯一配做的就是秃和尚。”他扔下皮球，开始反感地拔去羽毛球的羽毛，仿佛是给一只狗择扁虱。然后，他向前一冲，把光秃秃的橡胶塞远远地扔到了运动场上目光所不及的地方。他的这个动作以手腕向下猛甩而结束，羽毛球打不成了。
他站在那里，掂着实心球，感受着球在手中的感觉。“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圆球。”
菲尼亚斯就像天气一样，总是受到人们的观察，尽管他自己没怎么意识到这一点。运动场上其他打羽毛球的人觉察出“风向”变了；他们的声音传到我们这里，他们在喊我们。见我们没过去，他们就逐渐朝我们走来。
“我认为现在咱们应该在这儿开始一个小小的锻炼了，对吧？”他一面说，一面脑袋朝我一歪，然后以他那副使人迷乱的决绝表情，环视其他人。当他的目的是让人们听从他刚刚想出来的主意时，他的脸上就会出现这种表情。他眨了两下眼，然后说：“就从这个球开始吧。”
“索性和战争联系起来，”博比?赞恩建议，“比如说闪电战之类的。”
“闪电战，”菲尼用怀疑的口吻重复道。
“咱们可以搞出某种闪电战棒球，”我说。
“咱们叫它闪电战球，”博比说。
“或者就叫闪电球，”菲尼悟道，“对，闪电球。”随后，他用期待的目光环视大家，“啊，咱们开始吧，”他把这个重重的大球抛给我。我用双手把它紧抱在怀里。“啊，跑啊！”菲尼命令。“不，不是那个方向！朝河边跑！跑！”我在其他人犹犹豫豫的包围下，朝河边跑去；他们觉察出，在闪电球中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我的对手。“甭老捂着它！”菲尼高喊。“把它扔给别人。否则的话，”他一边不停说话，一边在我身边奔跑，“我们围住了你，自然就有人会把你撞倒。”
“来撞吧！”我改变方向，躲开他，怀里仍然抱着那个大笨球。“这是一种什么游戏？”
“闪电球！”切特?道格拉斯喊道，他一头扑上来，抱住我的腿，将我撞倒。
“这当然是犯规的，”菲尼说。“撞持球者时不准用胳膊。”
“不准用？”切特在我身上咕哝着。
“不准。双臂必须这样抱在胸前，你只能冲撞持球者。用胳膊肘也不行。好了，吉恩，重新开始。”
我连忙开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后，球不会归别人吧——”
“不会，因为你是被违规撞倒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球仍归持球者所有。所以没有一点问题，球仍是你的。继续进行吧。”
我只好再次开始奔跑，其他人则怀着更为强烈的意志大踏步跟在我身边。“扔球！”菲尼亚斯命令。博比?赞恩身边没啥人，于是我将球扔给他；球太重了，他不得不弯下腰从地上捞我所扔的球。“非常好，”菲尼一面评论，一面以最快的速度飞奔，“传球时球触地，这非常好。”博比弯下的脊背越来越近，几乎躲不开了。“撞倒他，”菲尼朝我喊。
“撞倒他！你疯了吗？他是我一头的！”
“闪电球中谁都不和谁一头，”他有点不耐烦地喊道，“大家全都是对手。撞倒他！”
我将他撞倒。“好了，”菲尼一面说，一面分开我们大家。“现在，球仍然归你。”他把铅一般沉重的球递给我。
“我本以为球已经算是传给了——”
“你把他撞倒了，球自然要归你。跑！”
于是我又开始奔跑。莱珀?莱佩利尔在我周边之外的地方迈着悠闲的大步，毫不注意这游戏，只是一路跟随，就像是一艘护卫舰在护送一条经过的船只。“莱珀！”我把球从几个人的头顶上方扔给他。
莱珀吃了一惊，痛苦地抬头一看，一缩脖子，躲开了球，张口说出他头脑里的第一个念头，一个典型的属于他的念头。“我不想要它！”
“停，停！”菲尼以裁判员的语调喊。大家全都停了下来，菲尼拣起球；讲解持球规则。“莱珀刚才的做法对这一游戏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则。接球者如果自己不愿意接，是可以拒绝接球的。由于我们大家相互都是敌人，所以我们始终都可以而且应该相互攻击。我们把这称作‘莱珀拒球’。”我们大家都一言不发地点着头。“给你，吉恩，球当然还归你。”
“还归我？天哪，除了我，谁还都没持过球呢！”
“大家都会有机会。从木塔跑到河边的途中，如果你被拒三次，那么你自然就要回到塔那里，从头开始。”
闪电球是这个夏天的奇迹。人人都玩它；我相信，它的某种形式现在仍在德文盛行，但是谁都不能像菲尼亚斯那样玩它。他无意识中发明了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将他的运动天赋发挥到了最高状态。在这一游戏中，规则对持球者极为不利，于是菲尼亚斯每天持球时都不得不千方百计提高球艺。为了摆脱其他所有参与者所形成的狼群，他发明了反方向运动传球和虚晃过人，以及纯然的迷惑众人的动作，他的动作简直太绝了，就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这么耍弄过一番之后，我常常注意到他自己在那儿偷偷乐，流露出一副愉快的难以置信的表情。在这样一场一口气玩到底的游戏中，他还具有那种浑身是劲儿的天然优势，我从没看到过他的精力有所中断。我从没看见他觉得累，从没看见他真正松懈下来，从没看见他体力不支，从没看见他不安。从黎明开始，一整天，到午夜，菲尼亚斯的身体始终充满随时都可以使用的旺盛精力。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再没有谁能像菲尼适合闪电球那样适合一项体育运动。我立刻就看出了这一点。为什么不呢？不是他发明的它吗？他非常擅长于它，而我们其他人则以不同的方式多多少少显得有点笨，这并不值得惊讶。我认为，我们让他来做所有的统筹部署非常明智。我自己并不在意这个。这又有什么呢？这只是一种游戏。菲尼能够擅长它，这很好。他也能够擅长许多其他事情，比如说与人搞好关系，与我们宿舍的其他人、与全体教师都搞好关系；事实上，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菲尼可以和所有的人都搞好关系，他吸引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自然也对此感到高兴。他是我的室友和最要好的朋友。
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属于自己的历史时刻，是那种他的情绪强有力地控制着他的时刻，在那以后，当你对此人说起“今日世界”，或“生命”，或“现实”，他都会以为你说的是那一时刻，即使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世界，通过他那全然放纵的情绪，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头，他永远携带着这过往时刻的印记。
对我来说，这个时刻（四年只是历史的一刻）就是战争。战争对于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现实。我仍然本能地在它的氛围中生活和思考。下面就是它的一些特征：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美国总统，他永远是。另外两位始终不变的世界领袖是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美国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曾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歌里和诗中所称之为的富饶之土。尼龙、肉、汽油和钢铁，都很稀缺。有太多的工作，却没有足够的人手。挣钱容易花钱难，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买。火车永远晚点，永远挤满了“军人”。战争总是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打，而且永远不会结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美国长久不变，包括人，人们总是要么离去，要么在休假。美国人常常哭。十六岁是一个人关键的、决定性的自然年龄，其他年龄段的人都在你前面和后面有秩序地依次排列，给这个十六岁世界充当和谐的背景。当你十六岁时，成人们会对你有些印象，甚至有点被你震慑住。这是一个谜，最终由现实来解开，现实就是，他们预见到你的军队生涯，预见到你为他们而战。你自己没预见到这个。在美国，浪费任何东西都是不道德的。绳头线脑和锡箔都是宝贝。报纸上总是登满陌生的地图和陌生城镇的名字，每过几个月，当你在报上看到什么消息时，人世似乎都在它行进的道路上蹒跚一下，比如说那回刊登墨索里尼的照片，这个看起来几乎是永恒领袖的人，竟然被人倒挂在了肉钩子上。大家每天都收听五六回广播。所有惬意的东西，所有的旅行和体育，以及娱乐和好吃的好穿的，都十分短缺，过去总是短缺，将来还将永远短缺。世界上只有零零碎碎的快乐和奢侈，而享用它们就会不爱国。所有的海外之地都去不了，只有军人能去；它们模糊、遥远、被尘封起来，仿佛在一个塑料幕布后面。美国生活的主流色彩就是乏味的暗绿色，它被称作橄榄绿。这个颜色总是值得尊敬，总是很重要。大多数其他的颜色都有不爱国的危险。
这是一个特殊的美国，我想，也是一个非象征性的美国。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它是一团不熟悉的变幻的迷雾，而对我来说，这就是真正的美国。在这短暂而特殊的国度里，我们度过了德文的这个夏季，在这个夏季，菲尼在体育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在这样一个时期，没人会注意或奖赏任何涉及身体的成就，除非这成就导致的是在战场上对身体的杀戮或拯救。所以，只有我们几个人鼓掌，惊异于他所能做到的。
有一天，他打破了学校的游泳纪录。我和他在游泳池里戏水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大铜匾，标记着各项校纪录——50码、100码、220码。在每一项下面，都有一个槽沟，槽沟里装有标牌，标明纪录保持者的姓名、创纪录的年代，以及所用时间。在“100码自由泳”项下，写着的是“A.霍普金斯?帕克——1940年——53.0秒。”
“A.霍普金斯?帕克？”菲尼眯起眼睛看这个名字。“我不记得有叫A.霍普金斯?帕克的。”
“咱们来这儿之前他就毕业了。”
“你是说咱们在德文的全部时间中这项纪录一直保持着，还没有人刷新它？”这是对班级的污辱，菲尼是非常忠于班级的，就像他非常忠于他所属于的任何组织一样。从他和我开始，朝外扩散出人类的界限，直到精神、云彩和星辰。
游泳池里恰好没有其他人。四下里闪亮着的是白瓷砖和玻璃砖；看上去像是假的一般的绿水在闪闪发光的池中轻轻荡漾，散发出淡淡的化学气味以及那种许多管子和过滤器隐敞四处的感觉。憋在这个高屋顶上的封闭房子里，就连菲尼的声音都失去了自己特殊的共鸣，混入那聚成一体朝屋顶升去的总体的噪音之井中。他含含糊糊地说：“我觉得我能够游得比A.霍普金斯?帕克快。”
我们在办公室找到一块秒表。他登上跳台，腰身前倾，他曾见过游泳比赛运动员的这种姿势，但他自己从没机会尝试过——我注意到他的肩膀和胳膊上出现一种预备时的放松，他的姿势中有一种控制着的轻松，这种轻松是不应该出现在任何试图打破纪录之人身上的。我说：“预备——跳！”刹那间，他的身体伸展开来，弹簧般蹿了出去。他在游泳池里向前冲行，他的肩膀在水中翻滚，而他的腿和脚则低低地移动着，我都分辨不出它们来了，他搅起一串尾流；然后，在游泳池尽头，他收拢身体，放松，潜水，片刻的搅动，随后，他那突然像弹簧般紧绷的身体朝游泳池的另一方蹿回。又一个横渡——我注意到他的速度并没怎么降低——又一个横渡，游过泳池，他的手碰到了终点，他抬起头，用沉着而饶有兴致的表情看着我。“啊，我游得如何？”我看了看秒表；他打破了A.霍普金斯?帕克纪录0.7秒。
“天哪！这么说我做到了。你猜怎么着，我就知道我会做到。我觉得秒表就在我脑袋里，我自己可以听见我游得就比A.霍普金斯?帕克快那么一点点。”
“最糟糕的是没有任何见证者，我不是正式计时员。我认为这不算数。”
“当然不算数。”
“你可以再试，再次打破它。明天。咱们把教练叫来，还有所有的正式计时员，我让《德文人》报派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
他爬出游泳池。“我不会再游的，”他轻声说。
“你当然会！”
“不，我刚才只是想看看我是否能做到。现在我知道了。但是我并不想在公开场合做。”其他一些游泳者陆续走进门。菲尼用锐利的目光瞟了他们一眼。“顺便说一句，”他用更为压低的声音说，“咱们别再谈论这事了。这件事你知我知就行了。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它。”
“不要说起它！可你打破了校纪录！”
“嘘——！”他目光炯炯地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停了下来，上下打量他。他并没有正面回视我。“你太善良了，善良得都不像真的了，”片刻后我说道。
他瞟了我一眼，然后用一种稍显无动于衷的声音说了声“谢谢”。
他是想让我觉得他了不起还是怎么的？不告诉任何人？在他没经一天训练就打破学校纪录的时候？我知道他这话是认真的，于是我没告诉任何人。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成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并且在我强把它隐藏进去的黑暗之处迅速生长。德文学校的纪录册含有一个错误，一个谎言，这一点只有我和菲尼知道。A.霍普金斯?帕克无论现在身居何处，他都是生活在一个傻瓜的天堂。他那已被击败的名字仍然赫然于学校纪录的大铜牌上，而菲尼却故意躲避一项体育荣誉。不错，他已经有过许多荣誉了——温斯洛?加尔布雷思橄榄球锦标赛1941～1942年赛季最具基督教体育精神奖、玛格丽特?杜克?博纳万图拉设立的在曲棍球运动中作风最像她儿子的学生运动员绶带奖、德文学校身体接触性运动奖（每年授予被体育评委认为在任何身体接触性体育项目中其体育风范超过其同伴的学生）。但是这些都属于过去，它们是奖项，不是校纪录。菲尼正式参加的运动——橄榄球、曲棍球、棒球、长曲棍球——并没有校纪录。突然转向一项新运动，一天之间，便立刻打破它的纪录——这就像是变戏法，让人眼花缭乱，说实话，我简直无法想象。这里面有某种令人振奋的东西。当我思考它的时候，我的头脑感觉一点点晕眩，我的肠胃开始刺痛。一句话，这极具魅力，绝对的男生魅力。我低头看秒表，意识到自己差一点就要用脸色表露出或用声音宣布道菲尼打破了一项校纪录，这时候，我体会到一种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的情感——震惊。
对这惊人之事保持沉默，这加重了我的震惊。这使得菲尼太不同寻常了，这不同寻常不是就友谊而言，而是就竞争而言。在德文，不属于竞争的关系寥若晨星。
“在游泳池里游泳总觉得怪怪的，”当我们朝宿舍走去时，在沉默了不同寻常的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唯一真正的游泳是在大海里。”然后，他又用平日里的那种普普通通的声调（当他建议干某件极为出格的事情时他就使用这种声调）补充道：“咱们去海滨吧。”
去海滨骑自行车也要用好几个钟头，在校生是绝对不准去的。去那儿要冒被开除的危险，还会毁掉我为第二天上午的一次重要测验所做的复习。这极大程度地破坏我一生中都想要置身其中的秩序，而且还有那我所讨厌的费力的自行车长途跋涉。“好吧，”我说。
我们蹬上自己的自行车，沿着一条小路离开了德文。菲尼既然拉上了我，他就觉得自己有必要让我一路快活。他讲述着他童年时疯狂的故事；当我气喘吁吁地拼命骑上陡峭的山坡时，他轻松地在我身边骑行，不断开着玩笑。他分析我的性格，他坚持说他知道我最不喜欢他什么（“你太守规矩了，”我说）。他撒把倒骑，他坐在车把上骑，他在行进的自行车上跳下跳上，模仿他在电影中看到过的骑师在马背上做的那些动作。他唱歌。菲尼尽管说起话来富有音乐底气，可他唱歌却总跑调，他记不住任何歌的曲调或歌词。但是他喜欢听音乐，任何音乐，他也喜欢唱歌。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抵达海滨。潮高浪大。我一头扎入水中，游过两道波浪，但是波浪已经达到了某种能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你可以感受到整个海洋的力量。第二道波浪卷着我冲向海边时，把我推在前面，冲速极快；突然之间，这个波浪变得无比巨大，冲得相形之下渺小不堪的我丧失了地球引力的控制，而完全被它左右；波浪把我向下一抛，抛入无底深渊，后来，终于有了底，是硌人的沙子，我冲到了岸上。波浪犹豫起来，在岸边轻轻摇摆，然后嘶叫着向深水区退回，并没兴趣再把我一道拖走。
我走到海滩上，躺下来。菲尼走过来，彬彬有礼地摸了摸我的脉搏，然后回到海里。他在海里待了一个钟头，在此期间每隔一会儿就回我身边说上几句话。沙子由于整日的日晒而极为烫人，我不得不把浮面上的一层扒开，躺在下面的沙子里，菲尼在海滩上的行走也变成一连串高高的惊跳。
大海把泛着泡沫、闪着阳光的海浪抛向附近的礁石，海水是冰凉的。这种阳光和大海，再加上那不断增加着呼啸强度的拍岸浪，以及海上刮来的阵阵具有冒险意味的咸咸的海风，总是令菲尼亚斯陶醉。他到处跑，充分享受着，他朝飞过的海鸥放声大笑。他为我做任何他所能想到的事情。
我们在一个热狗摊吃晚饭，背对着大海和它那现在凉了一些的海风，我们面对着烤炉架发出的热气。然后我们向海滨的中心地带走去，那里是一小片新英格兰夜总会。木板路上的灯光映衬着渐渐暗下来的蓝天，产生了一种群星璀璨般的完美的美丽。夜总会、射击场和啤酒花园洒出的灯光与闪亮薄暮中的宁静纯净交相辉映。
我和菲尼穿着胶底运动鞋和白裤子在木板路上行走，菲尼身穿一件浅蓝色的马球牌衬衣，我穿了一件T恤衫。我注意到，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看他，于是我自己也看了看，看是为什么。他的皮肤散发着一种太阳晒过的红铜般的光亮，他那棕褐色的头发被太阳晒得颜色变浅了，我注意到，被阳光晒黑的皮肤衬得他的眼睛闪耀着一种蓝绿色的冷光。
“人人都在看你，”他突然对我说，“因为今天下午你把自己晒成了电影明星的肤色……又显摆上了。”
这个晚上的违规已经够多了，不必再多了。我俩都没建议进入任何一家夜总会或啤酒花园。我们俩确实在一家模样相当得体的酒吧一人喝了一杯啤酒，亮出假征兵证来让酒保相信或似乎相信了，我俩已是成年人了。然后我俩在海滨偏僻尽头的沙丘中间找了一个好地方，躺下来，睡觉过夜。菲尼通常有一段睡前独白，这回他独白的最后一段是：“希望你在此睡个好觉。我知道我把你拉出来，有点强拉硬拽的意味，但是毕竟，你无法跟任何人来这个海边，你无法自己来这个海边，在你生命的这个青春期，最适合和你在一起的人就是你最铁的铁哥们儿。”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你就是这样的。”说罢，他的沙丘上一片沉寂。
说这番话是需要勇气的。在德文学校，像这样赤裸裸袒露自己的情感，仅次于自杀。我当时本应告诉他，他也是我最铁的铁哥们儿，用此来将他所说的话圆满结束。我张口欲说；我几乎要说了。但是某种东西阻止了我。也许阻止我的是那感情，它比思想更深，包含着真实。
4
第二天早上，我头一回看见了破晓。它的开始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大海上美丽的大张旗鼓，而是一个怪怪的灰东西，就像是阳光透过粗麻布。我抬头看菲尼亚斯是否醒了。他仍在睡觉，不过在蒙蒙的光亮中，他看上去不像是睡觉，而像是死了。大海的样子也像是死的，冷漠的灰色波浪在海滩上尖利嘶叫，而海滩也是灰色的，死气沉沉。
我翻了个身，试图再睡，但是睡不着，于是我平躺着，张望着这个灰麻袋片一般的天空。渐渐的，就像一件接一件乐器小心练习，颜色开始篝火般刺穿天空。大海在天空那镶了金边的银灰色的映衬下，稍稍活跃起来。浪尖上闪耀着明亮的高光，在波浪那灰色的表层之下，我可以看出潜蕴着午夜的深绿。海滩摆脱掉了死气，变成鬼魅的灰白，然后变得白多于灰，最后变成一尘不染的全白，就像伊甸园的海滨一般纯净。菲尼亚斯仍在他的沙丘上睡觉，他使我想起拉撒路①，是主的触摸使之复活。
他慢慢醒转。我并没有长时间凝视着他。从能记事起，在我头脑里就有一台不断嘀嘀嗒嗒的生物钟。我看着天空和大海，知道差不多六点半了。骑车回德文至少要三个钟头。我那重要的测验，三角，将在十点钟进行。
菲尼亚斯醒来说：“这是我睡得最香的一夜。”
“你多会儿不香过？”
“我打橄榄球摔断脚腕那回。我喜欢海滨现在的样子。咱们游一回清晨泳吧？”
“你疯了吗？现在没时间了。”
“究竟几点了？”菲尼知道我是块活钟表。
“快七点了。”
“还来得及短游一小会儿，”还没容我说话，他就已经跑过海滩，边跑边脱衣服，跳入大海。我在原地等他。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浑身发着冷飕飕的光亮，但精力还依然充沛，不住嘴地说着话。我没有什么话好说。“钱还在吗？”我问了一句，突然怀疑他在夜里把我俩共有的那七十五美分给弄丢了。在沙地上一通毫无希望的寻找，于是我俩没吃早饭空着肚子骑车往回赶，抵达德文时刚好赶上我的测验。我没及格；我一看试题就知道自己没戏。这是我第一次测验不及格。
但是菲尼没给我多少时间为此难过。吃过午饭就有一场闪电球，打了差不多整整一下午，刚吃完晚饭，又是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的集会。
这天晚上在我们房间里，尽管我已被那么多的体育活动给累坏了，可我还是试图补上自己的三角。
“你太用功了，”菲尼说，他隔着我俩读书的桌子，坐在我正对面。台灯在我俩之间洒下一个黄圈。“你的历史、英语、法语，以及其他所有功课全都很好。还在三角上费哪门子力？”
“首先，通过了它我才能毕业。”
“少来，德文没人比你更有把握毕业。你用功为的不是这个。你想当班头，当毕业典礼上的学生代表，这样你就可以在毕业典礼上发表讲演了——大概是用拉丁文或其他与其同样乏味的语言——成为本校的奇迹少年。我还不知道你？”
“别说傻话，我才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那样的事情上呢。”
“你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我才不得不为你浪费我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我恨恨地补充道，“学生代表总得有人当呀。”
“瞧，我就知道你是冲着这个来的，”他静静地总结道。
“呸！”
那又怎样。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毕竟，他应该说。他赢得了，他满怀骄傲地赢得了加尔布雷思橄榄球锦标赛奖和接触性运动奖，而且今年或明年他肯定还可以获得两三项其他体育奖。如果我当了毕业典礼上的学生代表，发言讲话，获得学业特别成就奖状，那么我俩就会双双出人头地，我俩就不相上下了，这就是全部的道理所在。我俩就不相上下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将目光从书本上抬起，飞快地看了他一眼。他注意到我这越过灯光的突然一瞥了吗？似乎没有；他仍然埋头用菲尼亚斯速记对托马斯?哈代做着怪怪的花体字笔记。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台灯的灯光中低着头，我可以辨别出他眉毛上方额头上那小小的隆起，这一不太明显的隆起通常被认为是思维能力的体现。菲尼亚斯将是第一个有大智力而弃之不用的人。但是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如果我是学生代表，赢得那份荣誉，我俩就不相上下了……
他的头猛然抬起，我赶紧低下自己的头。我盯着课本。“休息会儿吧，”他说，“你要是老这么绷着，脑袋就会爆炸。”
“你不必为我担心，菲尼。”
“我没担心。”
“如果我——”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控制提出这个问题——“最终当了学生代表，你不会介意吧？”
“介意？”他用他那两个清澈的蓝绿色眼睛望着我。“不管怎么说，就凭对手是切特?道格拉斯，你很有机会当上。”
“可你不会介意，对吧？”我用低一些、更为清楚的声音重复道。
他朝我发出他那种特有的冷笑，这种冷笑曾给他带来无数纠纷。“我会嫉妒得杀死自己。”
我相信他的话。玩笑之态是一种表象；我相信他的话。眼前的三角课本模糊成一团。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大脑爆炸了。他介意，他鄙视我有可能会当学生代表。我的头脑里飞快地发生着一连串爆炸，一个接一个的确信被接连炸碎——什么最好的朋友，这个想法被轰的炸毁；什么情感、什么伙伴关系、什么在男校的丛林中与某人息息相依、对某人绝对依赖，还有那希望，希望这个学校里——这个世界上——有某个我可以信任的人，这些也全都被一一炸毁。“切特?道格拉斯，”我不确定地说，“肯定想当。”
我的痛苦太深了，无法再说下去。我盯着课本；我喘不上气来，仿佛氧气在流出房间。在头脑的大破坏之中，我的脑海里闪现过一个又一个念头，我的头脑绝望地搜寻着某种留下来的可依赖之物。绝对不依赖那已被消灭掉的可能性，只依赖那在废墟中存留下来的某种小小的安慰物。
我找到了它。我找到了那个仅有的且一向继续存在的想法。这想法是，你和菲尼亚斯已然不相上下。你俩作为敌手而不相上下。你俩都是为了自己而冷静地向前冲。你确实因为他打破了那项校游泳纪录而恨他，那又怎样？他也因为你门门功课都得A而恨你，除了最后这门。要不是他，你这门功课也会得A的。
随后，第二个顿悟就像海滩上的黎明一样清晰而苍白地出现。菲尼故意设圈套，让我无法复习。这也解释了闪电球，解释了超级自杀社每晚的集会，解释了他每回出去玩都一定拉上我。我竟然还相信他那喋喋不休的“我们是最好的朋友”的说法！如果我不和他去，他就拉下脸！他本能地想要与我分享一切吗？他当然想与我分享一切，特别是每门功课那一连串的D。这就是他，了不起的运动员，比我高明之处。全都是冷静的欺骗，全都算计好了，全都是敌意的。
我觉得好些了。是的，我感觉到这就像是恶心过去之后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头汗；我感觉好些了。我俩毕竟是不相上下的，作为敌手而不相上下。这致命的敌对毕竟是双向的。
我毕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学生。我一直是好学生，尽管我并不像切特?道格拉斯那样对学习本身真感兴趣或真激动。我面前只有切特?道格拉斯这一个对手，我不仅成为了优秀的，而且是特殊的。但是我开始看出，切特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对学习太感兴趣了。他常常被某些事情给吸引住；比如说，他对立体几何的斜面就太着迷了，结果弄得他的三角几乎和我一样差。我们读伏尔泰的《老实人》，这本书给切特开启了一种看世界的新方式，于是他继续大量阅读伏尔泰的法文原著，而班上的其他同学则在学别的。这是他的死穴，因为对我来说，无论是伏尔泰和莫里哀，还是提案法和《大宪章》，或者是感情误置和《苔丝》，全都一样重要，我对它们全都不加区别地学习。
菲尼根本不懂得这个，因为这一切学业上的事都远远发生在他的前面。上课的时候，他总是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他那警觉的面孔呈现出一副理性的理解的表情，跟踪着讨论。当他不得不自己发表见解时，他声音中的催眠力量就与他那奇特的头脑结合在一起，作出常常不正确但却很少能被定性为错误的回答。书面测验他总是铩羽大败，因为在这种测验中答案是无法用嘴说的，结果，他的成绩总是将及格。这并不是说他从不用功，因为他确实也用功，时不时几个钟头临阵磨枪突击用功。随着这个关键性的夏季一点点过去，随着我严格了对自己的要求，菲尼亚斯也增加了他的学习时间。
我可以看出就里。我在越来越确切地成为全校最优秀的学生；菲尼亚斯毫无疑问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俩是难分伯仲的。但是他在学习方面非常差，我在体育方面却还算行，把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天平最终还是绝对向我倾斜。这新一轮的猛用功是他拯救自己的紧急措施。我也加倍努力起来。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个星期之中我俩相处得非常好。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难记起他的奸诈，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又不假思索地滑回到对他的爱慕之中。那些不愉快之事是很难记起的，因为，我们头顶着冷冷的光亮开始着一个又一个夏日，清晨的空气中有一种将生命扩展开的气息——某种难以描述的东西——一种氧气的麻醉，一种闪亮的北方的异教味道。某种气味，某种情感，这种情感是那么充满希望，以至于我会仰倒在自己床上，来提防这种感情的出现。在这些令人陶醉而充满肉体快乐的清澈早晨，是难以记起那些不愉快的；我忘记了自己恨谁、谁恨我。我想放声大哭，因这毫无办法的快乐，因这承受不起的希望，因这些对我来说充满太多美丽的清晨，而放声恸哭。因为我知道太多的仇恨，多得这样一个世界盛都盛不下了。
夏天懒懒散散地继续着，没人注意我俩。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竟对普鲁多姆先生描述起我和菲尼亚斯如何在海滩上睡觉的事儿来，他对此似乎非常感兴趣，对所有的细节都那么感兴趣，以至于他都忘掉了正事：我俩绝对违反了一条基本的校规。
没人在乎，没人遵守加在我们身上的真正的纪律；我们随心所欲。
八月随着新罕布什尔夏季之美的日益浓郁而终于来临。月初下了两天小雨，持续的雨水使得所有地方都最终繁茂起来。就拿那些老树的树枝来说，我们非常熟悉德文的冬季学期里它们那要么半裸、要么憔悴的样子，现在它们则似乎要因为那暴雨般纷飞的叶子而折断。一片片不起眼的小土地露出了真面目，它们竟然一直是花园。体育馆周围长满了叫不上名字来的矮树丛，小河突然变了颜色。空气中有一种潜在的清新，仿佛春天又回到了仲夏。
但是考试临近了。我还没有像我想要的那样完全成竹在胸。自杀社每晚继续集会，我继续参加，因为我不想让菲尼像我弄明白他一样弄明白我。
我也不想让他在这件事上超过我，尽管我知道无论他带不带我上树都无所谓。因为，人心底里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我已经察觉出，菲尼的心底充满了孤独而自私的野心。不论谁赢得了所有的比赛，总体上衡量，他都并不比我更优秀。
法文考试定在八月底的一个星期五进行。星期四下午我和菲尼在图书馆复习法文；我背单词，他把法文和英文混杂在一起写小条——我才不在乎法文呢，法国的女孩不穿长裤——极为认真地把小条作为备忘录递给我。我当然还没复习好。吃过晚饭，我去我们房间再度复习。几分钟后菲尼亚斯走了进来。
“起立，”他快活地说，“创始成员资深监督员！埃尔温?莱珀?莱佩利尔宣布说，今晚他要从那棵树上跳下，以便达到入社条件，最终保住他自己的面子。”
有那么会儿我不大相信这话。莱珀?莱佩利尔在任何一艘下沉的运兵船上还没容得往下跳就会吓得动弹不了。是菲尼撺掇他这么做的，好让我的考试彻底砸锅。我以煞费苦心装出的顺从之态转过身，“如果他从树上往下跳，我就是圣雄甘地。”
“好吧，”菲尼心不在焉地应合着我。他这么做有点旧瓶装新酒的味道。“好，咱们走。咱们得到场。谁知道呢，说不定这一回他真愿意跳呢。”
“啊，看在上天的分上。”我合上法文课本。
“怎么了？”
多好的表演！他脸上一副疑问的表情，那么诚恳。
“学习！”我咆哮着。“学习！你知道的，课本。功课。考试。”
“是的……”他等着我继续说下去，仿佛没看出我意指什么。
“啊，看在上天的分上！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当然不。你当然不知道。”我站起身，用力把椅子往桌边一推。“好吧，咱们走。咱们去看胆小的小莱珀不敢从树上跳，让我考试砸锅。”
他用饶有兴致的惊奇表情看着我。“你想学习？”
我开始对他这温和的口气有点不自在，于是我重重叹了一口气。“没关系，忘掉它。我知道，我加入了俱乐部，我去。我还能怎样？”
“别去。”他用极为简单随便的口吻说，仿佛在说“再见”似的。他耸耸肩，“别去。算了吧，这只是游戏。”
我在房间中已走到一半，停住脚步，现在我只是看着他。“你什么意思？”我喃喃道。他的意思很清楚，但是我却在探寻他话语之外的东西，探寻他会在想什么。我差点问：那么“你是谁？”我面对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面孔。
“我不知道你需要学习，”他简简单单地说，“我没以为你需要。我以为你天生就会。”
他似乎把我的学习和他的运动看成是一样的了。他大概认为人所擅长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不经努力，轻松掌握。他还不知道他自己是无双的。
我无法用正常的声音说话。“如果我需要学习，那么你也需要。”
“我？”他淡淡一笑。“听着，我就是永远学下去，成绩也不会超过C。可你就不同了，你是出色的。你的的确确是出色的。如果我有你这个脑子，我就——我就把自己脑袋瓜劈开，让大家都瞅瞅它。”
“且慢……”
他双手扶在椅背上，向我倾过身。“我知道。咱们到处瞎玩瞎闹，可你有时得认真一下，做点正经事。如果你确实擅长什么，我是说如果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像你这么擅长于此事，那么你就该认真对它。别瞎混，拜托拜托。”他谴责地朝我皱着眉。“你以前怎么没说你得学习？别离开这张桌子。你必须门门都得A。”
“等一等，”我不由自主地说道。
“好吧。我去给老莱珀监跳，我知道他跳不下来。”说着他已经走到了门口。
“等一等，”我更为厉声地说，“稍等片刻，我去。”
“不，你别去，哥们儿，你应该学习。”
“甭为我的学习瞎操心。”
“你认为自己已经复习得足够好了？”
“是的。”我让这个回答断然落下，阻止他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学习。他顺其自然，在我前面走出房门，跑调地吹着口哨。
我俩跟随着自己巨大的影子，走过校园，菲尼亚斯开始大说法语，好使我得到一些额外的练习。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心中盘算着自己的隔绝状态现在变得有多大。与其相比，我以前对那棵树的恐惧，简直什么都算不上了。受到威胁的不是我的脖子，而是我的恍然大悟。他从没有嫉妒过我半刻。现在我明白了，我俩之间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竞争。我与他不同。
我无法忍受这个。我俩到达时其他人正在树底下闲待着，菲尼亚斯开始大动作地扔掉自己的衣服，渐暗的薄暮、这棵树的挑战、我们大家全都具有的竞争的紧张，这一切使他快活。在这样的时刻，他生气勃勃如鱼得水。“走，咱们俩，”他喊道。他突然萌生出一个新念头。“咱俩一起，来个双人跳！漂漂亮亮，呃？”
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我会冷漠地同意他所说的一切。他开始攀上木钉，我跟在他后面攀，爬到那根高居于河岸的树杈上。菲尼亚斯沿着树杈朝前走了一小段，扶着旁边一根细树枝作支撑。“过来一点，”他说，“然后咱俩并肩跳。”从这里远眺过去，乡野的景色十分宜人，运动场一片深绿，边上是灌木丛，白色的校体育场在河对岸看去是那么小。我们身后，最后几抹长长的日光照耀着校园，加重了大地上每一点微小的起伏，突出了每一丛灌木的独立。
我紧扶着树干，朝他迈出一步，随后，我弯下膝盖，晃动树杈，菲尼失去了平衡，猛回过头，用极为诧异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侧着摔了下去，跌落过下方细细的树枝，掉在河岸上，发出一声令人难受的不自然的声响。这是我见到他所做过的第一个笨拙的肢体动作。我以一种没经头脑思考的确信，沿着树杈走过去，跳进河里，对此恐惧的全部念头儿都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5
第二天谁都不许去医务室，但是我却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此事的谣传。一个事实最后终于被透露了出来：他的一条腿“粉碎性骨折”。我无法判断出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一处或几处骨头彻底而严重折断，我没有问。我没有获得进一步信息，尽管这一话题没完没了地被大家谈论。在我不在的场合，大家一定也谈些别的，但是人人都和我谈菲尼亚斯。我认为这也是自然不过的。出事时我恰好和他在一起，我还是他的室友。
他的受伤对老师们的影响似乎比我所记得的其他任何灾难所带来的都更为严重。仿佛他们觉得，事故发生在一个十六岁者身上，发生在一个少有的能在1942年夏天自由快乐的少年男孩身上，这特别不公平。
我不能再这么听人说下去。如果有人怀疑我，我会全力为自己辩护。可什么也没发生，没人怀疑。菲尼亚斯一定太难受了，或者太高尚了，没有告诉他们。
我尽可能多地独自待在自己房间里，试图倒空头脑中所有的思想，忘掉自己身在何处，甚至忘掉自己是谁。一天晚上，当我怀着这种麻木的心情穿衣服准备去吃晚饭时，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这是菲尼从树上掉下后，我头脑中萌生的第一个背后有力量作支撑的念头。我决定穿他的衣服。我俩穿同样的尺码，尽管他总是批评我的衣服，可他却常常穿它们，并迅速忘掉哪些衣服是属于他的，哪些衣服是属于我的。我从未忘记，这天晚上，我蹬上他的科尔多瓦皮鞋，穿上他的裤子，我寻找，并终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他的粉衬衫，衬衫洗得很干净。它那高高的、有点硬的领子蹭着我的脖子，宽大的袖口碰着我的手腕，那精美的布料贴在我皮肤上，激起一种陌生而与众不同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贵族，某位西班牙大公。
但是一照镜子，我却发现自己根本一点都没变成贵族，我并不是白日梦里的人物。我就是菲尼亚斯，菲尼亚斯复临了。就连我的脸都挂着他的幽默表情，挂着他那生气勃勃的乐观机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想法会使我如此轻松，但我身穿菲尼的这件华丽衬衣站在这儿，似乎永远不会再为自己的角色困惑了。
我没有去吃晚饭。整个晚上，这种变化感始终跟随着我，即使在我脱下衣服上床睡觉之后。这天晚上我睡得很踏实，只是在醒来的时候，这一幻觉才消失，我面对自己，面对我对菲尼所做过的事情。
要发生的迟早都会发生，这天早晨它发生了。“菲尼好些了！”斯坦普尔大夫在小教堂的台阶上对我喊，风琴正在我们身后弹奏着退场乐曲。我犹豫地穿过唱诗班，唱诗班成员的黑袍子在早晨的清风中飘荡，医生的话在我身边回响。他本可以在这里，当着全校人的面揭发我。可他却亲切地把我领进一条通往校医室的小路。“现在他能见一两个探视者了，这几天他可受了不少罪。”
“你认为我不会打扰他吗？”
“你？不，为什么？我不想让那些老师们在他身边瞎慰问。但是一两个哥们儿来探视，对他却有好处。”
“他仍然很难受吧？”
“骨折确实严重。”
“但是他——他感觉如何？我是说，他是否快乐，或者——”
“啊，你了解菲尼。”我不了解，我十分肯定我根本不了解菲尼。“骨折确实严重，”他继续说，“不过我们终会把他治好，他将再次行走。”
“再次行走！”
“是的。”医生并没有看着我，只是稍稍改变了一点语调。“这样一场事故之后，体育当然是搞不成了。”
“可他一定还能搞，”我喊道，“只要他的腿还在，只要你不给他截肢——你不会给他截肢吧？——只要没截肢，骨头就仍在那里，那么就会慢慢长起来，不是吗？当然会长起来。”
斯坦普尔大夫有些犹豫，我认为有那么一刻他瞟了我一眼。“体育搞不成了。作为朋友，你应该帮他面对并接受这一事实。越早接受，他的情况就越好。假如还有哪怕一丁点儿希望，除了走路他还能做些别的事情，那么我也会竭尽全力的。没有这样的希望。我很遗憾，当然人人都很遗憾。这是个悲剧，但却是事实。”
我抓住自己脑袋，指头摁紧头皮。也许觉得应该和善些，医生把一只手放在了我肩膀上。他这么一来，我失去了对自己的全部控制。我捂着脸痛哭起来；我为菲尼亚斯痛哭，为自己痛哭，为这位认为应该面对现实的医生痛哭。最主要的，我是因为那和善而哭，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
“喏，这样没用。你得打起精神，充满希望。他需要你那样。他特别想见你，你是他唯一问起的人。”
这使我止住了眼泪。我把捂着脸的手放开，望着校医室外墙的红砖，那是一所喜气洋洋的房子，觉得它离我越来越近。我当然是他第一个想见到的人。菲尼亚斯不会在背后说我任何坏话；他会当面指责我。
我们走上校医室楼梯，一切都那么飞快，片刻间我就在斯坦普尔大夫的引领下，走进楼道，朝一扇门走去。“他在里面。你先进去，我过一会儿进去。”
房门虚掩着，我将门推开，呆呆地站在门口。菲尼亚斯躺在枕头与被单之中，他的左腿缠着白绷带，非常大，稍稍悬在病床上方。一根管子从一个瓶子通往他右臂。我内心的某个通道开始关闭，我知道自己要后退了。
“进来，”我听见他说，“你的样子比我还难看。”他仍然快活地说话，这一事实把我拉回了一点点，我在他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过去的几天中，他的身材似乎缩小了，也失去了日晒的颜色。他的眼睛审视着我，仿佛我才是病人。这双眼睛里没有了那种敏锐的幽默，而是变得朦朦胧胧，梦幻一般。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他打过麻药。“你怎么这么病歪歪的？”他继续说。
“菲尼，我——”我所说的话毫无控制，字词完全出于本能，就像是陷入绝境者的反应。“那棵树上怎么回事？那棵该死的树，我要把它砍倒。有谁在乎谁能从上面往下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怎么掉下去的，你怎么就那么掉下去了？”
“我只是掉下去了，”他目光模糊地望着我的脸，“有什么晃了一下，我就掉下去了。我记得我转身看你，时间好像非常漫长。我以为我可以伸出手，抓住你。”
我猛地躲离他。“把我也拉下去！”
他继续用模糊的目光看着我的脸。“抓住你，这样我就不会掉下去了。”
“是的，当然。”我拼命在这封闭的病房中呼吸着空气。“我试过，记得吧？我伸出手，可你已经不见了，你跌过下面的小树枝，我伸手，什么也没抓到。”
“我只记得自己看着你的脸，看了一小会儿。你的表情非常可笑。极为震惊，就像现在这样。”
“现在？啊，当然了，我现在的确震惊。看在上天的份上，谁能不震惊？那么可怕，全都那么可怕。”
“但是我不明白你的震惊为什么那么自我。瞧你这样子，就像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几乎就算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在场，就在你身边，就在那根树杈上。”
“是的，我知道。我全都记得。”
一阵沉重的沉默，然后我用非常轻的声音说话，仿佛我的言词会把这间病房炸毁似的，“你记得是什么使你掉下去的吗？”
他的目光仍在我脸上徘徊。“不知道，我一定仅仅是失去了平衡。一定是这样。我确实有那种想法，我感觉到，你当时站在我身边，你——我不知道，我有一种感觉。但是光凭感觉是无法确定的。那种感觉毫无道理。那是一个疯狂的念头，我当时一定神经错乱了。所以，我只是不得不把它忘掉。我就是掉了下去，”他转开脸，在枕头中间摸找东西，“就这些。”然后他又看了我一眼。“对不起，我竟然会有那样的感觉。”
对于他的这种真诚，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麻药劲儿还没过去的他竟然为自己怀疑真相而道歉。他绝不会指责我。他只是有一种感觉，此时此刻，他一定是在给他本人的《十戒》制定一条新戒律：切莫只凭自己的感觉而指责朋友干了坏事。
而我竟还以为我俩是竞争对手！这太荒唐可笑了，我简直想哭。
如果换了菲尼亚斯，换了是他心怀愧疚地坐在这里，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
他会告诉我真相。
我蓦地站起身，弄翻了椅子。我惊异地瞪着他，他也瞪着我，片刻之后，他的嘴巴咧成了笑容。“啊，”他终于用他那会意的声音友好地说，“你想做什么，催眠我？”
“菲尼，我有话要告诉你。说出来你会恨我，可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天哪，多么雄壮，”他一面说，一面靠回枕头上，“听起来就像是麦克阿瑟将军。”
“听起来像谁我不在乎，等我告诉了你，你就不这么想了。这是顶顶糟糕的事，我很难过，不想告诉你，可我却必须告诉你。”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没等我倾吐心声，斯坦普尔大夫就走了进来，然后一名护士也走了进来，我被打发走了。第二天，医生认为菲尼的状况还不适宜接受探视，即使我这样的老朋友也不成。不久一辆救护车就把他拉走，把他送回在波士顿郊外的家中。
夏季学期走向尾声，正式结束了。但是对我来说，它似乎是摇摆不定地待在那里而被奇怪地提前叫停的。我回南方老家休了一个月假，在白日梦与不真实的气氛中度过了这段假日时光，仿佛此前也曾这样过过，这次也是我头一回对假期趣味索然。
九月底，我坐上1942年九月份的那种拥挤而无确定时间的火车，启程返回德文。我抵达波士顿时晚点了十七个钟头；在德文，这样的经历会是一种谈资。一个假期之后，我们这些长途跋涉过的学生会一连好几天滔滔不绝地讲述或编造自己在旅途中的历险。
我很幸运，在南站打到了一辆的士，我没对司机说“北站”，也没穿越波士顿去赶开往德文的末班火车，以完成这个旅程的最后一短段，而是靠在座位上，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菲尼家在郊区的地址。
我们很容易就在一条街上找到了他家，老榆树的树枝在街道上方摇曳。房子本身很高，白色的，作为菲尼亚斯的家，它看上去确实很合适。房子邻街的一面非常优雅，不过在厢房和侧房的后面，房子以得体的比例迅速缩小，最后以一个毫无装饰的大谷仓而结束。
什么事情都不会使菲尼亚斯惊讶。一名女清洁工来开门，当我走进他所坐着的房间时，他看上去非常高兴，却一点也不吃惊。
“这么说你终于肯大驾光临了！”他的声音热情而高亢，高亢得有一点点变了音，“你从南方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吧？忍冬和糖蜜，或者是别的好吃的？”我试图想起什么好笑的事。“玉米面包？你准带来了东西。你不会大老远的回南方，然后一路返回，什么都不带，只露一下你这张无精打采的脸。”他滔滔不绝，不顾我的震惊和笨拙，他的话语也盖住了我的震惊和笨拙。看见他靠在大扶手椅中的医院款式的白枕头上，我说不出话来。尽管在德文校医室他也很狼狈，可那时他还似乎是一名在运动中暂时受伤的运动员；仿佛教练员随时都会过来，给他包扎绷带。而现在，在这安静的老街上，面对着新英格兰大壁炉，蜷在那里，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出不了屋的病残者。
“我带来……啊，我忘记给任何人带任何东西。”我挣扎着把这喃喃的自责说得声音稍大一些。“我回头给你邮些来，花之类的。”
“花！你在南方究竟怎么了？”
“啊，”我在头脑中一句轻松的调侃也找不出来，“那我就给你邮几本书吧。”
“书就算了，我更想跟你聊聊天。南方有啥新鲜事？”
我尽可能拿出一副快活的语调，“事实上，着了一场火。就在我家房子后面，草地着了火。我们……拿起笤帚去扑火。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煽火，因为火越着越大，直到救火队终于赶来。他们看得出哪儿在着火，因为我们在空中挥舞着熊熊的笤帚，试图把笤帚上的火弄灭。”
菲尼喜欢这个故事。但是它把我俩放在了那种熟悉的友谊平台上，相互讲故事的哥们儿。我怎么开口去谈那件事呢？那不仅是一个霹雳。它甚至似乎就不是真的。
我无法在这次谈话中谈，无法在这个房间里谈。我希望自己是在一个火车站遇上他，或者是在某个公路路口，而不是在这儿。这里，窗户上的小玻璃由于辛勤擦拭而亮晶晶，墙上挂着袖珍画和老肖像。椅子要么是铺着厚厚的坐垫、舒服得令人坐在里面就打瞌睡，要么是早年的“美国制造”，从不使用。有几张结实的方桌，上面摆满了家人照片和随手放在那儿的书和杂志，还有三张小桌子，优雅而没有任何用途。这是房间的一种折衷，有几件像样“物件”供客人观看，其余的则供人使用。
但是我却是在没有个人特点的宿舍里、在体育馆里、在运动场上认识的菲尼。德文那间我俩共同居住的房间，在我们之前很多陌生人都曾经住过，在我们之后还会有许多陌生人住。我是在那儿干的那件事，可我却得在这儿告诉他。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刚刚跌跌撞撞走出丛林的野人，要把这地方弄个底儿朝天。
我坐回到那把早期“美国制作”的椅子中，它那直挺的靠背和高高的扶手立刻迫使我正襟危坐起来。如果它想的话，我的血液可以开始悸动了；悸动吧。我单刀直入。“这趟回家我老是想着你。”
“哦？”他飞快地瞥了一眼我的眼睛。
“我想你……想这次事故。”
“你很够哥们儿，放假了还想我。”
“我想它……想你，因为——我想你，想事故，因为事故是我引起的。”
菲尼目不转睛地看注视着我，他那极为英俊的面孔上没有一丝表情。“什么意思，是你引起的？”他的声音与他的目光一样镇定。
我自己的声音却很轻很轻，像是在说外语。“我晃动了那根树杈。我引起的事故。”我又加上一句。“我故意晃动的那根树杈，好让你掉下去。”
他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年长。“当然不是你弄的。”
“是我。是我弄的！”
“你当然没弄。你这个傻瓜。坐下，傻瓜。”
“我当然弄了！”
“你要不坐下，我可揍你了啊。”
“揍我！”我看着他。“揍我！你站都站不起来！你甚至都走不到我跟前！”
“你要是不住嘴，我就宰了你。”
“哈！宰我！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我晃动树杈，因为我想那样！现在你自己明白了吧！”
“我什么也不明白。走吧。我累了，你让我难受。走吧。”他以一种绝不像他的样子，疲倦地捂住自己的前额。
这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又在伤害他。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种比上回我所做的更深的伤害。我必须从中退出，我必须对其加以否认。莫非有可能他是对的？我真的是明确而故意地那么做的吗？我记不起来了，我无法思考。然而，让他知道这个，却是雪上加霜。我得把话收回。
但不是在这儿。“几个星期后你就回德文了，对吧？”我俩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后，我喃喃道。
“当然，感恩节之前怎么说也回去了。”
在德文，没有一件适合菲尼的家具，我可以给他弥补。
现在我得离开这儿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这样做；我得使我的一言一行都像是假的。“这次长途跋涉糟透了，”我说，“我在火车上根本就没怎么睡觉。也许我今天有点胡说八道。”
“没关系。”
“我觉得我该去车站了，到德文我已经迟了一天。”
“你该不会又要开始遵守那些清规戒律了吧？”
我朝他笑了笑。“不，我才不呢，”这是最假不过的话，最大的谎言。
6
和平遗弃了德文。不过不是在校园和村庄的模样方面；校园和村庄仍保有着自己大部分梦幻般的夏季宁静。秋天几乎还没怎么触及那些茂盛挺拔的树木，正午的时候，太阳仍短暂地保有着自己夏季的能量。空气中仅有一丝凉意，暗示着冬季即将来临。
但是一股新的劲风，就像是带来第一阵落叶时那样，席卷了所有的一切。夏季学期开始——几十个男孩子被强迫上学，多数老师都不在时只得依靠临时的教工，也不得不依靠以往积累的大多数传统来苦战闷热——夏季学期结束了。虽然开办夏季学期在本校还是第一次，但现在开始的却是这个学校的第一百六十三个冬季学期，为它而集合起来的力量把悠闲的夏天精神打得粉碎，就像片片落叶一般。
教师们出席了小教堂里的第一次仪式，他们坐在我们前面的几排，和我们的座位形成直角，他们那疲惫的表情和懒散的姿势表明了他们从未离开过学校。
在小教堂东部的半圆形后殿里，坐着他们的老婆孩子，在沉闷的冬季月份中，他们成了我们在教堂仪式上不断进行推测的目标（他为什么娶她？她究竟为什么会嫁给他？他们两个怎么制造出这些小怪物？）。在这个新学期和暖的第一天，老师们喜欢穿泡泡纱衣服，他们的太太们则都展示起了自己的帽子。五位年轻些的教师没露面，因为上了战场。派克先生身穿海军少尉军服到场；海军军官学校想必还不算紧张，使他得以回德文参加今天的活动。他的面孔与往常一样平和而无望，正衬在时髦而笔挺的外套上方出神冥想着，这使他看上去就像是个招摇撞骗者。
连贯性是主基调。赞美歌是原来的赞美歌，布道是原来的布道，宣讲也是老一套的宣讲。唯有一个惊奇；由于是“非常时期”（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词），女佣们不见了。但是连贯性还是得到了强调；不是重新开始，而是根据德文那不间断的传统，继续青少年的教育。
我知道，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是假的。在那温暖而放任的几个月中，德文已从他们的手指缝里溜走。传统已被打破，标准在降低，规则被忘掉。在那些逃学旷课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从没像这个开学日的布道所规劝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想过“我们欠德文什么”。我们一直想的都是我们自己，想的是德文欠我们什么，我们索取了所有的东西，而且索取得比应得的更多。今天的赞美歌是《亲爱的主和人类之父宽恕我们的愚蠢行为》，在夏天，我们从未听过它。我们所听的一直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吉卜赛音乐，引导我们按照吉卜赛的方式去干各种各样不可宽恕的蠢事。我乐此不疲，我几乎跟上了它的韵律，夏季里它那跳跃的、叮当作响的声音。
然而，在那棵树上最后一抹长长的日光中，随着菲尼亚斯的跌落，它到底还是结束了。我浑身发冷地坐在小教堂里经历这些仪式时，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大概证明了德文的校规毕竟是正确的，冬日的德文。你破坏了校规，校规就惩罚你。我认为，这就是开学第一天早上布道的要旨。
典礼仪式结束后，我们七百多名学生（这是德文学校冬季学期的常规人数），熙熙攘攘地按照表上的内容一一去各处报道。所有的教室都拥挤不堪，人行横道上人流如织，宿舍有如工厂般热闹，每一块布告牌上都贴满了通知。
我们在夏天曾经是一个有特性却无领袖的团伙，除了菲尼亚斯那别出心裁的想法外，我们不受任何指挥。现在，但见正式的班级领袖和政客们在接手掌管，他们当然认为这些曾经仅属于我们的人行道和运动场理所当然要由他们来控制。我仍然拥有着夏季与菲尼共住的那个房间，但是走廊对面的那个大套间，莱珀?莱佩利尔曾在它七八两月的日照和尘埃中做过白日梦，藤萝的触角小心穿过它的窗户，进入室内，现在布林克尔?哈德利已在里面安营扎寨。密使们已然来访，与他磋商会谈。莱珀在自己的最后一年与其他人一样不走运，搬至一所旧楼中的一个房间，而旧楼则在体育馆方向的树林里。
上过上午的课程午饭之后，我过去看望布林克尔，刚要迈步进屋，又止住了脚步。突然间，我不想看见莱珀夏天积攒的那一盘盘蜗牛被布林克尔的文件所取代。且慢。尽管过去看上一眼，这是本年度的优异生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讲，他对我来说应该是一块磁石，他可是班上全部激动与影响的中心啊。通常情况下，我是应该被他吸引过去的——如果那个夏季，那些个吉卜赛的日子没有被发明的话。现在，布林克尔，这个心思缜密、总有新计划的布林克尔，在莱珀那满是尘埃、藤萝和蜗牛的地方，却什么吸引我的东西也拿不出来。
我没有进去。无论如何，下午的活动我已晚了。我过去一向都很准时。但是今天却晚了，甚至比我不得不到达的时间还要晚。我应该去河下游的划艇之家报到。德文有两条河，被一个小堤坝隔开。去划艇之家的路上，我在跨越堤坝上方的步行桥上停下，往上游望去，望着细小的德文河蜿蜒穿越周边密密麻麻的松树和桦树，朝我流来。
正如我看到这条河就隐忍不住想到的那样，我想起了菲尼亚斯。我想起的不是那棵树和痛苦，而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花招，得意洋洋的菲尼亚斯，像河神一般在一条独木舟的船首金鸡独立。他高举双臂，让空气来支撑自己，脸上一副美轮美奂的神态，身体保持着优美的平衡，每一块肌肉都与其他肌肉完美排列，来保持着这异想天开的优美姿势。他的皮肤由于溅于其上的水而闪着光，他的整个身体悬挂在河与天之间，仿佛已脱离了地球引力，只要那只脚轻轻一抬，整个人就会飘起来，飘浮在空中，一把抱起夏天的全部荣耀，把它奉献给天空。
随后，独木舟稍稍改变方向，他身体的平衡被突然打破，高翔的双臂垂了下来，一条控制不住的腿向上弹起，菲尼亚斯就会跌入水中，愤怒地咆哮。
我在这天的匆忙之中停下，这样回忆他，然后，觉得精神重新振作了，便继续前往堤坝下面潮水河畔的划艇之家。
夏天我们从未使用过低处的那条河流，纳瓜姆斯特河。它丑陋，含有盐分，两旁都是沼泽、泥浆和海藻。它在几英里之外流入大海，所以它的运行是受到诸如墨西哥湾流、北极冰盖和月球之类无法想象的因素主宰的。它完全不同于此坝前方的德文河，那条我们在整个夏天有着无穷乐趣的淡水河。德文河的河道由几座我们所熟知的略为内陆些的山岭所限定；它流经高山农场和我们所知道的森林，在流程的结尾部分穿过学校运动场，然后有几分壮观地在分水坝旁形成一个小瀑布，流入浑浊的纳瓜姆斯特河。
德文学校横跨这两条河。
在划艇之家，我刚一走进潮湿的主房间，乱哄哄的划桨手中间夸肯布什就用他那毫无表情的黑眼睛一眼瞥见了我。夸肯布什是划艇队领队，他身上有种不对头的东西。我弄不清这不对头究竟是什么。德文的那些个冬季学期中，班上的同学看问题都处于极端的对立，据我所知，夸肯布什名声不好却是众口一词的。一个小小的线索就是从没有人叫他教名——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教名是什么——他也没绰号，甚至连不友好的绰号都没有一个。
“迟到了，福里斯特，”他用他那已然成熟了的嗓音说道。他属于那种结实的男子汉类型；也许只是因为他比我们其他人都早熟，所以才不招人待见。
“是的，对不起，我有事耽搁了。”
“划艇队不等任何人。”他似乎并不认为这么说很好笑。我却认为好笑，只好笑了起来。
“啊，如果你认为这是笑话的话……”
“我并没说这是笑话。”
“必须有人在这儿实实在在地给我打下手。本划艇队一定要在新英格兰校际赛中胜出，不然我就不叫克利夫?夸肯布什。”
这么一番开场白后，我就开始自己划艇队领队资深助理的工作。虽然并没有这样的正式职务，但是有时出于需要，就设置它，绝对不是个闲职。这是一项只干活没好处的工作。正式的领队助理是一名低我一级的学生，下一年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当领队了。一名已是四年级的助理则不会有任何升迁，但我申请了这样一个没用的职位，与我不了解他一样不了解我的夸肯布什终于明白了。
“去拿些毛巾来，”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就指着一扇门说。
“要几条？”
“谁知道？去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谅你也拿不动太多。”
我所从事的这类工作通常是由身体有毛病的孩子来干的，由于人人都得参加体育运动，身体有毛病的孩子便只能干这样的活。我向门口走去时，我估计夸肯布什审视着我，看是否能发现腿瘸什么的。但是我知道，他那无神的黑眼睛绝对挑不出我毛病。
下午的训练结束时我们站在划艇之家前面的筏台上收毛巾，夸肯布什快活了一些。
“你从没划过船对吧。”他这样主动攀谈，句子中间没有停顿，全句也没有问号。他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太成熟了，仿佛他故意拿腔作调；仿佛他在透过一根管子说话。
“没有，我从没划过。”
“我划过两年轻量级桨手。”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那紧绷绷的汗衫底下，他有一副强健的最轻量级运动员体格。“我冬天摔跤，”他继续说。“你冬天做什么？”
“不知道，管理些别的项目。”
“你四年级了吧？”
他知道我四年级。“是的。”
“现在才开始管理体育队有些晚吧？”
“是吗？”
“当然他妈晚了！”他的言词中有一种愤怒的深信不疑的口气，以此来敲打我这刚刚冒出头来的自负。
“啊，没关系。”
“有关系。”
“我觉得没关系。”
“去你妈的福里斯特。你他妈算老几。”
我心中发出一声呻吟，转身看他。夸肯布什不会像我自己希望的那样让我就这么为他工作，我俩势必相斗。现在很容易看出这是为什么。要知道夸肯布什自打踏入德文校门，就自然而然为众人所讨厌，从一开始，他就饱受挤兑，这些年他自己想要的职务一个没捞到，只是一味地选举别人当班级领袖，为人家喝彩叫好。我不想再给他徒添羞辱；我甚至同情他那无法再保持下去的颤抖的、受刺激的傲慢自尊，甚至同情他这种狂暴的妄自尊大，现在仅仅因为某个他终于发现可以将其视作低于自己的人的一点反对的暗示，他狂暴的妄自尊大便勃然而发。我意识到，这一切解释了他，令我生气的并不是他所说的话不中听。只是因为他太无知了，他根本不了解那吉普赛之夏，根本不了解我努力忍受的损失，根本不了解随心嬉戏、水花飞溅和飘着花瓣的清风，他从没见过莱珀的蜗牛或超级自杀社的宪章，他从没像菲尼亚斯那样去分享、了解和感知。
“你，夸肯布什，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这句话脱口而出，我不得不继续说下去，“你也不知道别的事情。”
“听着，你这个狗娘养的废物点心……”
我的拳头重重打在他脸上。一时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仿佛我真废物了。随后我意识到是因为有人骂我。
夸肯布什以摔跤的手法用胳膊紧勒住我的脖子，我很高兴此刻自己不是残疾。我胳膊后伸，抓住他后背上的汗衫，用力猛拽，汗衫从我手中挣脱。我试图甩开他，他正好也猛往前顶，我俩一块儿掉入水中。
浸水浇灭了夸肯布什的怒火，他松开了我。我爬回到筏台上，仍然为他所说的话而愤慨。“下回你叫别人废物点心的时候，”我严厉地将这话一字一句说出，以便他全听明白，“最好先弄清楚对方是谁。”
“滚，福里斯特，”他在水中汹汹地说，“这儿不需要你，福里斯特。从这儿滚开！”
我打了这场架，这是为菲尼而打的一个长长战役中的头一场小仗。直到我的拳头啪地打在夸肯布什脸上，我才明白我已把自己当成了菲尼的捍卫者，我想，他现在并不会因此而感谢我。他太忠实于与他自己有关的任何事物——他的室友、他的宿舍、他的班级、他的学校，并且大面积地向外扩张着自己的忠诚范围，直到我想象不出谁会被排除在外。但是我并没真的感觉自己仿佛是为菲尼亚斯打这场架。我感觉，我仿佛是为自己而打这场架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我浑身淌水、迷路一般朝宿舍走去时，我就没有什么收益可炫耀了。我想要的工作没有了，脾气也没有了，我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这个砸了锅的下午。我现在知道了此刻确实是秋天。我可以感觉出秋天黏糊糊地贴在我的湿衣服上，它是空中一种不友好不舒服的呼吸，是冬季寒冷天气的边缘，是导致万物枯萎的空气，很快就会熄灭的乡野间的生命之光。我的一条腿无法停止哆嗦，这哆嗦究竟是由于寒冷还是由于愤怒，我也说不清楚。我希望自己揍他揍得更狠些。
有人沿着这条弯曲的坑洼通往宿舍的小路朝我走来，这是一条来自旧伦敦的小路，路两边都是老旧房子，它们歪歪斜斜，仿佛很快就会倒在路上，卵石在脚下隆起，就像是一场砖石造就的海洋风暴——一个极高的身影顺着小路朝我走来。只会是卢茨伯里先生；再没有谁会在这些石头上如此健步如飞。
路两边房子里居住着的人我不认识，非常可能是一些瘦弱的老太婆。我不能一头钻进一幢房子。路上倒也不乏角度、起伏和弯曲，但是都不够大，不足以隐藏住我。卢茨伯里先生赫然行进，就像是这颠簸航道上的一条高桅杆的快速帆船，我试图穿着自己水淋淋吱吱响的胶底运动鞋，悄悄从他身边走过去。
“等一下，福里斯特。”卢茨伯里先生的男低音充满英国腔，他说话时，他的喉结似乎与他的嘴巴一样大幅度地动着。“你所在的那个地方下了一场暴雨吗？”
“没有，先生，对不起，先生，我掉进河里了。”我本能地为这只会使我本人不舒服的不幸事件向他道歉。
“你能告诉我你怎样和为什么掉进河里的吗？”
“我滑下去了。”
“没错。”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我认为自去年以来你事事都往下滑。比如说，我就知道，这个夏天你们住在我的宿舍里时就聚众赌博。”他负责宿舍管理；我现在意识到，我们之所以得到那段解脱的日子，原因之一就是他当时没在。
“赌博？什么赌博，先生？”
“纸牌，骰子，”他挥了挥他的长手，表示不愿再多说，“我就不追究了。没有关系。以后不许再玩了。”
“我不知道谁玩过。”我的心中想起那些晚上的二十一点、扑克，以及菲尼亚斯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游戏；莱珀套间的里屋，灯上包了毯子，所以只有一小圈灯光刺眼地落在遍布四里的黑暗的中间；菲尼亚斯即使在自己所发明的游戏中也总是输，他总是为应该赢的下注，要不是他手里的牌太臭，他的下注本会是最辉煌的成功。菲尼最后终于用自己的冰箱下注，把这奇异的玩意儿输给了我。
我想到这个，因为卢茨伯里先生此时正说：“我在把宿舍恢复原状，我要告诉你，你最好把那个破冰箱弄走。这种东西当然是不准进宿舍的。我注意到，夏天期间什么都弄得乱七八糟，你们这些很了解标准的大男孩谁都没动动手指头，帮普鲁多姆先生维护秩序。他是夏季学期临时代理工作的老师，无法指望他立刻就全都知道应该知道的事情。你们这些大男孩仅仅是利用这一形势从中取巧。”
我足蹬湿鞋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但愿我真的利用了那一形势，从中取了巧，抓住、把握、珍惜那个夏天所赋予我的大量机会；要是那样就好了。
我什么话也没说，满脸漠然表情，就像是一名被告，明知法庭决不会因为他所拥有的对他有利的证据而有所动摇。这是一种男生的表情，卢茨伯里先生非常了解它。
“有你一个长途电话，”他继续使用着法官告知被告权利的口气，以此来尽自己的职责，尽管这职责不符合他本人的口味。“我在我书房电话旁边的本子上写下了接线员的号码。你可以去打。”
“谢谢您，先生。”
他没再多告诉我进一步的信息，便沿着小路一路远去，我心中诧异着，不知家里谁病了。
但是当我来到他的书房时——天花板低低的，由于书籍、黑皮椅、烟斗架、磨损的棕褐色地毯，而幽暗阴沉，一间学生们除了受罚外很少进入的房间——我看到本子上写着的并不是我老家接线员的号码，而是一个似乎要令我心脏停止跳动的电话号码。
我拨了这个接线员的号码，满怀诧异地聆听着，而她则例行公事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仿佛这仅仅是任何一个长途电话而已。随后，她的声音离开了线路，线路是预先占有并收了费的，菲尼亚斯的声音取而代之。“新学年开学快乐！”
“谢谢，太谢谢了，你的声音——我很高兴听到了你的——”
“别净说些没用的，打这电话我得花钱。你和谁一屋？”
“没人，他们没在咱屋安插任何人。”
“给我留着地儿！我的老德文哟。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让他们再在咱屋安排其他人了，行吗？”我在他声音中听出的只是友好，还有就是简单开朗的爱。
“当然不让他们安排。”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室友就是室友，即使偶尔打打架。你来我家时一定是疯了。”
“也许是吧，我想我一定是疯了。”
“完全疯了。我想确定你已经恢复过来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我知道，如果你允许他们在咱屋安排其他人，取代我，那你就真疯了。但是你没有，我就知道你不会那样。啊，我当时确实有一丝怀疑，因为你在我家那么疯言疯语。我必须承认，我曾经诧异了那么一秒钟。我对此感到抱歉，吉恩。我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你没让他们在我的地方安排任何人。”
“是的，我没让他们安排。”
“竟然想到你也许会让他们安排，我真该死。我就知道你不会。”
“是的，我不会。”
“我花自己的钱打长途！完全是无缘无故。啊，这也花你的钱。所以赶紧说话吧，哥们儿。最好乖乖的。参加体育运动。你准备参加哪个项目？”
“划艇。啊，准确地说并不真是划艇。是划艇队管理。划艇队领队助理。”
“划艇队领队助理？”
“我想我可能没得到这份工作——”
“划艇队领队助理？”
“今天下午我打了一架——”
“划艇队领队助理？”没有谁的声音能够像菲尼的声音这样困惑。“你真疯了！”
“听着，菲尼，我并不想当什么学校名人。”
“什——么？”他的面孔比我此刻在卢茨伯里先生的书房中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清晰，一副忧心忡忡大惊失色的怪相。“谁说过他们是什么了！”
“啊，那你干吗这么激动？”
“你想管理划艇队什么？你想管理什么？这和体育运动有哪门子关系？”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它的好处，它与体育运动毫无关系。因为我不想再搞什么体育运动了。体育把我排除在外了，仿佛当斯坦普尔大夫说“体育当然是搞不成了”时，他是在说我似的。我在体育方面不相信我自己，我也不相信别的人。好像橄榄球运动员都一心要彼此把命给撞出来，好像拳击运动员都要打到死，好像就连网球都会变成一颗子弹。在1942年，这似乎并不是什么疯狂的想象，那时候，从树上往下跳都代表着放弃一艘被鱼雷击中的舰船。后来，在学校的游泳池里，又让我们做了第二阶段练习：跳入水中时要用双手猛打水花，以分散海面上着火的油料。
于是我对菲尼亚斯说：“我太忙了，参加不了体育运动。”他发出他那种支离破碎的呻吟和混乱的语言，我认为，直到最后他说了一番话，问题才得以解决，他说：“听着，哥们儿，如果我搞不成体育了，你就要替我搞。”这时，我已经把自己的一部分输给了他，一种在胸中涌起的自由感说明，这一定从一开始就是我的目的：成为菲尼亚斯的一部分。
7
傍晚时分布林克尔?哈德利过来看我。我已冲过淋浴，洗去了纳瓜姆斯特河黏糊糊的盐渍——跳进德文河本身就像是冲个清爽的淋浴，事后你根本不用再清洗，但是纳瓜姆斯特河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以前从没跳进过它；冬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用它来洗礼，我在打架之中被扔进它的水中，这似乎也是恰当不过的。
我洗去身上的水渍污痕后，穿上一条深棕色裤子，这条裤子菲尼亚斯不穿它时特别爱批评它，穿上一件蓝色法兰绒衬衣。然后，五点钟法文课之前没啥事可做，我便在心中思考起体育的问题来。
但是布林克尔进来了。他大概认为有必要在这新学期的第一天拜访所有的左邻右舍。“啊，吉恩，”他容光焕发的脸出现在门口。布林克尔身穿灰色华达呢西装，西装上有着像是手工缝制的方口袋，系一条保守的领带，足蹬深棕色科尔多瓦皮鞋，俨然一副标准的预备学校学生模样。他的脸上全都是直线——眉毛、嘴巴、鼻子，所有的一切——他那一米八三的身板也挺拔笔直。不过他的样子单单不像运动员，他太忙于权术、捭阖和公共活动。布林克尔毫无特性，除非你从背后看他；他转身随手关门之际，我就从背后看了他。华达呢上衣的下摆在他健康的臀部上方稍稍分开，这就是，我毫无奚落感地想起，这就是布林克尔的突出特点，他那健康、果敢、毫不过分夸张但却非常结实的屁股。
“一个人好自在啊，”他亲切地继续说。“看得出来你很有些影响。这个大房间全都归你自个儿。我真希望自己能像你一样人情练达。”他露出一副信任的笑容，在我的小床上坐下，斜倚在自己的胳膊肘上，一副随随便便的放松派头。
布林克尔?哈德利，这位全班的核心，竟然称赞我有影响，这似乎不太像他。我刚要说他的同屋是胆战心惊的布朗尼?珀金斯，这家伙决不会使布林克尔不舒服，他俩有两个房间，外面那间还有壁炉。我并不吝啬对他说这番话。我喜欢布林克尔，尽管他在冬季学期很有实力。几乎人人都喜欢布林克尔。
但是在回答之前，我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开始用他那轻松自如的方式说了起来。他这人是只要能做到，就决不会让谈话出现冷场。
“我敢打赌，你早就知道菲尼这个秋天回不来。所以你挑他做同屋，对吧？”
“什么？”我在椅子中迅速转过身，转离桌子，面对他。“不，当然不对。我怎么能事先知道这样的事情呢？”
布林克尔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你设计好了的，”他脸上绽开笑容，“你始终都知道。我敢说，全都是你的杰作。”
“别胡说，布林克尔，”我转回身，面向桌子，毫无目的地快速移动着桌上的书本，“你这么说，简直疯了。”我的声音，即使在我自己血液悸动的耳朵里听起来，都显得过分紧张。
“啊——。真相很难受，呃？”
我以最为犀利的目光看着他，他已摆出了一种指责的架势。
“当然，”我干笑一声，“当然。”随后，一句话脱口而出，“但是真相自会大白。”
他的手重重拍在我肩上。“放心吧，小伙子。在我们自由的民主之中，真相自会大白，哪怕为其而战。”
我站起身。“我想抽支烟，你呢？咱们去烟室吧。”
“好，好吧。跟你去地牢。”
烟室是个像是地牢的去处。位于地下室，或曰宿舍楼最深的内脏。这儿已经有十来个吸烟者了。在德文，人人都有许多副公众面孔；在课堂上，我们即使不能说完全是一副好学不倦的样子，却至少脸上挂满值得称道的全神贯注；在运动场上，我们的样子全都天真外向；在吸烟室，我们则极像罪犯。为了不鼓励吸烟，校方的政策是把地下室的房间弄得尽可能压抑。挨近房顶的窗户又小又脏，旧皮家具袒露出里面的东西，桌子残破不全，墙是烟灰的颜色，地面是水泥的。一台接触不良的收音机播放了一会儿，声音响亮刺耳，然后突然停下，说起了哑语。
“犯人给你们带来了，先生们，”布林克尔宣布道，他抓住我脖子，把我在他前面推进烟室，“我把他交给合适的当局。”
烟雾缭绕的烟室中高涨的情绪凝固住了。在那台此刻恰好又响亮起来的收音机旁，一个萎靡的身形终于站起身，说：“什么罪？”
“陷害自己的室友，以便自己独占整个房间。极端的背信弃义。”他加强效果地停顿了一下。“实乃弑兄杀弟。”
我猛地一扭脖子，挣脱他的手，紧咬牙关，“布林克尔……”
他抬起一只手，示意我安静。“别说话，别开口。你是在法庭上受审。”
“见鬼！住口！我向上帝发誓，你的玩笑太长了，太过分了。”
这是一个错误；收音机突然静了下来，我的声音在这骤然出现的播放间隙中显得格外响亮，使大家全都感到震惊。
“这么说你杀了他，对吧？”一个男孩子紧张地从沙发上站起。
“啊，”布林克尔明断地形容道，“并没真杀，菲尼现在半死不活地待在家里，身处悲伤不已的老母亲的怀抱中。”
我必须加入进去，否则就会冒完全失控的危险。“我也没做什么，”我尽可能轻松地开口说道，“我——我只是……在他早晨喝的咖啡里放了一小撮砒霜。”
“撒谎！”布林克尔怒视着我。“想用假口供来避重就轻，呃？”
我对此哈哈大笑，不可控制地笑了好一会儿。
“我们知道犯罪现场，”布林克尔继续说，“在树上……河边那棵阴森的树上。没有什么毒药，根本没那么缜密。”
“啊，你知道那棵树，”我试图负罪地垂下自己的脸，但却觉得脸仿佛被往下拉。“是的，嘿，那棵树上确实有一起小小的不幸意外①。”
并没有人因我努力装出的可笑的法语发音而对事件本身分神。
“把一切都说出来，”桌边的一个岁数小些的男孩嘶哑地说。他的声音中有一种不稳定的趋向，有一种地地道道的阴谋语气，仿佛他对所说的一切都从字面上深信不疑似的。我觉得他的态度几乎是猥亵的，仿佛某人发现了你的性秘密，答应只要你向他详细描述，他就不告诉任何人。
“啊，”我用强烈些的声音说，“我先偷了他所有的钱。后来我发现他德文的入学考试是作弊的，便拿此事敲他父母竹杠，后来我在卢茨伯里先生的书房与他妹妹做爱，后来我又……”效果良好，房间各处都出现了小小的笑容，就连那个岁数小些的男孩都怀疑自己对一个笑话有些“实诚”了，将会在德文犯一个不好的错误，“后来我又……”我只需补充“把他推下树”，这一连串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完整，“后来我又……”只用几个字，也许这场地牢噩梦便会结束。
但是我觉得喉咙梗塞住了；我绝对无法把这几个字说出来，绝对无法。
我蓦地转向那个岁数小些的男孩。“后来我又做什么了？”我问道。“我敢说你有许许多多的想法。来，再现罪行吧。我们在树上，后来发生了什么，歇洛克?福尔摩斯？”
他的目光愧疚地闪来闪去。“后来你把他推下去了，我敢打赌。”
“糟糕的打赌，”我立刻说，一屁股坐进一把椅子里，仿佛对这游戏失去了兴趣。“你输了。我看你充其量是华生医生①。”
大伙朝他笑了几声，他辗转不安，显得更为愧疚了。他在烟室的这群人中本来就没啥地位，我这么一挤兑，他愈发跌份。受挫的他忽闪着眼睛瞟了我一眼，我惊异地看出，我对他的小小取笑给自己招来了他真心真意的仇恨。为了我自己的脱身，这是我情愿付出的代价。
“法文，法文，”我惊呼道，“这个不幸的意外讲得够多的了。我得去复习我的法文了。”我走了出去。
上楼梯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在烟室中说：“真够逗的，他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连一口烟都没抽。”
但是这是一条他们似乎很快就会忘记的线索。我在他们中没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甚至也没发现一名华生医生。没人表现出想要跟踪我的意思，没人盯着我，没人冷嘲热讽。每天的活动随着秋天日光的减弱而变长，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那个夏天、开学日，甚至昨天，全都变成了某种完成了的东西，被忘掉，因为明天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除了上课、体育和俱乐部，还有战争。布林克尔?哈德利只要愿意，可以写出他“有史以来最短的战争诗”。
战争
是汹涌的波涛
但是我们大家全都得从事比写诗更费力气的活动。首先，当地的苹果园里，果子就要烂了，因为果农全都要么当了兵要么进了军工厂。我们花了几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采摘苹果，并因此而挣到了现金。这激发了布林克尔写他的“苹果抒情诗”。
我们从事着
战争的
核心工作
摘苹果的新奇性和挣到的钱使我们兴奋。德文的生活展现出，它仍然很接近于和平的方式；正如布林克尔说的，战争顶多是汹涌的波涛，对我们来说，并不比我们花在果园中的一天更艰巨。
没过多久后，下起了雪，这甚至对新罕布什尔来说，都太早了。一天傍晚，雪戏剧性地到来；我从书桌上抬起头，但见突然之间雪花旋转着落进方院子里，降落在人行横道旁精心修剪过的灌木丛上，降落在那三棵仍然有很多叶子的榆树上，降落在仍是绿色的草地上。雪迅速地越积越厚，就像是侵犯者悄无声息地攻城略地，因为它们的占领是如此温柔。我望着它们旋转着飘过我的窗口——不要把这太当回事，它们这种嬉戏的降落方式似乎暗示着，这是一场小小的作秀，一个无害的把戏。
似乎真是这样。这天晚上学校被薄薄地覆盖住了，但是第二天早晨，一个明亮的，几乎是温和的日子，所有的雪花都消失了。然而，周末的时候，雪又下了起来，两天后，雪下得更大了，到了这一周结束时，大地被冬雪盖了个严严实实。
战争也是如此，最初几乎是幽默地以宣布新学期取消女佣而开始，然后是连续几天的采摘苹果，它就这样侵入了学校。这场初雪成为了战争的先导。
莱珀?莱佩利尔没有怀疑这场雪。事实上，一开始没有任何人怀疑。但是我觉得，莱珀在这方面是与众不同的，同学们当中，常常是他突然一下子最为深刻地感受到这种事情，感受到德文生活中所有的其他变化。
大雪使位于我们南边波士顿—缅因铁路上的一个大城镇的火车调车场陷入瘫痪。大雪过后的那天，在小教堂里，我们两百名志愿者被呼吁把这天的时间用于清理铁路，来实践校方在这个秋天所提出的“紧急使用”政策。这回仍然是付我们钱的，所以我们全都自愿参加，我、布林克尔、切特?道格拉斯，我注意到，甚至还有夸肯布什。
但是却没有莱珀。在教堂里，他一般会在自己笔记本的背面画些小小的素描，画鸟和树，所以他大概没听见这一宣布。接我们去南边干活的火车直到午饭过后才到，我去火车站时，抄近道走离小河不远的草地，遇上了莱珀。我整个秋天都没怎么见他，现在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一个小坡的坡顶，远远望去就像是夏天留下的一个稻草人。当我在雪地上迈着沉重的步伐朝他走去时，我开始辨别出他的衣物——一顶暗绿色的猎帽、褐色的护耳、一条厚厚的灰色毛围脖——最后，我终于在这些物件中认出了那张脸，莱珀那张粉红色的尖脸，他的目光透过钢边眼镜，好奇地凝视着远处的树林。我走得更近些时，注意到，在那有着下垂口袋的棕黄色帆布长大衣下面，在那红黑相间方格花呢的灯笼裤和绿色绑腿下面，他足蹬一对滑雪板。滑雪板非常长，木质的，很破旧，有两个装饰：滑雪板的尖上一边一个老式圆球。
“你说有路从树林中穿过吗？”当我走近时，他用他那温和而小心的声音说。莱珀的脑筋不太容易从一个念头迅速转向另一个，尽管我是他好几个月都没彼此交谈过的老朋友，可此刻他却把我的出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是在这宽广空旷的野外雪地里的不大可能的相遇中，对此我并不介意。
“我说不好，莱珀，可我认为坡底下有一条路。”
“啊，我想是的。”我们总是当面叫他莱珀；对其他名字他想不起来答应。
我无法不注视着他，无法不注视着他这滑稽的探索者模样。“你干吗呢，”我终于问他，“喂，你究竟在干什么呢？”
“我在周游。”
“周游。”我审视着他手中长长的竹滑雪杆。“什么意思，周游？”
“周游。这是冬天在乡野四处溜达的方式。滑雪周游。下雪天就这样在陆地上行走。”
“你要去哪儿？”
“啊，我哪儿也不去。”他弯腰系紧在绑腿上的带子。“我只是四处转转。”
“河对面有个地方，你可以在那儿滑雪。就是火车站对面陡峭山坡上有缆索的那个地方。你不妨去那儿。”
“不，我不想去那儿。”他再度审视起树林来，尽管他的哈气已把他眼镜弄得结满了霜。“那不是滑雪。”
“当然是滑雪。那是一条很好的小坡地滑雪道，在坡上你可以滑得很快。”
“是的，但是正因为这个，所以不能算滑雪。滑雪不应该太快。滑雪是为了有用的移动。”他把他那探寻的目光转向我。“从坡上往下滑，会摔断腿的。”
“那么小的坡，不会。”
“啊，没区别。这是整个错误观点的一部分。它们在毁掉乡间滑雪，缆索、缆椅，以及所有那些劳什子。你被运到上面，然后再飕地一下滑下来。你根本看不见树之类的东西。啊，你看见许许多多树从身边飞过，但你却绝无法真的去看树，看某一棵树。我只喜欢一路前行，看我所经过的东西，自得其乐。”他的思想到了尽头，现在他开始慢慢地接受我，注意到我身上一件又一件的厚衣服。“你在干吗？”他温和而好奇地问。
“去铁路上干活。”他继续温和而好奇地凝视着我。“给铁路铲雪。今早在小教堂里说过这个活的。你应该记得。”
“祝你愉快，”他说。
“会的。也祝你愉快。”
“我也会的，只要我找到要找的东西——一只母水獭。它过去常在德文河上游一段地方的一个小支流里。看水獭怎样使自己适应冬天，这很有趣。你以前见过吗？”
“没有，我从没见过。”
“啊，我要是找到了那地方，你以后也许想去看看。”
“找到了告诉我。”
如果你十七岁，在一个激动的、充满竞争的学校里生活，那么和莱珀在一起，却避免取笑他，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得与自己做一番激烈的斗争才行。但是随着我对他逐渐了解，赢得这种斗争也就容易些了。
他不慌不忙地用他长长的竹棍一戳，向前滑去，慢慢地滑离我，滑下缓缓的坡地，他身体笔直，两个雪橇宽宽地岔开着，以防自己的平衡受到威胁，他的滑雪杆从两侧探出，仿佛要挡开任何干涉。
我转过身，跋涉着前去为战争而把新英格兰从雪中铲出。
我们把这半天的时间全用在了调车场的辛苦劳作上。我们抵达那里时，雪已经变成了黑褐色，又湿又黏。我们分成班组，每个班组都受一名老铁路工人指挥。我和布林克尔、切特分到了同一组，但是果园里的那种嬉戏气氛没有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城镇，只是一些暗红色砖头的磨坊，以及包围着调车场的库房。我们在老铁路工人的指挥下奋力干活，周围尽是些所谓的“滚车”——来自全国各地、在这场大雪中动弹不了的狰狞的货车车皮。布林克尔问老工人现在是否应该称它们为“死车”，老工人有几分反感地看了看他，没有回答。这天有趣的事情乏善可陈，工作变得艰苦而单调；我穿的衣服太多，开始出汗。到了下午三点来钟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志愿者的新鲜模样，铁路的肮脏和体力劳动的疲劳在我们身上全部显现了出来；我们似乎与调车场、磨坊和库房是同一性质的。老工人对我们不满，或者是我们使他紧张了，或者也许是他与之看上去的一样身体有病。不论是什么原因吧，反正他又是嘟囔又是吐痰，一会儿嚷嚷着下命令，一会儿揉他那虚胖的大肚皮。
四点半的时候，出现了片刻的欢呼。主线路被清理了出来，第一列火车缓慢地隆隆通过。我们望着它开过来，机车喷着团团蒸汽，给头顶的厚云增加了阴沉。
我们全都站在铁路两侧，做好向机车长和乘客欢呼的准备。车厢的窗户敞开着，乘客们令人惊异地探出着身子；他们全都是男性，我可以看出，全都很年轻，全都一个样子。这是一挂军列。
在车轮和连接器的隆隆声和铿锵声中，我们欢呼，他们也朝我们喊叫，双方都有些吃惊。他们的岁数并不比我们大多少，尽管大概是新兵，可他们一路行驶过我们这单调的行列时，却给我们一种印象：他们就是精英。他们像是要去度一段快活的时光，军装崭新精致，人也干净而充满活力，他们在外出寻乐。
他们走了之后，我们这些干活的人相当空虚地隔着刚清理出来的铁轨相互张望，看别人，看自己，就连布林克尔都想不起合乎时宜的妙语来了。我们走开。老工人让我们去调车场的其他部分，但是这个下午再没干出多少实际的活来。我们站在这座磨坊镇的铁路调车场里，而整个世界却正在另外的地方汇合，我们似乎只不过是一些在英雄的男子汉们中间嬉戏玩耍的孩子。
白天终于结束了。从一开始它就是灰色的，它的结束则是由更深的灰色来宣告，灰色的天，灰色的雪，灰色的面孔，灰色的精神。我们鱼贯走进等着我们的旧车厢，车厢里灯光昏暗，我们重重地坐在不舒服的绿座位上，谁都不怎么说话，直到开出了好几英里。
当我们真的开口说话时，我们说的是飞行训练计划、军中的哥哥们、入伍的条件、上学的不重要，以及我们将绝对没有战争故事可讲给自己的孙子们听。还有就是战争将会持续多久，谁听说过在这样的时刻竟然还要学习些什么已然死亡的语言。
夸肯布什抓住谈话中的一个间隙，宣布说他肯定会在德文将这个学年上完，然而没做好准备的其他人则也许会仓促跑掉。他不需要别人鼓励便侃侃而谈，大讲德文强身项目的种种好处，以及按时完成基本训练得到一张中学毕业证书的种种好处。就他个人而言，他要一步一步地走入军队。
“就你个人而言，”有人轻蔑地模仿道。
“就你一个人吧，”另一个人说。
“哪支军队，夸肯布什？墨索里尼的吧？”
“不，他是个德国佬。”
“他是个德国间谍。”
“你今天破坏了多少铁路，夸肯布什？”
“我还以为偷袭珍珠港后他们就扣押了所有的夸肯布什呢。”
对这句话，布林克尔补充道：“他们没找到他。他把自己藏在了一簇夸肯布什下面①。”
这一天结束时我们全都厌烦了。
我们在渐浓的黑暗中从车站步行回学校，途中遇上了一个沿着盖满雪的街边滑行的身影。
“快看莱珀，”布林克尔烦躁地开口道。“他以为自己是谁，雪人②？”
“他只不过是出来四处滑滑雪，”我赶紧说。我不想看到今天紧绷的火气发泄在莱珀身上。随后我们来到了他身边，我说：“你找到那只母兽了吗，莱珀？”
他缓缓转过头，没有停下自己交替杵下的滑雪杆，滑雪板在噌噌向前的行进，他继续着那节奏分明但却软弱无力的动作，就像是一个自制的活塞引擎。“你猜怎么着？我真找到了它，”他的笑容在脸上绽开，却漫无目标，仿佛他不是在朝我一个人笑，而是朝任何希望与他分享这份快乐的人和物笑，“非常值得一看，我照了几张照片，洗出来后拿给你看。”
“什么母兽？”布林克尔问我。
“一只……啊，河上游的一只他知道的母兽，”我说。
“我怎么不知道河上游有什么母兽①。”
“啊，不是在德文河上，是在它的一条……支流上。”
“支流！流入德文河的？”
“要知道，是一条小溪。”
他困惑地皱起双眉。“究竟是什么母兽？”
“啊，”他是无法被这样模棱两可地对付过去的，“是一只母水獭。”
布林克尔闻听此言后像是挨了一巴掌，肩膀垂了下来。“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我却在这么个地方。一个给母水獭照相的摄影学校！”
“水獭很少露面的，”莱珀表示。
布林克尔痛苦地转向他。“是吗？”
“是的。但是我靠近它时有些笨手笨脚，所以它完全有可能会听见我，被吓着。”
“啊，”布林克尔那兴高采烈令人迷惑的语气说明，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语。“到了！”
“是的，”莱珀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会儿，应和道，“到了。”
“我们走，”我一边说，一边拉着布林克尔拐过我们抵达的通往我们宿舍的街角。“再见，莱珀。我很高兴你找到了它。”
“啊，”他在我们身后提高自己的嗓音，“你们今天怎么样？活干得如何？”
“就像是男人的晚会，”布林克尔朝身后咆哮。“那是冬日的仙境，每一分钟都是。”他透过嘴角朝我说：“这地方的人要么是企图逃避兵役的德国佬，要么是……是……”他语气中的轻蔑力量使得这个词变成了诅咒，“自—然—主—义—者！”他激动地一把抓住我胳膊。“我要退学，我要去报名参军。明天。”
他说这话时我感到一阵激动的颤抖。这是这可鄙的一整天合乎逻辑的高潮，也是德文这整个支离破碎的学期合乎逻辑的高潮。我觉得，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在等着有人说这话，这样我自己就可以因这果敢的词语而感到愉快了。
报名参军。冲动地猛关上通往过去的大门；脱掉所有的衣服，直到最后一片布；打碎我的生活模式——那个自打我出生就用其所有的黑线编织的复杂图案，在这个图案中，那无法解释的符号被家庭白和男校蓝的背景所衬托，还有它那需要艺术家的灵巧来保持其流畅的纠缠的丝丝线线——我渴望对它举起巨大的军队剪刀，咔嚓！一下子剪断，手中剩下的只有几轴黄线，它们只能编织朴素、平坦的咔叽布，不论这些线多么扭曲。
并不是说参军就是一种好生活。战争毕竟是你死我活的。但是我习惯于在吸引我的事物中去寻找你死我活的东西；任何我想要的事物中，任何我所爱的事物中，都总具有某种你死我活。如果里面没有，比如说与菲尼亚斯的关系，那么我就亲手把它加进去。
但是在战争中，毫无疑问会有你死我活，它就在那儿。
我在四方院子里与布林克尔分手，因为他所属于的一个俱乐部要开会，他尚不能回宿舍——“我今晚要主持金羊毛辩论社的一个聚会，”他用令人吃惊的轻蔑口吻说，“金羊毛辩论社！我们这些人全都疯了，”他在黑暗中语无伦次地嘟囔着走开。
这是一个专为艰难思考而设置的夜晚。一颗颗寒星独自刺穿黑暗，它们不像南方有可能看到的星星那样，是一片片的，或一簇簇的，或形成银河，而是一个个单独、寒冷的亮点，就像刀锋一般缺少浪漫。星光之下，大雪覆盖的德文静无声息；新英格兰的寒星主宰着这个夜晚。这里的寒星并没有像在老家时满天繁星的夜空会令我萌生遐想那样，让我思考上帝，或想起站在桅杆前迎风破浪，或想起某种伟大的爱；在这冷冷的亮点之中，我想到的是我所面临的决定。
为什么要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而眼看着战争慢慢地把我在此所深爱的和平，德文之夏那无忧无虑的无限和平，一点点地夺走呢？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夸肯布什之流，可以平静地看着这场战争向他们接近，并最终在一个最佳时点跳入战争，仿佛是在证券市场上买进股票。可我不能。
没人能阻止我，除了我自己。把稍显保守的“我欠德文什么”，以及我对父母的责任之类的陈词滥调放在一边，我借着这并不伤感的夜空光亮设想着我的责任，我知道自己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认为自己应该在自己所选择的时间，去迎接自己生命中的这一危机，现在我选择了。
我快乐地跳跃着上了宿舍的楼梯。也许因为我心中仍保存着对夜空中寒星的想象，保存着对那不多的几个黑暗中一动不动的亮点的想象，或者是因为从我房门底下透出的温暖的黄光太具震撼性了。这是一个原有预期发生变化的简单案例。灯应该是关了的。可仿佛它又自己点亮了，房门底下洒出一片淡淡的黄色光亮，照亮了楼道地板上的尘土和裂缝。
我一把抓住门柄，猛地将门打开。他坐在书桌旁我的椅子里，低头调整着自己粗大而累赘的腿，所以我只能看见那对紧贴着脑袋的熟悉耳朵，以及他那剪得短短的褐色头发。他抬起头，脸上绽开挑衅的笑容，“嘿，哥们儿，乐队呢？”
这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消退了，就像是入冬的第一场假雪。菲尼亚斯回来了。
8
“我算看出来了，我绝对不该把你一个人丢下，”我还未能从发现他在这儿的冲击中恢复过来，菲尼亚斯便继续说着，“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些衣服！”他那明亮的眼睛愤慨地从头到脚打量我，目光从我的破灰帽子，转到那磨损的厚运动衣和沾上了油漆的裤子，又转到我脚上那双笨重的鞋。“不必这样给自己做广告，我们大家全都知道你是全班穿着最不讲究的人。”
“我一直在干活，仅此而已。这些全都是工作服。”
“在锅炉房？”
“在铁路上铲雪。”
他坐回到椅子上。“铁路铲雪。这还说得通，头一学期咱们总干这个。”
我脱下厚运动衣，运动衣下面是一件赛船时穿的雨衣，一种帆布的宽大上衣。菲尼亚斯默默地凝神审视着它。“我喜欢它的式样，”他终于低声说。我把它脱掉，露出我哥哥给我的军用衬衣。“非常切合时局，”菲尼亚斯从牙缝中说。脱掉它之后，就只剩下满是汗渍的内衣了。他微笑着看了我的汗衫一会儿，然后一面费力地从椅子中站起，一面说：“瞧，你应该一整天都穿它，只穿它。它才真的有品位。你其他的衣服配这件汗衫全都是多余。”
“很高兴你这么说。”
“不客气，”他一面含糊其辞地回答，一面伸手去拿靠在桌上的一对拐杖。
我平心静气地看着这一幕，去年他打橄榄球摔断脚踝骨时我见过他架拐。在德文，拐杖几乎成了与垫肩一样常用的体育物品。我从没见过一个病残之人的皮肤闪耀着如此健康的光泽，这愈发突出了他眼睛的清澈明亮；我也从没见过有谁这样使用自己的腋窝和胳膊来架双拐，仿佛是在玩双杠，仿佛只要他想做，他就会在上面翻个筋斗似的。菲尼亚斯跳跃着走过房间，来到自己的小床旁，一把掀起被罩，呻吟道：“啊天哪，床都没铺。好端端的取消哪门子女佣？”
“女佣没有了，”我说。“毕竟是在打仗啊。这算不上什么牺牲，想想那些忍受饥饿和轰炸的人，以及所有其他的事情。”我的无私很好地反映了1942年的潮流。过去的几个月中，我和菲尼亚斯在这一点上逐渐产生了分歧；我觉得自己不太赞同他那种抱怨，抱怨失去了享受，现在可是在打仗啊。“毕竟，”我重复道，“在打仗。”
“打仗？”他心不在焉地嘟囔着。我根本不理会他这个，当他的思想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他总是说话、反问、重复别人的词语。
我找出几条被单，给他铺了床。受人帮助，他对此一点都不敏感，根本不像病残人那样努力显得独立。这天晚上躺在床上祈祷的时候我把这列入了祈祷内容，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的头一次祈祷。既然菲尼亚斯回来了，似乎就应该重新开始祈祷了。
熄灯后我的这种特殊的静无声息使他知道我是在祈祷，他安静了大约三分钟，然后便开始说话。他一向都是不先说说话就睡不着觉，他似乎觉得，祈祷超过三分钟就是作秀。上帝在菲尼的宇宙中从来都不是空闲无事的，要随时准备好倾听。任何人三分钟内没听明白他的要旨，就像我有时为了逗他而故意的那样，菲尼亚斯就不再尝试，只有对我例外。
他仍在说着话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空气冰冷，我们的一扇窗户留了一道一寸高的缝隙，使得冷气灌进了房间，他那极为愤慨的喊声把我吵醒，“好端端的取消哪门子女佣！”他坐起在床上，仿佛准备跳下来，他精神饱满，完全醒了。我不得不笑这位愤慨的运动员，他在用五个人的力气，抱怨着服务。他扔回自己的被子，说：“把我的拐杖递给我。”
直到现在，无论有任何事情，我一直欢迎着每一个新的一天，仿佛每一个新的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生活，在这个新生活中，所有以往的失败和问题都被抹去，而所有未来的可能性和快乐都在打开，都可以得到，大概在夜晚降临之前就能得到。现在，从这个雪冬和菲尼亚斯的拐杖中，我开始明白，每一个早晨都再次重申着前一个晚上的问题，睡眠搁置了所有的事情，但什么都有没改变，你无法在黎明与黄昏之间使自己脱胎换骨。然而，菲尼亚斯却不相信这个。我确信，每天早上他第一件事就是低头看自己的腿，一想起它来就看，看它是否在他睡觉期间完全恢复了。他回德文后的第一个早晨，当他发现它仍然是瘸的，仍然打着石膏时，他用他通常的那种自制的神气说：“把我的拐杖递给我。”
隔壁布林克尔?哈德利的醒来总是像一列快车般闹腾。墙那边会稀里哗啦传来一大堆声音，布林克尔跳下床，粗声粗气地咳嗽，脚丫子在地板上砰砰作响，咚咚地穿过寒冷的空气，去壁橱拿衣服，大声地跑过走廊，去卫生间。然而，今天他却改变了方向，没去卫生间，径直闯进了我们的房间。
“准备好报名了？”他还没进门就喊。“你准备好啊——菲尼！”
“你准备好啊——什么？”菲尼在自己的床上追问。“谁准备好报名了，还有那个啊什么？”
“菲尼。天哪，你回来了！”
“没错，”菲尼证实道，脸上绽开一丝淡淡的愉快笑容。
“这么说，”布林克尔朝我一撇嘴，“你的小小阴谋并不是太成功啊。”
“他在说什么？”我把拐杖放在菲尼腋下时他说。
“扯闲篇呗，”我简短地说，“布林克尔还能说什么？”
“你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我不知道。”
“啊，你知道。”
“你在告诉我我知道什么吗？”
“没错。”
“他在说什么呀，”菲尼问。
房间里非常冷。我浑身发抖地站在菲尼亚斯前面，仍然攥着那对已经就位的拐杖，无法转身面对布林克尔和他念念不忘的玩笑，这个毁灭性的玩笑。
“他想知道我是否和他一起去报名，”我说，“入伍。”这是这一年所有十七岁青年的终极问题，这句话把布林克尔的暗讽从每个人的心头驱赶开，除我之外。
“是的，”布林克尔说。
“入伍！”菲尼同时喊道。他那明亮的大眼睛转向我，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眼神。我以前从没见过他的这种眼神。他仔细打量过我一番之后，说：“你要入伍？”
“啊，我只是想到——昨天晚上干完铁路的活以后——”
“你想到你可以报名参军？”他一面继续说，一面小心地将目光转开。
布林克尔吸了一口他那种参议员式的深呼吸，但却发现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三个站在新罕布什尔淡淡的晨光中发抖，我和菲尼穿着睡衣，布林克尔穿一件蓝色法兰绒浴袍和一双裂开口子的软皮拖鞋。“你们什么时候去？”菲尼继续问。
“啊，我不知道，”我说。“这只是昨晚布林克尔恰好说起来的，仅此而已。”
“是我说的，”布林克尔一面用一种不同于往常的戒备语气开口道，一面飞快地瞟了菲尼亚斯一眼，“是我说的今天报名参军。”
菲尼一瘸一拐地走到梳妆台前，拿起自己的肥皂盒。“我先淋浴，”他说。
“你不能把石膏弄湿，对吧？”布林克尔问。
“是的，我把腿放在帘子外边。”
“我帮你，”布林克尔说。
“不，”菲尼说，看都没看他一眼，“我自己能行。”
“你怎么能行？”布林克尔不屈不挠地坚持着。
“我自己能行，”菲尼阴着脸重复。
虽然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个，可它却那么明确地印在他脸部那僵硬的表情上，一点都不会有错，他那平淡语气下面的东西也太容易察觉了：菲尼亚斯因为我想走而震惊。出于某种原因，他需要我。他需要我。我是他所遇到的最不值得信任的人。我知道这点，他也知道或应该知道这点。我甚至告诉过他。我告诉过他。但是他的脸上和声音中却毫无疑问有一种冷漠。他需要我在他身边。这时，战争离我远去，当兵、逃离现实、重新干干净净地开始，这一连串梦想对我失去了它们的全部意义。
“你当然自己能淋浴，”我说，“可这又怎么样？好了。布林克尔总是……布林克尔总是事事抢先。报名参军！多疯癫的想法啊。这只是布林克尔又想抢第一罢了。即便你是迈克阿瑟将军的大公子，我也不跟你一起报名参军。”
布林克尔自大地挺直身子。“你以为我是谁！”但是菲尼没有听他这句话。他的脸已经对我所说的话绽开炫目的微笑，整个脸都亮了起来。“报名参军！”我不停口，“即便你是埃利奥特?罗斯福，我也不和你一起报名参军。”
“堂弟，”布林克尔扬着下巴说，“总统的远房堂弟。”
“即便你是蒋介石的夫人，”菲尼加入进来，“他也不和你一起报名参军。”
“啊，”我小声说，“他真的就是宋美龄。”
“不会吧，”菲尼喊道，向我们呈现出一副完全被吓呆了的惊异表情，“谁会想到这个！中国人，“耶鲁?派瑞尔”，就在德文。”
就德文学校1943级的历史而言，这是我们的谈话中仅值得保存的部分。布林克尔?哈德利给别人起外号起了四年，自己却巧妙地逃避，一个外号都没被起，现在终于被安上了一个。“耶鲁?派瑞尔”哈德利以流行性感冒的速度传遍全校，必须要说，这个外号牢牢地跟随着布林克尔，只不过在需要简称的时候，大家有时叫他“耶鲁”，而不是叫他“派瑞尔”。
但是一个星期后，我就把这个忘在了脑后，而从那以后我却从没忘却过菲尼以为在他回德文的头一天我就想抛弃他时，他脸上的那种目瞪口呆表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了我，为什么他只能向我展示他残疾的最为自惭形秽的一面。我不在意。因为战争已不再腐蚀那和平之夏的平静，那平静曾是我在德文最为珍视的。尽管运动场在一尺厚的冰雪下冻成了硬壳，小河变成了枯树之间的一条灰白色冰道，可是对我来说，和平又回到了德文。
所以，战争像海滨铺天盖地的浪头，聚集着能量和体积，冲向我们，把我们淹没在它汹涌的席卷之中，似乎无法逃避，随后在最后关头，菲尼亚斯的一句话却使我们躲了过去。我只是低头一闪，仅此而已，波涛那强大的力量在我们头顶毫无伤害地打了个旋，无疑把其他人狠狠地甩倒在海滩上，却留下我们像以前一样平静地蹚水。我并没有停下来想，涨潮的时候，浪头是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的，而且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
“我喜欢冬天，”这天早上我们从小教堂回来时，菲尼第四次要我放心。
“啊，可冬天不喜欢你呀。”为了便于行走，学校里的许多路段都用木板铺上了人行道，但是木板上也到处有着一片片的结冰之处。拐杖一下没杵对地方，他就会摔倒在冰封的板材上，或跌进结着冰壳的积雪里。
即使德文的室内，对他来说也到处都是陷阱。几年前学校用一个石油家族的巨额馈赠，以一种特定的清教徒式雄伟风格对校舍进行了大规模重建，仿佛把凡尔赛宫搬了过来，再根据主日学校①的需要进行修改。这种华丽与端庄的混合暴露出了学校那不统一的性质，就像它所横跨的那两条河的不同一样。从外面看，校舍是由直线条的红砖与白隔板构成的，含蓄而朴实，每一个窗户旁都有百叶窗在站岗，屋顶上东一处西一处散布着几个毫不张扬的白色圆顶，因为它们的存在是意料之中的，不漂亮，就像是香客的帽子。
但是一旦你穿过那些具有十三州风格特点的门道，门道里只星星点点地有一些扇形窗或低矮的浮雕柱，暗示着某种低调的装饰是可允许的，这时你就会进入一场具有蓬巴杜夫人②式奢华的闹剧。粉红色大理石墙和白色大理石地面的上方是拱形和穹隆状的天花板；一个会议厅装饰成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兴盛时期的风格，另一个会议厅则被枝形吊灯上的水晶球发出的光焰照得通明；一整面墙都是易碎的落地窗，落地窗俯瞰着一个意大利花园，花园里点缀着大理石装饰；一楼的图书馆是法国普罗旺斯风格的，二楼是洛可可风格。除了宿舍，所有的地面和楼梯都是用光滑的大理石制成的，它们甚至比结冰的人行道更暗藏危险。
“冬天也爱我，”他反驳道，然后，他不喜欢这古怪的声音，又补充说：“我是说，你几乎可以说季节也是懂得爱的。我的意思是，我爱冬天，当你真的爱什么东西时，那么这东西也会反过来爱你，以任何它自己的方式来爱。”我并不认为这是对的，我十七年的经验已告诉我，这番话里面的错远远大于对，但是它却像菲尼对其他事物所产生的想法和信念一样：那应该是对的。于是我没争辩。
木板路结束了，当我们走下一个通往我们教室的坡路时，他稍稍走在我前面一点。他以惊人的小心，挑着路走。他是一个以前把这地面主要用作起点的人，这地面只是他跳向空间时一个虚悬世界中的特定元素，如今此人走起路来竟如此小心翼翼，确实不可思议。现在我记起了以前从没特别注意的东西：菲尼亚斯曾经是怎样走路的。在德文，我们有形形色色的步法：那种一个突然长高了三十公分的男孩子笨拙的拖着脚的走法，那种觉得自己肩膀变得有多宽者摇摇晃晃的牛仔大步，有悠然的缓步，有蹒跚而行，有轻快灵活的脚步，也有巨人的健步如飞。但是菲尼亚斯却是以一种流畅的平衡来持续行走，极为轻松，以至于他似乎是在毫不费力地一路飘行。现在他则一瘸一拐地在一片片的冰地之间跛行。斯坦普尔大夫下的定论有一点是确定了——菲尼亚斯可以重新走路。但是另一个想法却在我面前挥之不去：他再不能那样走路了。
“你有课吗？”当我们抵达教学楼的台阶时他问。
“有。”
“我也有，咱们不要去。”
“不要去？可拿什么来当借口呢？”
“咱们就说我从小教堂回来累虚脱了，”他看着我，朝我幽幽一笑，“你得照顾我。”
“这是你返校的第一天，菲尼。你不应该旷课。”
“我知道，我知道。我要学习。我真的要学习。虽然主要是你帮我把功课给补上，可我也要尽可能地努力用功。只不过不是今天，这不是首先要做的。不是现在，我不想在我连学校还没看的时候就学什么连接动词。我想看看这个地方，除了咱俩的房间和小教堂，我还什么都没看。我不想看教室，不是现在，现在还不想看。”
“你想看什么呢？”
他开始转过身去，于是他的背朝着我。“咱们去体育馆，”他简短地说。
体育馆位于学校另一端，至少有四百米远，一路上全是冰。我们别的什么话也没说，就出发了。
我们到达那里时，汗水像油一样从菲尼的脸上往下淌，他暂停下来时，手和胳膊都不由地发着抖。那条打着石膏的腿像个海锚似的拖在身后。这天早上我在宿舍房间所看到的那力量的假象，一定就是他在家时用来欺骗医生和家人允许他回德文的同一个假象。
我俩站在体育馆前结满冰的草地上，他在准备着走进去，先歇息一会儿，这样他就可以在走进去的时候表现出精力来。后来，这成为了他的习惯；我常常撞见他站在一幢建筑物前，假作思考，或假作审视天空，或摘下手套，不过这种障眼法从来都骗不过我。菲尼亚斯是一个差劲的骗子，缺少实践。
我俩走进体育馆，一路走过大厅，使我惊异的是，我俩经过了奖品室，奖品室里他的名字已然刻在一个奖杯上，绣在一面锦旗上，铭写在一个橄榄球上。我确信这就是他的目的，思考这些逝去的辉煌。我已对此做好了准备，我甚至想起了几句积极向上的励志格言，来鼓舞他。但是他不假思索地走过了奖品室，走下一段陡陡的大理石台阶，走进更衣室。我一直困惑地跟在他身边。角落里有一沓脏毛巾。菲尼用一根拐杖扒拉它们，微笑着发牢骚道：“好端端的，取消哪门子女佣？”
这个时间更衣室里空空如也，一排又一排暗绿色的存衣柜被宽宽的长木凳隔开。房顶上悬挂着管道。这是德文的一个沉闷的房间，暗绿色、棕褐色和灰色，只是在尽头处有一个大理石的大拱廊，白光闪闪，它通向游泳池。
菲尼在长凳上坐下，挣扎着脱掉他羊皮里子的冬季大衣，深深地吸了一口体育馆里的空气。没有哪个更衣室会比德文的更衣室气味更刺鼻；最显著的是汗味，但是汗味里面还混杂着大量的石蜡味、糊橡胶味、浸透的羊毛织品味、涂抹油味，对那些知根知底的人来说，还有疲劳的气味、失去希望与失去胜利的气味，以及身体相搏的气味。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气味。这主要是人的身体被用到极限之后所发出的气味，这种气味对任何运动员的意义和刺激都像它对任何情人的意义和刺激一个样。
菲尼亚斯东看看西看看，他看着墙旁边一个沙坑上方的单杠，看着地上的一套举重杠铃，看着卷起来的摔跤垫，看着一双踢到存衣柜底下的钉鞋。
“还是那个老地方，对吧？”他一面说，一面转向我，轻轻地点着头。
过了一会儿，我轻声答道：“并不完全是。”
他并没有假装没听懂。顿了一下，他用乐观的语气说：“你现在要当大明星了，”然后又有些尴尬地补充道：“你可以急追直上。”他拍了一下我后背，“去那儿，做几十个引体向上。你最后究竟参加哪项运动的选拔赛了？”
“哪项都没参加。”
“没参加，”他那轻蔑的脸上，眼睛如炬般地盯着我。“还在当划艇队领队资深助理？”
“不，这个差事我辞了。我只是一直来体育馆上课，上那种专门给不参加任何选拔赛的人开设的体育课。”
他在长凳上费力地扭转过自己。玩笑过去了；他的嘴恼怒地大张着。“你究竟他妈，”他的声音在这个词上突然大幅度降低，“为什么这么做？”
“太晚了，无法再报名参加任何其他项目，”看到他脸红脖子粗，要对我这个托词大发雷霆，我吞吞吐吐地继续讲，“不管怎么说，现在在打仗，体育队也没有多少外出比赛。怎么说呢，战争期间，体育运动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你全然相信了所有的那些战争废话？”
“不，我当然——”我太一心于反驳他，以至于我反驳之语说了一半时，才弄明白他的这句话；现在我的眼睛飞快地转回到他脸上。“所有的那些战争废话？”
“所有的那些关于现在在打仗的废话。”
“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确实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处于交战状态吗？”
“我确实认为……”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站起身，身体的重量放在好腿上，另一条腿轻轻摆在他前面的地板上。“别犯傻了，”他冷静而泰然自若地注视着我。“没有任何战争。”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我说着，努力跟上他的思路。“现在我明白了。你仍然处于某种药物的影响之下。”
“不，那是你。那是所有的人。”他扭转过身体，这样他就直接面朝着我了。“这就是这整个的战争故事。一剂药。听着，你听说过‘沸腾的二十年代’吗？”我非常缓慢非常谨慎地点了点头。“那时人们全都狂喝杜松子酒，每一个年轻人都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的。”
“啊，他们不喜欢这样，那些牧师、老女人，以及所有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不喜欢这样。于是后来他们尝试了“禁酒令”，结果人人都喝得更醉了，于是再后来他们索性铤而走险，推出了大萧条。这使得三十年代的年轻人不敢越轨。但是他们无法将这个把戏永远玩下去，所以对咱们四十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就编造出了这场假战争。”
“‘他们’究竟是谁？”
“那些不想让咱们抢走饭碗的胖老头，他们编造了所有的一切。比如说，并没有任何真正的食品短缺。现在这帮家伙让人把最好的牛排全都送到他们的俱乐部去了。你注意到没有，最近他们越来越胖了？”
他的口气完全认定我肯定是注意到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几乎信以为真。后来我的目光落在那伸向我的白绷带和白石膏，与往常一样，这使我脱离开菲尼所杜撰的世界，像这天早上醒来时那样，我回落到现实中，回落到事实上。
“菲尼亚斯，你说的这一切都很有趣，不过我希望你不要过多地自己玩这种游戏。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我得在精神病院给你订个床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心于辩论的时候，他的目光绝不在我的目光下动摇，“这整个世界现在就是在精神病院里，但是只有那些胖老头们懂得这个玩笑。”
“还有你。”
“是的，还有我。”
“是什么使你如此特殊？为什么你懂得它，而我们其他人却稀里糊涂？”
辩论的势头猛然突破了他的控制。他的脸凝固住了。“因为我痛苦，”他大声喊叫道。
我俩惊诧地从这个问题上退却。在寂静之中，我俩之间这个早上所有的发狂情绪都结束了。他坐下来，把他那潮红的脸转离开我。我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边，只要我悸动的神经撑得住，我就一动不动，后来我站起身，缓缓向前走去，毫无目的地走向任何一件东西，结果是那架单杠。我向上一跃，抓住杠子，然后，在一种笨拙的，也许是滑稽可笑的想要向菲尼亚斯示好的心态之中，我引体向上。我什么其他事情都不想，不想正确的话语，不想正确的姿势，我做我能想到的。
“做三十个，”他用不耐烦的口吻嘟囔道。
我以前从没做过十个。做到十二个时，我发现他一直在默默地数数，因为现在他已开始用一种不明确的、隐隐可以听见的声音出声地数了出来。十八个时，他的声音有某种放大，二十三个时，声音中的最后一丝不耐烦消失了；他站了起来，他数下一个数字所带出来的迫切语气就像是一股看不见的助力，把我的身体拉过胳膊的距离，直到他突然快乐地大声喊“三十！”
那一刻过去了。我知道，菲尼亚斯发现了自己的愤世嫉俗，他比我更为震惊。我俩都再没提这事，我俩也都没忘掉它的存在。
他坐下来，审视着自己紧攥在一起的双手。“我告诉过你吗，”他开口用沙哑的嗓音说道，“我曾经志在奥林匹克？”若不是他刚才说出了那番他不得不说出的非常个人的、某种深藏于心底的话，他本是不会提这个的。做些不同的事，说个笑话，这些本都是一种伪君子式的对发生过的事情的否认，可这样的事菲尼亚斯做不出来。
我仍然吊在杠子上；我觉得我的双手仿佛离不开它了。“没有，你没告诉过我这个，”我对着自己的胳膊喃喃道。
“啊，那曾经是我的志向。现在我无法肯定，无法百分之百肯定，自己到1944年是否能完全恢复好。所以我要训练你去替我参加。”
“可44年是不会有奥运会的。只有两年了。战争——”
“别再念叨你那想入非非的生活了。我们在为194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训练你，哥们儿。”
我虽然不相信他的话，也没忘记全世界的军队都在穿梭于战场，可我还是像曾经的那样，跟随着菲尼的任何新发明。树立目标是没什么坏处的，即使这目标是一场梦。
但是由于我们离火线实在是太远了，所以任何战争感的主要维持都是精神上的。我们看不出它的任何真实性；我们对战争的全部印象都是来自两维的虚假媒介——报刊、杂志、新闻简报以及海报上的照片——或者收音机里矫揉造作灌输给我们的声音，或者是报纸上方的通栏大标题。我发现，我只有通过不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抵挡住菲尼那倾向于和平的咄咄逼人的进攻。
现在，当我们晚饭吃着鸡肝的时候，我的心头不禁浮现出一幅景象：罗斯福总统、我父亲、菲尼的父亲，以及许多其他的胖老头们正坐在某个精致但却隐蔽的男人俱乐部房间里，吃上等腰肉牛排。当家里来信告诉我，由于汽油定额，探望亲戚的旅行取消了，这时我就很容易想象出父亲无声地微笑着，一副会意的眼神——想象这个，至少与想象美军匍匐穿越一个名叫瓜达尔卡纳尔①的地方的丛林一样容易——正如菲尼亚斯说的，“那地方究竟在哪儿？”
一天又一天，我们在小教堂里，以战争的名义，被要求节衣缩食，努力用功，这时候，是不可能看不出老师们是在使用这个口实来驱使我们的，就像他们一向都想驱使我们一样，根本无所谓什么战争或和平。
假如菲尼是对的，那么这将是多大的一个笑话啊！
但是我当然不相信菲尼。我太抵制男校生活的巨大恐惧了，这巨大恐惧便是“听信流言飞语”。除了几个莱珀之流的彻头彻尾的傻瓜外，我与其他所有的人一起，抵制任何含有怀疑战争的哪怕是最小的可能性的东西。所以我当然不相信菲尼。不过有一天，当我们的牧师卡哈特先生对自己在小教堂所做的“上帝在散兵坑里”的布道感动不已后，我离开教堂时想到，如果菲尼关于战争的观点是不真实的，那么卡哈特先生的观点至少也同样不真实。但是当然了，我不相信菲尼。
不管怎么说，我太忙了，根本无暇思考这些。除了抓紧自己的功课，我还要把剩下的时间划分为给菲尼补课和由他来教我体育。由于学习任何东西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学习的气氛，我和菲尼，使我俩双倍惊讶的是，都开始在以前薄弱的环节上取得着飞速进步。
我俩早上六点钟起床跑步。我穿一套健身房厚运动衣，脖子上系一条毛巾，菲尼穿一条宽大的睡裤、一双滑雪靴和他那件羊皮里子的大衣。
圣诞节假期之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我终于得到了回报。我在跑菲尼给我布置的练习，在一个围绕校长宅邸的椭圆形道路上跑四圈，校长宅邸是一幢铺得很开的大白房子，它那美国初期的十三州风格很值得怀疑。房子旁边有一棵老榆树，菲尼就靠在它的树干上，在我跑大圈时，对我高喊。
早上，这个雪原闪耀着粉末般的白光，太阳在地平线的什么地方冷冷地照耀着，它太低了，无法直接看见，但是它那洁净的光线却在我们周围散发着蓝白色的微光。北方的日照似乎要拾起浮于空气中的模糊的白色粒子，给光泽的蓝天施以粉黛。万籁俱寂。榆树那秃秃的拱形树枝似乎植入了这一动不动的天空。随着我的跑步，我落足的声音在这广袤而死寂的黎明中显得那么短促，仿佛在如此多的闪亮的景色中，已经没有地方可供任何声音侵入了。菲尼亚斯的身形映衬在大树的树干上；他时不时喊上一嗓子，但是这些声音也迅速被吸收，被消释。
这天早上他不必做任何指导。跑了两圈后，所有的力量都像以往一样全部用尽，在我驱使着自己继续跑下去的时候，遍布周身的疼痛像往常一样汇集于侧胁，变成一片巨大的痛楚。我的肺也像往常一样，被这工作弄得完全厌烦了，从现在起，它只能痛苦地忍受着运动。我的膝盖又变得没了骨头，任何时候都准备将小腿缩进大腿中去。我的脑袋，感觉就像是头盖骨的不同部位在相互摩擦。
然后，无缘无故之中，我感觉到了崇高。仿佛我的身体在此时之前一直都是懒散的，仿佛那疼痛和精疲力竭全都是想象出来的，是为了阻止我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无中生出来的。现在我的身体似乎终于要说：“啊，如果你一定要做到，行！”力量开始流遍我全身。我振作起来，忘记了自己平时精疲力竭时的自怜，我把自己抛在了脑后，把压抑的心灵与疼痛的身体一道全都抛在了脑后；所有的困惑都消失了，我无羁无绊。
跑完第四圈，我在菲尼亚斯前面停下，就像是坐到一把椅子上。
“你甚至不气喘吁吁，”他说。
“我知道。”
“你找到了自己的韵律，对吧，第三圈。就在你进入那边那个直道的时候。”
“是的，就在那儿。”
“你一直太懒散了，对吧？”
“是的，我想我一直太懒散了。”
“你甚至对自己一无所知。”
“我想是的，在某种意义上。”
“啊，”他合拢起喉咙上的羊皮领子，“现在你知道了。别再像个佐治亚州的白人穷小子似的说话——‘我想是的！’”尽管这是嘲笑，可他的话却并不怎么是针对我个人的。这天早上他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几岁，他裹着自己的大衣，静静地倚在大树上，他的身材也似乎变小了。或者也许是，我，在这同一个身体里，感觉到自己的身材一下子长得更大了。
我俩漫步走回宿舍。踏上宿舍楼的台阶时，我们碰上了正往外出的卢茨伯里先生。
“我一直在窗口看你俩，”他用他那猫头鹰叫一般的嗓音说，话语中少见地出现了一丝个人的兴趣。“你要做什么，福里斯特，为当突击队员而训练吗？”虽然并没有校规明确禁止在这样的钟点进行锻炼，但是校方却并不鼓励此类行为；所以一般情况下卢茨伯里先生本会指责的。然而战争甚至改变了他的标准，一切形式的体育锻炼在非常时期都变成常规的了。
我嗫嚅着窘困的回答，但是做出明确反应的却是菲尼亚斯。
“他在练习成为真正的运动员，”他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想参加44年的奥运会。”
卢茨伯里先生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干笑，然后他的脸瞬间变成了砖红色，他采用了他惯常的格言。“适当的体育是好的，”他说，“我不想侈谈什么伊顿公学的运动场精神，可今天的所有锻炼当然都是为了向滑铁卢进军。你们时刻都要以此为目标。”
菲尼的脸色变得异常坚决，脸上的神情是那种我刚刚察觉出的年长了几岁的神情。“不，”他说。
我不相信以前曾有哪个学生对卢茨伯里先生断然说过“不”。这话使他不可控制地慌乱起来。他的脸又变成了砖红色，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他要跑开。然后他说了一句极快，极沙哑，极短促的话语，我们俩都没听懂，他迅速转过身，大踏步走过方院子。
“他真的很实诚，他认为现在在打仗，”菲尼纯然惊讶地说。“为什么他就不明白呢？”我们望着卢茨伯里先生的背影逐渐远去，即使裹着冬天的行头，这背影仍然那么细高，这时菲尼默想着的是卢茨伯里先生是被排除在了胖老头们的阴谋之外的。随后他恍然大悟了。“啊，当然了！”他喊道，“他太瘦了。当然了！”
我站在那里为卢茨伯里先生致命的羸瘦而遗憾，想到，人毕竟总有轻信的一面。
9
这是我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滑入菲尼的和平幻觉。一连几个小时，有时一连几天，我无意识地跌入这种对世界的纯属私人的解释。并不是说我就相信制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就是一帮精明胖老头的障眼法，尽管这个观点那么引人入胜。使我发生误解的是我自己的快乐；要知道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周围世界的困惑并没有在我内心引起反应。所以我不再体会到真正的战争感。
甚至莱珀的入伍都没撼动我的这一心态。事实上，这使得这场战争比以往更不真实了。没有什么真正的战争能够使莱珀自愿离开他自己的蜗牛和母水獭。莱珀的入伍似乎只是他又一场异想天开罢了，就像那回他睡在缅因州卡塔丁山山巅一样，那地方是每天清晨美国领土上最早被阳光照耀之处。那天早上，莱珀?莱佩利尔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夙愿：融入自然。他成为旭日在美国所照到的第一件东西。
一月初，我们大家刚刚从圣诞假期返回，美国滑雪部队的一名征兵官便在文艺复兴会议厅给四年级的学生放了一部电影。对莱珀来说，电影展现了我们大家全都在追寻的东西：战争的一张可辨别的友好面孔。滑雪战士身披白斗篷，顺着洁净的山坡翱翔而下，就像是寂静的天使，然后，雪橇呈倒八字形，真真实实地滑上山坡，不过这却是快乐的上坡，被日光晒黑的手，明亮的眼睛，洁白的牙齿，以及那吸满山间新鲜空气的胸膛。这是我曾经看过的最为洁净的战争形象；就连以高高地远离步兵泥土著称的空军，相比之下都显得一身机油，而海军就毛病更多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这些洁白的冬季勇士在一尘不染的山坡上飞身而下时，没有任何东西污染他们，这种对战争出色而干净的反应立刻滑入了莱珀的佛蒙特①之心。
“怎么样！”放映这些场景时他用惊异的声音小声对我说。“怎么样！”
“要知道，我认为这些都是芬兰滑雪部队的照片，”菲尼亚斯在我另一侧小声说，“我想知道他们何时向我们的盟友布尔什维克开火。除非他们之间的那场战争也是假的，我非常确信如此。”
电影结束后，灯光开启，照亮托斯卡纳壁画和环绕着我们的经典画廊，莱珀仍惊异不已地坐在自己的折叠椅上。通常情况下，他很少说话，而现在发自他口中的词语数量表明，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你猜怎么着？现在我算是明白速滑是怎么回事了。尽管匆匆之中，看不见树木、乡野和所有的其他东西，但是没关系。打仗的时候，必须得快。对吧？所以我想速滑运动员并不是在辱没体育运动。他们是在做准备，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为日后做准备。任何事物都得进化，否则就会灭亡。”我和菲尼已经站了起来，仍坐在椅子上的莱珀诚挚地看看我又看看菲尼。“就拿家蝇来说。假如它没有发展出自己的那种瞬间反应，它早就绝种了。”
“你是说它令自己适应了苍蝇拍吗？”菲尼亚斯质问。
“一点不错。滑雪必须学会尽可能快地移动，否则就会被这场战争消灭。是的，先生，你猜怎么着？我几乎很高兴发生了这么一场战争。它就像一次试验，对吧，只有正确进化的物和人才能存活下来。”
莱珀轻声说话时，人们一向都是听得心不在焉，但是他的这一论断却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这一论断如何应用在我身上，如何应用在菲尼亚斯身上呢？尤其是，它如何应用在莱珀身上呢？
“我要报名参加滑雪部队，”他继续和缓地说，语气中毫无强调，以至于我的思想又开始心不在焉起来。这个冬天布林克尔之流常常慷慨激昂地扬言入伍，说起入伍便咬牙切齿，两眼放光；他们的这种话我已经听多了。但是只有莱珀的话是认真的。
一周后，他走了。他还有几个星期才满十八岁，随着十八岁生日的到来，所有报名参军、选择一个兵种而不是被征入一个兵种的机会，就会消失。那部滑雪电影为他做出了决定。“我一向认为，战争会在它需要我的时候来找我，”最后一天他来向我告别时说。“我从没想过我会主动去找它。我确实高兴我及时看了那部电影，真的。”然后，作为德文学校的第一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兵，他走出了我的房门，他的圆锥形针织帽在脑后跳动。
假如第一个当兵的是布林克尔之类的人，对我们大家来说情况也许会更好一些。他肯定会做出一种倍儿闹腾的戏剧性告别，这样一来，事后学校就会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回响着“布林克尔的临别之言”、“布林克尔的军人风采”、“布林克尔的责任感”。我们大家所有的人，受到他不在我们中间的那种空落落的影响，都会体会到战争作为日常事实那具体的触摸。
可莱珀帽穗的消失却一点都没激起这个。有那么几天，战争比以往更为无法想象了。我们没提起它，我们没提起莱珀，直到布林克尔终于发现一个可挖掘的观点。有一天在烟室里，他大声朗读报纸上的一则关于企图暗杀希特勒的传闻。他放下报纸，梦幻般地凝视着前方，然后说：“那是莱珀，没错。”
这确立了我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系。突尼斯战役变成了“莱珀解放”；轰炸鲁尔被布林克尔以一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惊讶口吻呼为：“他怎么没告诉咱们他已离开了滑雪部队”；“击沉沙恩霍斯特”号①则是：“又出手了。”莱珀在全世界各地出现，处于每一个盟军成功战例的核心。我们大谈莱珀在斯大林格勒的位置，大谈莱珀在缅甸公路上，大谈莱珀的护卫舰前往苏联的阿尔汉格尔；我们推测着自由法国领导权的危机靠任命戴高乐或任命吉拉尔都是解决不了的，只有莱珀出面；我们比报纸更明白，主宰这场战争的不是三巨头②，而是四巨头。
在不拿莱珀的辉煌战绩说笑的间隙，我们都思忖着我们自己是否符合军队那最为微小的标准。我本人对军中应该知道的所有事情都一无所知，我也明白自己不知道；在不拿莱珀说笑的时候，我思忖着自己那仍然隐藏着的部分，不知它是否包含着可怜的麻袋③、流浪汉，或懦夫。我们全都最大程度地用莱珀取乐，我们全都秘密地希望这个懦弱的莱珀像我们所说的一样英勇。
人人都给这个传奇添油加醋，只有菲尼亚斯除外。从一开始，暗杀希特勒的那件事，菲尼就说：“如果有谁给莱珀一支上了膛的枪，并且把枪抵在希特勒太阳穴上，他都会打不中。”这引来了一片愤怒的喊叫，后来我们纷纷在布林克尔铺垫的基石上给莱珀的凯旋门增砖添瓦。菲尼亚斯不参与这种事，由于烟室里除此之外几乎不谈别的，所以他很快就不去那儿了，并且也劝阻我去那儿——“如果你抽烟像烟囱，你还怎么成为运动员？”他拉我越来越远地离开烟室的那帮人，远离开布林克尔和切特，以及所有的其他朋友，把我拉进一个只有他和我居住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战争，只有我和菲尼亚斯两个人，身处全世界人民当中，为1944年的奥运会做着训练。
在一所男校，星期六下午是可怕的，特别是在冬季。没有橄榄球；不可能像春天那样，骑自行车到附近的乡野去游玩。就连最用功的学生都觉得没必要埋头于书本，因为后面还有星期日，漫长、懒散、安静的星期日，来做任何作业。
冬末的这些星期六则至糟不过，这时候雪已失去了它的新奇和闪亮，学校似乎已沦落成为仅仅是一个下水道的网络。中午过后冰雪短暂地融化一会儿，污水渗入管道，顺着排水沟流走时发出令人压抑的汩汩声。雪壳底下但见一串肮脏的灰色在移动，雪壳开裂着，露出下面一块块冻泥。灌木丛失去了自己明亮的雪帽，赤裸而脆弱地站立着，它太营养不良了，无法掩盖本想要它掩盖的排水。有些日子，进入任何建筑时，你都要走过一层你前面之人所带进来的土和灰渣，它们就像是一张垫子，越来越薄，最后逐渐消失在走廊里。天空是空洞而无望的灰色，让人觉得这灰色就是它永恒不变的色调。冬天的占领似乎已经征服、侵占、毁掉了一切，所以现在大自然中不再留有任何的抵抗运动；所有的汁液都干涸了，所有蕴含着生命力的小枝都折断了，现在冬天自己，一个老迈、腐朽、疲惫的征服者，放松了对荒芜的扼抓，缩回了一点点，它的监视也变得漫不经心；它厌倦了胜利，因缺少挑战而变得衰弱，它自己开始主动从狼藉的乡野中撤退。唯有排水是活跃的，在这些星期六，它们的噪音听起来就是冬季那单调的退场曲。
只有菲尼亚斯看不出这如此的沮丧。正如他的哲学中没有战争一样，也没有令人意气消沉的天气。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所有的天气都使菲尼亚斯愉快。“你知道下星期六咱们最好做什么吗？”他用他的一种嗓音开始说道，这是一种旋律平和的低音，不知怎么的，它总使我想起一辆劳斯莱斯正在公路上行驶。“咱们最好组织冬季狂欢。”
我俩坐在我们的房间里，两侧的单扇大窗户都勾勒出一方毫无特色的灰色天空。菲尼亚斯在把自己打着石膏的腿放在桌上，现在这石膏已变得小多了，他用一柄折叠刀思绪重重地在石膏上划刻着图案。“什么冬季狂欢？”我问。
“就是冬季狂欢呗。德文冬季狂欢。”
“根本没有什么德文冬季狂欢，以前也从来没有过。”
“现在有了。咱们就在纳瓜姆斯特河畔的那个公园里搞。主要内容当然是体育，特色内容我希望是跳台滑雪——”
“跳台滑雪！那个公园平坦得像煎锅。”
“——以及某种障碍滑雪赛，我想应该有一条小跑道。但是咱们也得堆些雪人，来点音乐，弄些吃的。喏，你准备负责哪个筹委会？”
我朝他冷若冰霜地微笑。“雪人筹委会。”
“我知道你就会。你在内心里总自命为艺术家，对吧？我组织体育赛事，布林克尔可以管理音乐和食品，咱们还需要有个人来美化场地，弄上几个冬青花环之类的东西。这应该由一个擅长于植物和灌木丛的人来搞。我知道谁合适。莱珀。”
我正看着他在石膏上刻的星星，闻言迅速抬起头，看着他的脸，“莱珀走了。”
“啊，是的，他是不在了。莱珀竟然走了。啊，那就别人吧。”
因为这是菲尼的想法，所以事情便像他说的那样发生了，尽管并不像他最初灵感突发时设想的那么容易。要知道，随着时间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过去，我们宿舍楼的同学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越来越缺少热情了。就拿布林克尔来说，自从那天早上我对他的报名参军计划打退堂鼓后，他便开始了一种长期的、决绝的、连续的从学校活动中退出。他并没有因为我的变心而愤怒，事实上他也立刻经历了自己的变心。如果他不能参军（尽管布林克尔非常自立，可他没人陪伴却什么都难做成），那么他却至少可以停止参加如此多的平民活动。于是他辞去了金羊毛辩论社的社长职务，停止给校报的学校精神专栏写稿，放弃了乐善好施友爱会本地被剥夺基本权益儿童分会主席的头衔，不再在小教堂的唱诗班唱他的男中音，甚至，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负责任的冲动之下，竟然辞去了学生咨询委员会和校长乐善基金等组织中的一切职务。他那笔挺风度的服装不见了；近些日子他穿咔叽布裤子，系一条军用皮带，脚蹬一双走起路来嘎嘎响的皮靴。
“谁想要什么冬季狂欢？”当我提出这一动议时他用最近才有的一种觉醒口吻说。“庆祝什么呢？”
“冬天，我想是。”
“冬天！”他凝视着窗外空荡荡的天空和渗水的地面。“坦率地讲，我看不出有什么可庆祝的，不管是冬天，还是春天，或是任何别的季节。”
“这是菲尼第一次想要做事，自打他……他回来。”
“他一直无所事事，对吧？他没有阴郁地沉思吧？”
“没有，他不会阴郁地沉思。”
“是的，我想他就不会。啊，如果你认为这是菲尼确实想做的。不过，这儿以前可从没办过冬季狂欢。我想也许会有校规禁止这样搞。”
“原来如此，”我说，我说这话的口气使布林克尔抬起了眼睛，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对视在了一起。在我俩这种阴谋家的一瞥中，他的怀疑全部冰释，因为立法者布林克尔已经变成了非常时期的叛逆。
星期六的天色灰得像战舰。整个上午，冬季狂欢的设备都在从宿舍运出，运到纳瓜姆斯特河畔的那个尚不完善的小公园里。布林克尔监督着运输，他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喋喋不休，下达着命令。他使我想起一位海盗船长在分赃。他从低年级学生那儿讹诈来的几罐很烈的苹果酒是最要小心保护的宝藏。它们被埋在了公园中心一簇常青藤旁边的雪里，布林克尔指派他的室友布朗尼?珀金斯以自己的生命来守护它们。这个命令必须毫不走样地严格执行，布朗尼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一个人浑身发抖地在公园中心一连守卫了好几个钟头，思忖着如果自己阑尾炎犯了可咋办，想到自己有可能昏厥便顿失勇气，意识到自己也许不得不割去阑尾而恐惧不已，直到我们终于到来。后来布朗尼悄悄溜回宿舍，他实在精疲力竭了，根本无法享受狂欢。在这极度非法的竞争之日，没人注意到这个。
掩埋的苹果酒在有意无意之间被阴谋地视为了狂欢的核心。它的周围堆起了又大又滑的雪人，用雪人模仿各种人物，这很容易，因为雪是黏湿的。附近，皑皑的白雪中极不协调地摆放着一张沉重的圆形课桌，它就像是沙龙中的一位富孀。这张课桌是头天晚上在菲尼的坚决要求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来的，菲尼坚持说他必须有件东西陈列奖品。课桌上放着奖品：有菲尼的冰箱，近几个月它一直藏在宿舍地下室；有一本《韦氏大学词典》，上面写着极为鼓舞人心的话语；有一部荷马的《伊利亚特》，书中每个句子的上方都写有英语译文；有布林克尔的一本葛兰宝①的相册；有从本镇职业美女黑泽尔?布鲁斯特头上强剪下来的一束头发；有一个手工编织的绳梯，得到它的附加条件是获奖者必须居住在三楼或三楼以上的房间；有一张伪造的征兵登记证；还有一笔校长乐善基金的四块一毛三的美元。布林克尔极为庄严地默默将最后这个奖品放在桌上，弄得我们大家全都觉得最好不要对此提任何问题。
菲尼亚斯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一把通体都是雕刻的黑胡桃木椅子里；椅子两个扶手的顶端是狮子头，而椅子腿最下面那抓着轮子的爪子，现在则陷在雪中。这是他这天早上刚买来的。菲尼亚斯购物只凭冲动，也只在他有钱的时候，由于这两种状况鲜能碰到一起，所以他很少购物。
切特?道格拉斯手持小号站在他身边。菲尼十分遗憾地放弃了请校乐队来演奏的计划，因为那样一来，我们狂欢的消息就会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怎么说，切特终究会改善一下这里的刺耳声音。他是一个皮肤白皙的细瘦男孩，球状的金棕色卷发弯曲在前额上方，他专心于两样课外活动，网球和小号。这两样他都驾轻就熟，仿佛天生就会，以至于我观察过他之后也开始以为自己只要练上一个周末便能熟练掌握其中的一样。正如我们其他人什么都表现在外表上一样，切特则以同样的程度具有一种潜藏于心的乐于助人和为别人着想的特点，这妨碍了他成为班上的重要成员。要想让人觉得你“有个性”，你就必须至少偶尔粗鲁一下，并经常发发脾气，不来这一套，没有谁会在德文出人头地。没有谁，当然了，菲尼亚斯除外。
奖品桌的左边，布林克尔跨在他藏的苹果酒上；他身后是一簇常青藤，常青藤后面到底还是有着一个缓缓隆起的小坡，跳台滑雪委员会正在那儿奋力将雪堆起在一个斜面跳台上，跳台的边缘大概比隆起的小坡高出一尺。再往后是一排雪人，雪人虽说面目难辨，但却是艺术性地在拿校长、卢茨伯里先生、帕奇-威瑟斯先生、斯坦普尔大夫、新来的营养学家，以及黑泽尔?布鲁斯特开心，它们弯曲地排列成一个封闭的半圆形，通到多冰、泥泞、口齿不清、汩汩作响的纳瓜姆斯特河，然后拐回到奖品桌的另一端。
跳台堆好后，四下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二十个在冰天雪地中准备就绪的男孩，现在站在那里，仿佛牙齿中间都紧衔着嚼子，只等着一声令下。菲尼亚斯本应该宣布开赛，但他却忙于给奖品编目录。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旁边的布林克尔。他一直在他的苹果酒上方摆出一副直布罗陀①固若金汤的架势；他继续用挑战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直到他开始意识到，无论他往哪儿看，算计的目光都回视着他。
“好吧，好吧，”他沙哑地喊道，“咱们开始吧。”
可以察觉出，包围圈一点点缩紧。
“开始吧，”他喊。“喂，菲尼。首先是什么？”
菲尼亚斯那一心多用的头脑可以记录下背景中所发生的事情，却对其听之任之，因为他在忙于别的事。他似乎更深地陷进自己的目录中了。
“菲尼亚斯！”布林克尔咬牙切齿地叫出这个名字。“下面该做什么？”
那颗有着光泽棕色头发的脑袋仍然低垂着，沉浸在目录中。
“急什么呀，布林克尔，”收紧的包围圈中有人用危险的和气口吻问。“有什么可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