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是宪法和宪法执行。 执行宪法可以让公民有通畅途径维护自己的宪法权益。 它的重要性可以用写在美国某法院墙上的“语录”说明：
“The constitution is a delusion and snare if the weakest and humblest man in the land cannot be defended in his right to speak and his right to think as much as the strongest in the land.”
"如果最弱小卑微的人不能够受到保障， 使他和这块土地上最强大的人有同样的说话和思想的权利，宪法就是只一个幻想，一个圈套”。
立宪，制定合理代表民意的宪法，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有知识分子的极力推动. 不仅仅是去年的零八宪章的签名者, 梁启超先生就是一生倡导立宪的改革家。
中国目前有宪法， 零八宪章签名者的呼吁是，让宪法修改得更好， 这需要解决一些重大的认识问题，需要时间。 但是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使宪法得到实际执行， 真能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现有的宪法让他发挥作用，也是一大进步， 这个改革比修改宪法本身总要容易吧。
梁启超先生那时就为立宪而奔走呼吁， 今天的我们难道反而不能就宪政在中国的改革进步做任何促进么?
只问政体 不问国体
作者：邵建 2009-03-18 09:19:29 发表于：博客中国
在晚近中国近代史的大裂变中，梁启超是个反暴力的改良派。他的改良主张，包括他身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的一生行止，都可以标榜为他自己揭橥的八个字：“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当年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梁启超反对；但，后来袁世凯要推翻共和恢复帝制，他又起而反对。看起来，梁启超惯于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时人乃至后人亦常以“多变”诟病其人。其实，梁在政治策略上多有他的“权”与“变”，但在政治立场上亦有他的“经”与“常”，后者就是标题上的八个字。这是他不变的根据，也是他多变的缘由。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此观点由梁在他1915年反袁世凯复辟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当时梁启超病卧津门，不仅抱病写作了他生平中极为重要的政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且在病榻上接受英文《京报》记者的采访。两篇文字相互发明，很清楚地显示了梁启超历来所坚持的政治改革方略。
在相对的意义上，国体显示国家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国家姓什么，比如君主制的国家姓“君”，民主制的国家姓“民”。政体不然，它不问国家权力握在谁手，它问的只是这个权力如何运作。因此，政体通常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比如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是“限权”和“分权”的，就是立宪政体（反之则是非立宪）。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国体政体视为一体，并且认为政体直接是由国体所决定（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无以独裁）。其实不然，这两体之间各自有相对的空间，它们的表现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宪（比如民初至今），立宪不妨碍它是君主（比如至今英伦）。
梁启超是一个立宪主义者，他对当时政治的第一关注，不在权力属谁，而在权力是否受法的制约。用他征引杨度的话说“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权力为恶，无关乎权力在君还是在民，两者都有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法去规范它。基于此，梁启超很直白地说“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所谓“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在于“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这就可以明白他当年为何被人骂为保皇党而并不动摇，保皇是为了立宪（君主立宪）。和西太后相比，光绪帝毕竟是可以援引为维新的一个力量。从私人角度，戊戌之后，梁氏为满清流窜海外十余年，正如他自陈“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岂犹未极？……吾至今犹为海外之僇民耳”。但政论家发表议论当超越个己恩怨，并以公共理性为准的。因此，当晚清预备立宪时，身为僇民，也要和革命党笔战，力批对方君主不能立宪、立宪非共和不可的观点，并由此给自己落下保皇的骂名。辛亥之后，梁启超在共和的框架下依然不懈于立宪的努力。但1915年时，袁世凯忽然要恢复帝制，他的顾问们造出的声势是，共和不能立宪，立宪非君主不可。一时间，国体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梁启超当然要发出反对的声音。在他看来，君主共和，只是国体，和政体无关。政象的好坏主要在政体不在国体；并且无论哪种国体，都可以作出政体上的选择。梁启超担心，立宪作为政体的选择，它需要连续性；一旦在国体上动刀，这种连续性随着权力的转移容易被打断，并很难修复。
立宪党人梁启超不争国体争政体，用意良深。在他看来，政体的变迁是改良的，国体的变迁是革命的。问题是“革命可以求国利民富，吾未之闻也”。因此，只要立宪，梁既不反君主制（比如英吉利），也不反共和制（比如美利坚），他只反势必给社会造成大不幸的暴力革命（比如前苏俄）。作为一个改良派，梁启超的反革命其实仅在于反暴力。既然梁氏以为，立宪碍难通过暴力而获致，那么，他就很现实主义地表示“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
梁氏八字，梁氏终身守持；而今读来，亦宜深长思之。直捷言，当年梁氏之看法，即笔者刻下之态度。从梁氏一脉言，前有严复，后有胡适，是他们构成了近现代以来一个以立宪为诉求的改良传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孙中山、陈独秀和鲁迅，这是一个看重或推行以革命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传统。不言而喻，后一个传统是20世纪的历史主流，正如前一个传统如果不是为历史所中折，也是大幅度地边缘化。然而，历史并非劣汰，亦经常汰优。今天我们所照临的现实，正是当年历史选择的结果。当历史以它的前世今生，放在我们面前；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能选择的，依然不脱前人选择之难局。是严、梁、胡，还是孙、陈、鲁？出于历史理性，笔者的态度是“反思孙、陈、鲁，重光严、梁、胡”。落实到刻下，至少在策略上应该踵武梁启超，把政体放在国体之前，亦即把立宪放在民主之前。期以政体带动国体，即以立宪推进民主（而不是相反）。学者朱学勤有过一个很精彩的表达：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化用到此，如果可以在政体上拱卒，则不必汲汲于国体上将军。后者是要对方的命，难免形成暴力。政论家当不往这个方向煽动，至少暴力已超出政论可言的范围，除非立意做革命家。
附：收笔之际，且录一节掌故，以觌梁启超反复辟之风采。梁文草成之后，袁世凯派人以20万大洋来收买，希望它不致公开，梁启超婉谢。后袁氏再度派人，危词以威胁：“君亡命以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不料梁启超“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
文章来源：后改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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