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我诚实地摇了摇头。克劳斯的脸红了。伍丽珂也是。
后来才知道，我们确实见过。而我也确实忘记了。
后来克劳斯就成了我的同事。伍丽珂成了我们的头儿。
第一次跟部门的人出去联络感情，我们三个同一组的人坐一起讨论分配工作。克劳斯对伍丽珂称“领导”， 伍丽珂眉开眼笑，但又有点扭捏：什么领导，senior而已。
好个拍马屁的。 我在心里暗叫一声。
过不久，食堂里就贴出了黄色的标语：去Kasow度假，在Hamburg工作！
听说，石油产品那边整个会计部门都要迁到波兰去了。一百多人的部门就这样要消失了。
工会的人制作了很多宣传单，小徽章什么的。克劳斯的脖子上，就挂着一个。
听老板说，要解散的部门，就是克劳斯以前工作的地方。
那段时间，每次中午吃饭，克劳斯总是跟他的旧同事一起。工会的抗议持续了一段时间，标语就摘走了。这个部门的人去向如何，好像也没有人关心了。这是个组织结构极复杂的跨国公司，人员流动又很频繁。工会的行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真正有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就难说了。
而克劳斯还一直挂着他的黄色的小徽章。
不久，大家的信箱里收到一张纸。哈，德国公司也组织义务献血。中午吃饭的时候，有同事说，听说每年献血一定数量，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事。没有什么人附和。到了献血的那一天，克劳斯说了一声：我去献血了。就扬长而去。
中午克劳斯回来了。胳膊上和脖子上分别贴着小块的创可贴。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没什么，就是抽血。然后给我们准备了早饭。完了之后可以吃。我每年都去。
克劳斯是同事中唯一去献血的人。
又一次，吃过饭大家一起在公司周围走走。谈起附近的监狱，我说：有一次我看见运送犯人的大公共汽车经过我们。在电视里看过这种车的介绍呢。
嗯，我坐过的。克劳斯讲。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一时没有追问。但很快他就自己讲了：
那时我还是学生，我们去游行抗议核废料的运送。警察把我们装上这种车，运到警局去。车里都是很小的小隔间。一共可以坐15个犯人。车子就来回开，一趟一趟把抗议的人运走。半夜的时候，再把我们放出来。不过都是放在很偏僻的乡下。
那你岂不是要走路回家？
没有，组织游行抗议的人也有大巴士在放人的地方等着 。我们下了警察局的车，就上我们自己的车，再运回到抗议地点去。
有没有人打你？
没有，就是抓着你的手腕。克劳斯用力捏着我的手腕。就这样让你上车。不过也有些警察会把你的手反转背过去。你知道，有些警察喜欢这样。
最好笑的是到了早上，放出来的人和那些警察经过一夜的折腾，都去了一个地方吃早餐。我们还互相打打招呼。那些警察是从全国各地调过来的，有些还在休假就来了。
克劳斯回忆着，还有一点同情警察的说。
最近，超级帅哥老板要调离了。正好适逢克劳斯去英国度假，不能跟老板惜别。度假的前一天，克劳斯早上来上班，手里拿着一支奇怪的“花”要送给老板。花的柄是一根树枝，花瓣是用地图做的，花心是一团巨大的暗红色餐巾纸。此花的意义为：到新的城市迎接新的生活。
我有点好奇，这是哪里的地图？
东京。
说起来，克劳斯来我们这里还没有半年呢。克劳斯拿着他的巨型花。好像有点羞涩地解释：我自己想要做的, 也不知道老板要调去哪里，所以......
咦，这些德国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