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刚满15岁的蒋经国在父亲蒋介石的允许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携妻带子返回祖国。这期间,蒋经国曾三次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请求,前两次都未获批准。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下,蒋经国才实现了回国的愿望。
留苏的最初岁月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搭乘“远东”号货轮从上海出发,低达海参崴,再改坐火车经西伯利亚,于11月底到达莫斯科。与他同去的有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怆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佑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22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霍夫大街15号,是1925年苏共中央为纪念已故的孙中山先生而创办的,专收中国留学生,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留学生由国共两党共同推荐,邓小平、张闻天、左权、王明和徐君虎等都曾是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同学。
蒋经国留苏前还有一段小插曲:1925年蒋经国正在北平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示威,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他来到广州黄埔探亲。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但都要人保荐。蒋经国与几位朋友决定申请,并要求吴稚晖推荐。吴稚晖问他为什么想远适异国,蒋经国答说:“为了革命。”吴大笑:“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蒋经国表示不怕,吴稚晖告诉他:“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吧?你要去考虑一下。”两星期之后,蒋经国又找吴稚晖,表示依然要去莫斯科。
蒋经国要去苏联留学,作为父亲,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是怎样的态度呢?由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的简单记述可见一斑:“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苏联进修。”
初到莫斯科,蒋经国表现得既兴奋又好奇。据蒋经国的同班好友徐君虎回忆:当时蒋经国在所有中大的同学中年纪最小,个头不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但粗壮墩实,经常穿一件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走起路来蹦蹦跳跳,整天无忧无虑,非常活跃。见到同学就主动伸出手来,操着宁波口音说:“我叫蒋经国,我们是同学啦!”
来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蒋经国及其同学好像进入了一个自由的世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过去不敢公开大声歌唱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现在可以尽情地唱了,革命的热情和青春的活力在这里迸发出来,他们渴望中国将来也能像苏联一样。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除俄文、历史、哲学外,还有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等。学校里的革命气息很浓,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在饭堂的墙壁上挂着“中俄联合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有一次,蒋经国很奇怪地问一位俄国朋友:“为什么红军所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并不是红的?”朋友告诉他:“我们苏联称自己的军队为红军,是在主义方面讲的,共产主义旗帜是赤色的,我国军队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所以称为红军。”事后蒋经国为自己的幼稚和无知而感到非常惭愧。
从此,他一改过去爱交往的性格,一有空就拿起书看,特别爱看马列的书,并担任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负责墙报稿件的收集、编辑和出版工作。他经常在墙报上发表文章,曾在一篇“革命先革心”的评论文章中,号召“大家站在革命阵线上,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此文获得校方的充分肯定。
1925年12月,蒋经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学习,不但成绩优异,而且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两次请求回国遭拒
1927年4月,蒋经国在中山大学毕业,他向苏联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回国,准备把所学的知识和革命热情带回国内。恰在这时,中国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
消息传到苏联,中山大学群情哗然,人们把愤怒的目光对准了蒋经国。
出乎大家的意料,蒋经国的态度非常坚决,公开批判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他跳上讲台用颤抖的声音不断地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蒋介石!”并发表演讲:“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4月24日,蒋经国在《人民论坛报》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散发。
蒋经国的表现,使他得到同学和苏联人们的尊敬。这个声明发表后,莫斯科的居民带着极大的关注询问留学生:“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时间,蒋经国名声大噪,妇孺皆知。
“四一二”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与苏联中断关系。7月,苏共中央将中山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大部分遣返回国,留下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左派分子。蒋经国由于表现突出,更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苏共中央决定把蒋经国留下来,并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学习。并批准他为预备党员。
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愿望,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而未能实现。
多年后,蒋经国在回忆录中称当时谴责父亲的行为是迫于压力,如果不这么做,怕遭到斯大林等人的迫害,这话的可信度值得怀疑。而事实上,当时17岁的蒋经国,血气方刚,对共产主义学说接受较快,在红色教育的熏陶下,已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热血青年,对于政治的热情完全压倒了父子亲情。在这种心里状态下,大义灭亲是完全可能的。
蒋经国在苏联的表现是蒋介石事先没有想到的。儿子出国的目的是想到“世界革命的圣地”——苏联学习先进的革命知识,而对于父亲来说,让15岁的儿子去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1924年国民党重新改组后,实行“联俄、联共、扶肋农工”的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8月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赶走,许崇智被解职,使蒋介石和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内的首要人物,蒋介石当时的地位,由于他在支持联俄时得到鲍罗廷(原孙中山的苏联顾问)的拥护这一重要情节而得到加强。尽管当时国民党内有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蒋介石还是标榜“以俄为师”、以“革命左派”自居,为继承孙中山的大政方针,他采取结纳苏联的立场,让儿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
蒋经国告别莫斯科,来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学习。这时他的周围大多是苏联人,上课也不用翻译,待遇要比中山大学高,每月有四五十卢布零花钱。
1930年5月,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他第二次向当局提出回国请求,准备用自己所学的本领来帮红军打蒋介石。此时,正值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第一次围攻江西中央红军,当局对蒋经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再一次拒绝他的要求。他又申请参加苏联红军,结果也被拒绝了。
为此,斯大林专门召见了蒋经国。见面后,斯大林只谈家常,却只字不提回国之事。根据《蒋经国传》作者江南的说法:“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对手;战斗,罗斯福也差之甚远。就斯大林而言,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了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从此苏联政府将蒋经国交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安排。
1930年6月,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原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带领中国学生去外高加索、乌克兰等地参观。
在一次会议上,蒋经国口头上批评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陈绍禹(王明),结果共产国际人员就让他带了一匹马和一些农具,下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村劳动。
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农村生活:“刚到村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第一夜我就睡在教堂的车房里。”后来,“我所住的是一间草屋,每天吃的是洋芋艿、黑面包、盐三种食品,房间是由几十块木板搭成的,在牛间的旁边,我的床是由四块板二张木凳搁成的。”村民初见他时用一种挖苦的口气说:“你们是只知道吃面包,而不能做工的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来。到农村的第二天,他就下地耕田,接连耕了五天,得到农夫们的信任,后来又帮助村里解决不少难题,一个月后被村民选为农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2年10月,蒋经国被召回莫斯科待命。1933年春,王明又派蒋经国到条件极艰苦的阿尔泰金矿,掏金、挑柴。10月,蒋经国被分配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他干着修马路、抬机器、砍树伐木的苦力活,没过多久就升为技工,又由技工转为技师,因为他干活不怕吃苦,一年后晋升为副厂长,并担任工厂机关报的主编。
在这里,蒋经国结识了俄罗斯姑娘芬娜。1935年3月15日,蒋经国25岁,芬娜19岁,在一个小小的宿舍里,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蒋孝文。
在乌拉尔将近四年的生活里,蒋经国的生活与旅苏中国学生完全隔离,他的生活举止跟俄罗斯人没有两样,他与芬娜过着艰苦而又幸福的生活。对于何时能回国,已经不是他能决定了的。尽管他也很想回国,尤其是思念他的母亲,回想来苏联前到溪口与母亲告别时,毛福梅颠着小脚是送一程、哭一路,心中更是莫名的惆怅。他在一封信这样写道:“我没有一天不想吃一些我长久没有吃到的家里烧的菜。”此时,回国对他来说,似乎是很遥远的事。
返回祖国
事情出现转机是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经国听到这一消息十分着急,立即写信给苏共领袖斯大林,请求返国探亲。这是蒋经国第三次请求回国。
对于“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积极促成和平解决。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邀请下,周恩来来到西安与国民党谈判。据张国焘回忆录中说:“他(指周恩来)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介石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是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的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露思子之意。周氏即满口答应,助他父子团聚。”
从内心讲,蒋介石对儿子是“思之又恨之”,尽管蒋经国在苏联写信反对过他,但儿子最终还是亲骨肉。在蒋经国11岁那年,蒋介石曾说过:“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对于儿子,蒋介石是寄予厚望的。在国民党与苏联断交期间,他曾多次求助第三国际,想把蒋经国弄回来,但都失败了。1936年初,蒋廷黻任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蒋廷黻,希望他能帮助寻找蒋经国。“西安事变”时,与人谈起儿子蒋经国,蒋介石明显流露思子之情:“经儿赴苏十余年,现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回家。唉!十二年不见面了!”
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潘汉年,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
而此时,日本持续增兵东北,东京参谋本部一直将对苏作战视为主要战略目标之一。这种情况迫使斯大林拉拢国民党政府,期待国民党军队能将日军挡在苏联境外。所以,“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的态度是:“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好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1937年3月,蒋经国接到回国的通知。斯大林还特地召见了他,当他再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尽管斯大林还是那么威严,但他说话时那种和蔼可亲的神情还是让蒋经国的心情放松下来。斯大林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十二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蒋经国启程回国前,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在大使馆设宴为他饯行。就在这一晚,蒋经国的身份实现了根本的转换,由过去的学生、农夫和工人迅速转为“蒋太子”,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俄罗斯姑娘芬娜也正式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庭”,成为蒋方良。人们众星拱月似地对蒋经国夫妇曲意奉承。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带着妻儿踏上了回国的旅途,4月中旬抵达上海。一星期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杭州一座名叫“澄庐”的湖滨别墅会见了阔别12年的儿子。随后,蒋经国又带着妻儿回到溪口拜见生母毛福梅,母子相见,止不住抱头痛哭。对于毛福梅来说,儿子是她活着的理由。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蒋经国奉父亲的旨意,静心读书,进行“洗脑”。蒋介石想用传统文化来彻底清除儿子脑中的红色残余。从此,蒋经国开始了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