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
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停留270天。在此期间，特别是在长沙停留的114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大决策--推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取代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本文将详细讲述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北京、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
新中国建立初期，主持西南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言，邓小平具有早年在法国和苏联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凡起草文件和工作报告、经验总结、讲话稿等，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一气呵成，且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毛泽东的好评。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曾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就安邦治国而言，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小平先后主持过太行分局、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长期担任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独当一面，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就带兵打仗而言，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统兵一方，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从1938年开始，相继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领导过华北抗战，与刘伯承一起指挥过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的战役战斗。
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邓小平雷厉风行、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年龄而言，1956年邓小平才52岁，在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1956年，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由于毛泽东的鼎力推荐，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顺利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确立了他作为毛泽东又一个接班人的地位。中共八大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进行决策。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继续在国内外一些重大场合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图使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和邓小平。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在谈到自己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毛泽东一一评价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他指出，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在1959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逐渐由希望变成失望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80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他在上海滩“冲冲杀杀”、“一呼百应”，可在北京、在中央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不久，毛泽东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下定决心，再次对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委以重任。
1973年12月，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政治局的有关同志和一些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提议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提议让邓小平担任军队的重要领导工作。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当军委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再追认。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但议军，而且还要议政……
随后几天，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给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提议下，邓小平被赋予更大的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使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从此，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新格局。江青集团尽管闹腾得很厉害，但毛泽东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始终不肯把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实际权力交给他们。
治国安邦，毛泽东还是相信久经考验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74年春天，毛泽东开始感到阅读文件、报纸、书籍时，十分费力，视力也日益模糊起来。这对于一个把工作、批阅文件、阅读书报看得比吃饭、睡觉还重要的大政治家来说，无疑是极为痛苦的。但是，毛泽东是一位面对困难和痛苦具有异乎寻常意志力的强者，他坚持着，并期待着自身的抵抗力发挥作用，帮助自己战胜困难和疾病。过去，毛泽东曾经规定，凡是送给他的文件、报告、信件，除了自己和机要秘书以外，任何人不得私自翻阅。现在，由于眼睛的病况，只得让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为他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也是从这时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代替毛泽东在需要他作出批示的中央文件上画圈并签署意见。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长期患病，操劳过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忍辱负重，终于心力交瘁，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和分量日益显现出来。
为了顺利实现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考虑，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批评了野心勃勃的江青。
毛泽东在会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连忙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问：当众说的！
江青答道：说了算！
毛泽东对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说：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
毛泽东接着又批评江青：此人一触即跳。
最后，毛泽东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上海帮”的问题，同时严肃告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从毛泽东把王洪文视为“四人小宗派”成员看，在他的心目中，对这个在中共十大上选择的接班人已经感到失望了。
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武汉，一是休息，二是集中精力思考一些问题。
看着邓小平复出工作，职位越来越高，江青集团既恨又怕
1974年7月18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武汉，住在中共湖北省委东湖宾馆。
通过对邓小平恢复工作以来的观察，经过离开北京到武汉以来的精心思考，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把邓小平推到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第一线。
毛泽东离京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加紧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其实，这项工作在中共十大以后就已经开始，现在则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围绕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周恩来、邓小平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
10月4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让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诉他：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接到这个电话后，大为吃惊，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转告周恩来，而是在当天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首先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听了，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原来，江青想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中，当“后台老板”，按照她个人的意图“组阁”，把“四人帮”的成员安排到国务院的重要领导位子上去。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大大出乎江青集团的预料，完全打破了江青由来已久的图谋。看着邓小平复出工作，看着邓小平的职位越来越高，看着邓小平管的面越来越宽，看着邓小平经常会见外国政要，看着邓小平还能因为陪外宾经常见到毛泽东，江青集团早就既恨又怕了。这次毛泽东又要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这不就等于说，将来邓小平就可以接周恩来的班吗？对于江青集团来说，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将会对他们极为不利。但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不传达也不行。王洪文拖了两天，才极不情愿地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告诉了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非常高兴。10月6日，他特意约邓小平谈话。周恩来希望把自己未竟的事业全都托付给邓小平。
10月6日晚上，江青找周恩来谈话，提出了她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
江青要竭力阻止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江青有预谋地在会上发难，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在会上据理力争，顶撞了江青。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私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派人于第二天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10月18日，王洪文肩负“四人帮”的使命，乘专机赶到长沙。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向毛泽东请示后，毛泽东派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把王洪文接到住地。下午2时，王洪文来到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毛泽东的会客室。
王洪文首先问候了一下毛泽东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转入此行的主题。
当时在场的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回忆说：
“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之前就阴谋篡党夺权。四届人大前夕，他们感到形势不妙，很孤立，便企图先发制人，把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搞掉，把权夺到手。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住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谈话中，王洪文还狠狠告了邓小平一状。他诬陷邓小平：“在昨天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并将江青和邓小平当时说的一些话重复了一遍，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然后，他蓄意借题发挥，诬蔑邓小平：“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听了王洪文攻击邓小平的话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对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
毛泽东从江青的闹事联系到王洪文飞来长沙告状，已经意识到江青是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于是，毛泽东作出了离开北京以后深思熟虑的两项重大决策，并让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王洪文。这两项重大决策是：
一、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二、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此外，毛泽东还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有关人员作了传达。
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重要决策，积极支持邓小平担负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明确态度。信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一、“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二、“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消。”
三、“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飞抵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后，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支持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有力抵制和斗争，鼓励邓小平承担起党、政、军工作的重任。
毛泽东一开口，就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表现出了超凡的幽默和赞许，也表明毛泽东已经洞悉邓小平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住了江青的挑衅和无理纠缠。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笑着说。
“好！”毛泽东称赞了邓小平的做法。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邓小平的话中不无解释的成分。
“我赞成你。”毛泽东说。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邓小平接着说。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说着，毛泽东把头转向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向邓小平示意王、唐也都不满意江青的做法。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又说。
“这个好！”毛泽东称赞道。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邓小平说。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千钧重担挑在肩上，确实是责任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口罗。”毛泽东鼓励邓小平道。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比王洪文强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12月22日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二人共同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请毛泽东最后决定，再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12月23日晚上7时，周恩来、王洪文准时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
在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称赞了邓小平。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说着用手指了指脑袋。
“政治比他强。”毛泽东指着在座的王洪文说。由于王洪文在场，毛泽东说这句话时，“政治”两个字是用英语讲的，这样，周恩来完全清楚毛泽东的意思，而王洪文则不知所云了。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中的铅笔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当周恩来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谈到拟由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在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同时，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一边说一边用笔费力地在纸上写下了“人才难……”
周恩来接过话题说：“人才难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点了点头。从长沙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时说：12月23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和“强”一个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才，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毛主席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以后，随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段评语迅速传遍了全党、全国，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让他到韶山看一看。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长谈。
在这次彻夜长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谈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对现任中央各个负责人的优缺点的分析评价等重大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反映了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均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回北京后，把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开好，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好；不要受江青等人的干扰，也不要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闹他们的，你做你的，放手办事。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
12月27日，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停留了5天后，飞回北京。
这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的一系列谈话，在中国现代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谈话中清楚地表明：
一、充分肯定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坚决支持他们同江青进行斗争。
二、严厉批评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的是“四人帮”，是“四人小宗派”。
三、坚决支持周恩来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基本意见。
四、再度表示了对王洪文的不信任和批评态度，对王洪文跟着江青搞“四人小宗派”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感到生气和失望。
五、高度评价邓小平同江青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决斗争。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才难得”，决心赋予邓小平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要职务，为邓小平接班创造条件。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同邓小平、李先念谈话。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问题。
1月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经过周恩来的精心运筹，中共中央政治局挫败了“四人帮”妄图阻挠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图谋。
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研究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的会议。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被国际舆论和全国人民普遍认为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力量的重大胜利，是“四人帮”受到的一次重大挫折。
至此，由周恩来具体筹备、毛泽东在长沙最后批准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得到了圆满实现。
毛泽东采取“四步走”战略，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从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经过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再次跃升为中央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
这一切，完全是来源于毛泽东的亲自决策，得力于周恩来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中，能被毛泽东同时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职务，除了邓小平，还没有第二个人。
综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悉情况，建立威信。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充分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顺利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头上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江青一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竭力阻止中央派邓小平赴联合国出席这次会议。但江青没想到，派邓小平前往联合国的决策来自毛泽东。于是，她只好收敛起反对的锋芒。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如此高的赞誉，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一个可靠的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长期政治斗争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反复思考，反复推敲，甚至离开北京，避开繁忙的国事，静下心来考虑问题。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便坚决进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挡，直至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5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开始工作。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闭幕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等副总理出席会议。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议还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3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
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说，“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面。”
随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有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今天没有什么议事，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
周恩来在讲话中，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所作的关于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并且强调：现在我病了，“今后这样的会议，请邓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并且超额完成。”
1975年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由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从此，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长沙的重要决策得到圆满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