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迟来的后悔与毛泽东的铁石心肠

周日, 03/01/2009 - 08:38 — Anonymous
刘少奇迟来的后悔与毛泽东的铁石心肠
李悔之
一、 刘少奇的拥戴与造神之功
在中共党内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反面人物”中，刘少奇是除林彪之外，紧跟毛泽东时间最长、关系最“铁”的一位——毛泽东之所以后来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领袖，刘少奇的功劳最大——我党的“叛徒”张国焘后来到了在香港后，曾几乎骂遍我党所有的领袖（其实，张当年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同样是遭后人痛骂的）。骂到刘少奇时，张国焘曾用极为蔑视的口吻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
其实，张国焘“功狗”之说，虽然有些不雅，但却与历史事实相吻合——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湖南老乡毛泽东一边，批评周恩来的指挥失误，力主恢复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这是刘少奇替毛泽东立的第一功。
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挟共产国际之威的王明得到了中共大多数领导人的拥护，毛泽东十分孤立。而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路线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
而在随后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延安党中央与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武汉长江局的对峙局面中，刘少奇又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刘少奇这段时间对毛泽东的顶力支持，对毛泽东是极为宝贵的——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获得了中共的主宰权。虽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名义上是党的领袖，但手握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事实上才是真正的领袖。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前，刚借“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在政治上为中共争得合法地位的绝代政治谋略家毛泽东可谓意气风发，心中正酝酿着下一步中共壮大发展大计。然而，随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的归国，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他酝酿好的雄图大计也面临着夭折的威胁——
王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与毛泽东一样，是一个野心勃勃、领袖欲很强的人物。因于他头顶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所以，他刚回国的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的地位一度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谋略天才当时并未被大多数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所认识。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年十一月底至一九三八年秋王明与毛泽东公开发生冲突之时，王明一度占据上风——因为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项英等政治局委员大多占在王明一边。只有刘少奇、王稼祥等极少数人占在毛泽东一边。
在王明等多数领导人的反对和对峙下，一代政治谋略大师毛泽东一度陷入深深的无奈、愤懑、痛苦之中——因为纵然是党内同志，毛泽东极为诡异高超的“独立自主原则”政治谋略，也只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是：党的武装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独立。只能名义上归老蒋领导；党要首先极力做好“抗战啦啦队”的工作，用种种手段哄蒋、逼蒋抗日，让国民党主力与日本正面打消耗战；而我党的军队一般情况下则“游而不击”。在有绝对胜算之时才可打一仗，然后大肆渲染一番！而“借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才是毛泽东最最关心的！……然而，王明一伙啃洋面包出身、只懂夸夸其谈的秀才们，却不能领会毛泽东诡异高超的政治谋略，他们禁不住一腔爱国热血的折腾，嚷着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无条件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与指挥；而彭德怀、林彪一类没有政治头脑的赳赳武夫，也一度热血沸腾，又是发动平型关战役，又是发动百团大战，令八路军实力及“抗日根据地”一再受损……面对这些“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行为”，毛泽东如何不心急如焚？而就在这个时刻，刘少奇却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心有灵犀，成了毛泽东坚决支持者。
秉公而论，刘少奇这段时间对毛泽东的顶力支持，并非完全像有些人所认为的是阿谀之举——有“白区地下斗争天才”之称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是中共党内极少数在政治上有独立观察和判断能力、反对共产国际瞎指挥的清醒者。在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中，极少人能像刘少奇一样看出毛泽东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的天才——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甭说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政治糊涂虫。纵然是死后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周恩来也没有认识和领会到毛泽东“独立自主原则”中所隐含的深奥玄机，因而一度浑浑僵僵地跟着王明屁股后面转。导致最后在延安整风之时吃尽毛的苦头。
而对刘少奇的支持，权谋大师毛泽东及时作出了回应——1941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大力称赞“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一九四二年前后，为了在下一次党代会上取得绝对统治权，击败了王明、取得了党内实权的毛泽东发动了为时两年多的“延安整风运动”。刘少奇，以及曾经是王明“亲密战友”的康生等人完全占在毛泽东一边。对王明等人的“先左后右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毛泽东的最大政治对手王明随后几乎完全失去权力。周恩来由于在“整风”之时作了无数次检讨，公开向毛泽东臣服，加上周在党内、尤其是军内拥有广泛的人脉，再则，毛在“统战”方面也离不开周这个外交奇才帮他与国民党和其它势力周旋。因而最终没有像王明一样被逐出权力核心。
在刘少奇、康生等人的顶力相助下，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毛泽东被神化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到了中共“七大”召开之时，不但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康生、彭德怀等人每逢讲话对毛泽东极尽颂扬、崇拜之词。就连被毛泽东逐出权力核心的王明、博古，也同样在公共场所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在全面批判、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张国焘“逃跑主义”，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加宗派主义”之后，提出了党的两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苏区武装斗争路线”，一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白区地下斗争路线”——毛、刘政治结盟最终取得了“辉煌”胜利。
在刘少奇的紧密醒合下，在中共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最终如愿以偿，成了党的精神领袖——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次会议，是毛泽东造神运动的始点。而刘少奇则成为这次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刘少奇在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反复宣扬“毛泽东思想”……
在“七大”上，毛泽东更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集“四个主席”于一身。党中央领导人的新的排名顺序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会前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一跃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
所以，刘少奇不但是延安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同时，又是这次造神运动中最大的受益者。
二、迟来的后悔
自从延安与毛泽东结为政治盟友后，刘少奇可谓一路飞黄腾达。到了上世纪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刘少奇，政治生涯更是到了最辉煌时刻。
然而，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刘少奇的政治祸根便埋下了——鉴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笼、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共识的现实，“反个人崇拜”，也成了中共领导核心的“共识”。我之所以在“共识”里面打个双引号，是因为这个“共识”，其实只是刘、周、朱、陈、邓等人的“共识”。而个人崇拜的受益者——毛泽东本人，虽然也多次表示在公开场合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然而，这不过是城府极深的一代权谋家毛泽东无奈之下所作的自谦之举罢了。但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却没有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洞察入微——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当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竟表态赞成。因而，在“八大”通过的党章里，“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一句被删除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由此开始。而彭德怀的轻率，更令毛泽东内心对其积下怨恨的种子——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月，毛泽东将长期养病的林彪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要将彭德怀去掉的前奏曲。
刘少奇真正的祸患，是从一九五九年四月接替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之后开始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开始，饿殍遍野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灾难开始了，作为这次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灾难的直接责任人——毛泽东，政治威望在党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这时，被毛泽东评价为“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的刘少奇，由于未能像林彪及周恩来一样，对毛泽东的秉性及内心世界洞察入微。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不但不积极维护毛泽东树的所谓“三面红旗”，反而“大讲”缺点错误和“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形容得漆黑一团……对此，毛泽东的难堪和不满可想而知。然而，毛毕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权谋大师，对刘少奇的冲撞仍然没有表露出来——因为他深知自己犯了何种错误（罪过？）。
然而，令毛泽东难堪的事还在后头——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刘少奇后来的讲话更加大胆、尖锐起来。在“七千人大会”闭幕后，他在整理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尤其是刘少奇关于：“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之说，不但令在场的中共大员们十分震动，更会令毛泽东内心羞愧、乃至恼怒不已！
不久，刘少奇还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他情绪激动地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诚然，刘少奇在这里所讲的，是要追究的他自己的责任，因为他是国家主席。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的话更加刺激、激怒了毛泽东——因为众所周知，三年大饥荒的最大的责任者是他毛泽东。
在“七千人大会上”，“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的刘少奇，与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为座右铭的林彪相比，“政治智慧”显得严重不足——前者实话实说，把大饥荒认定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者却与绝大多数人唱反调，公然为毛泽东解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的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毛主席的领导，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林彪一席话顿时令毛泽东“龙颜大悦”——其实从此开始，毛泽东就决定另立林彪为“太子”了！
当然，“七千人大会”只是刘少奇冒犯“龙颜”的个案。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怨恨，还表现在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挂空”上——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主动”退居“二线”的情况下，刘少奇再没有像过去那样经常请示毛泽东。这对嗜权如命的毛泽东来说，心中的不满和怨恨可想而知。
然而，“灵活性不够”的刘少奇却没有及时察觉毛泽东的不满和怨恨。或者对毛泽东不满和怨恨的程度严重估计不足。到了毛泽东公然在大会上气急败坏地点着刘少奇额头，声称“你刘少奇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便可以把你打倒”之时，刘少奇悔悟已经太迟了！
更令人悲叹的是：曾声称：“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的刘少奇，最后却落得比彭德怀更加悲惨的下场。甚至成为“十次路线斗争”“反面人物”中下场最悲惨的一位——诚然，论死得最惨，在飞机上被活活烧死的林彪或许死得最惨烈，最恐怖。但林彪之死毕竟是短痛。然而刘少奇则不同，自1967年4月6日被正式揪斗之后，他屡受殴打和种种人身污辱，经受了几年难以言说的煎熬折魔，在死前的一段时间精神已经彻底崩渍、迷乱，形如疯子……所以，与林彪的“短痛”相比，刘少奇之死无疑更加悲惨凄凉。
且看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是怎样度过的：
“少奇同志被送至开封时，已处于昏迷状态，整日嗜睡，醒来时不言不语，眼神无光，面部无任何表情，只有头部偶尔转动一下；呼吸微弱，时而长出气，并伴有咳嗽，形容枯槁，皮包骨头。由于长期的人身摧残，少奇同志已大小便失禁，连翻转身体的气力都没有了。他不能自进饮食，只能靠胃管输送来维持生命。少奇同志手中一直紧紧握着一只小葫芦，体温几经反复，高烧不止。医护人员除了定时给予鼻饲、帮助翻转身体外，只能进行十分简单的治疗。当时在这间囚室里，一无检查设备，二无必要的药品，连简单的检查化验都不能进行，况且治疗工作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据当时开封 155 医院参加护理的有关人员说：“在没有经过检查、化验，尚不能确诊是肺炎”的情况下，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在返京前交待叫他们按肺炎治疗，既不同意 155 医院医生刘应干同志提出透视、拍片，会诊的建议，又不让搞病历会诊。在少奇同志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之际，既不通知让亲属看望，又不准进行积极的抢救，致使少奇同志于 11 月 12 日清清晨 6 时 45 分含恨离开了人间。刘少奇同志逝世后，他们竟以‘患有烈性传染病死亡’为名，在 13 日深夜悄悄地将遗体送到东南郊火葬场秘密地火化了！”（摘自《刘少奇最后的岁月》）
“晚上，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摘自鲁豫有约——刘少奇女儿刘亭亭忆旧:1家4人惨死6人坐牢）……
完全可以说，刘少奇失去身自由之后所处的生活环境，比小说《红岩》里面所描述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还要差；生活待遇，则比“白公馆”和“渣滓洞”里的囚犯还要差！
毛泽东“文革”之时为什么要置刘少奇于死地，这是一个人们所一直关注、争议不休的话题。刘少奇平反后，官方将刘少奇之惨死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对此，明眼人只能付之一笑——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默许，任何人也不敢将身为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政治常识！——身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就是毛泽东一句“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便免遭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对刘少奇的被“撸”，在开始之时，纵然是绝等精明、对毛泽东内心世界洞察入微、政治权谋仅次于毛泽东的一代权谋家周恩来，也拿捏不准毛泽东整刘少奇的分寸。所以，身为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党内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为防毛泽东将刘少奇之死的责任推卸给自己，必将刘少奇身陷囹圄之后的一切情况随时掌握在胸，并及时请示毛泽东。所以，刘少奇失去自由后的惨况及惨死，周恩来、毛泽东都是了如指掌的。没有毛泽东的暗示或默许，任何人也不敢将刘少奇长期进行折磨、令其惨死之状犹如一位街头疯子一般的。
毛泽东对昔日政治盟友刘少奇的铁石心肠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因为当刘少奇意识到毛泽东要彻底打倒自己时，曾一再哀求毛泽东“手下留情”——
“一九六六年12月13日，刘少奇应毛泽东之约，作了最后一次交谈。刘少奇诚恳地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这一席肺腑之言充分说明，此时刘少奇已完全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对着他刘某人来的。所以他主动要求下台，避免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们跟着受苦受难，避免又一次全国性的劳民伤财。然而，毛泽东对如此痛切的要求不置可否，只‘建议’刘少奇‘认真’地读几本书，并具体介绍了德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海克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两本书，弄得两人再无话可说。（戴煌《“造神运动”的教训》>
刘少奇的悔悟确实太迟了！“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的他，根本没意识到：毛泽东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对他恨之入骨，并开始着手酝酿如何打倒他的谋略了！
刘少奇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昔日的战友毛泽东同志，虽然对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十分“仁慈”，但对党内的“政敌”，却心如铁石，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
“此后，批判升级。他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我知道，支撑他的是心中那股气，他不服。他怎能服？他立了天大的功却受了天大的苦，这岂非天大的冤？　　但他终得咽下这口气。记得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他挨完批斗回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大儿子死了。他对我说：你替我给主席捎句话……我离开北京，和爱人孩子去延安种地。去老家也行……我愿意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摘自刘亚洲：《广场——偶像的神坛》）
“当被押回办公室时，刘少奇立即叫机要秘书拿出《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这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破坏宪法是要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8月7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正式书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写道：‘我己失去自由。’但刘少奇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摘自《刘少奇最后的岁月》）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对昔日战友刘少奇如此冷酷残忍，如此铁石心肠，曾是有些人所热议的话题。窃以为，正确的答案是不难找到的——只要了解毛泽东一辈子最喜爱读什么书，答案便昭然若揭了！
（刘少奇迟来的后悔与毛泽东的铁石心肠 全文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