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俊杰，男，贵州大学
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部换位思考作品
黄俊杰
在毛泽东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自建中国以来还没有一部小说能从人性、人权、人生的角度过，对建国前后的政治运动作过客观、深刻的形象描绘。即使在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浪潮（“红色风暴”或“红色恐怖”）冲击中，也很少有人对良莠不分、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玉石俱焚的“革命现象”作过理性的换位思考。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当然不能无视“永世不得翻身”的无辜人群那些善良生灵的不幸命运，于是，就出现了张宗铬的长篇小说《女人土匪东洋狗》。
《女人土匪东洋狗》这部作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国以来，一部具有胆才学识的、在题材上有着重大突破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深远的优秀文学作品，这部作品突破了当今社会“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题材禁区，以写实的表现手法，通过“地主婆”戴敏的不幸遭遇，折射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种种另类人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该部作品旨在呼唤人性、人权、人各尊严……呼唤创建一个真正科学、民主、平等的法制社会！
长期以来，旨在将处于“水深火热”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出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却有意无意地将另一部份中国人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人们都在片面地理解“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行动”（1）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权威论断，却忽略了上述事与愿违的不平等的社会历史现实，忽略了民主革命的科学内涵，在民主、科学、文明的现代民主革命不自觉地采用了历史上农民运动的某些做法。加不不重视法制建设或法制建设一时还跟不上，致使这种有着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人治”社会，一直延续到70年代的文革时期。连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也无法自圆其说了（其实早在江西和延安时期，这种现象就已显露苗头，该部小说也有形象描绘），这才引起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高度重视。于是，才有了今天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开放，才有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树和高扬。
随着中国今天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的情况已有大好转，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导下，已经为诸如“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平了反，但尚有诸多禁区难以突破。可见另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敏感的文学艺术，作家张宗铭以先知先觉的时代先驱姿态出现，他的长篇小说《女人土匪江洋狗》，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女人土匪东洋狗》描绘的社会环境正是中国建国国初期改天换地的年代，那时节极左思潮肆意横行、不按政策法规办事、草菅人命、丧尽天良的事件时有发生（如起义将领张云轩和他妻子唐维绮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戴敏不幸遭遇），在这种令人难以理喻的社会现实面前，又出现了一批挺而走险的人群，（如土匪刘礼靖就是这样的势造就的典型）。
在《女人土匪东洋狗》这部作品中，戴敏作为一个出生贫苦、美丽善良的女性，相该 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依靠的对象，然而却因天生的美丽成为了地主张云长发泄肉欲的工具，解放初期，她又像变戏法一样地成为了革命的“专政”对象。戴敏从一个苦难又走进另一个苦难，备受欺凌、侮辱、折磨、人格尊严丧失殆尽……只能在土匪头刘礼靖、东洋狗来福的帮助下艰难度日。导致这个吃尽苦头，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也不得不面对苍天，发出了“为何不能同处一片蓝天”的呼号！
起义将领张云轩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决心放弃个人小节的国民党人士，这是一个本该 受到共产党人极力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然而却在建国初期备受冲击与伤害，演绎了一曲令人啼笔皆非的人生闹剧。
他的妻子唐维绮只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笃信基督教教义，在严酷的土地改革时期义无反顾地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地主婆戴敏和她的两个儿子，将人世间的相互关爱演得如此的美妙与感人……像她这样一个没有政治色彩、一心侍候主基督的、为和平起义也出了大力的基督徒，也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左思潮的痛彻心灵的伤害。土匪刘礼靖的几次反叛都是对现实的不满所造成的。他其实是一个朴实的有血有肉的侠义汉子，可他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落得当一名蓬头垢面的土匪。
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政治及其环境下的种种不科学、不民主、不合理的不平现实，在作家张宗铭于历史本来面目的艺术笔触下，得到淋漓致的形象而生动的充分表现。这绝对不是对历史的消极反思，而是对今天的现实生活及民主进程的积极而敏锐的关照，小说中展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及发展进程提供了一面绝好的艺术镜子。
张宗铭花了二十二年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女人土匪东洋狗》，是一部结构不落花俗套，对人物的历史身世不作集中的静态描写，而是有机地穿插在人物相互关系的不断叙述之中。加上作家用贵州方言写作，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令人精神朗、耳目一新、反倒给层次清晰、灵活多变的立体动态感。环境描写与语言运用均体现贵州山区的民族域特征和地方风格，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和个人色彩。长篇小说《女人土匪东洋狗》特定的思想内容与独特的艺术个性，超越了国家和民族，性别和种族、肤色和语言 以及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之间的障碍，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