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宗教理解的瓦解,宗教信仰的失去,在西方是本世纪的事情,而在中国,则是近乎于两千年的事情了。
20世纪初,韦伯已经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信仰缺失的社会,他预言我们的未来,将会是使人心寒的享乐主义,以及无灵魂的技术官僚政冶,这个世界必将被工具与官僚、技术官僚主宰。一切精神文明都会受到冲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这种悲观情绪一直萦绕着西方高级知识分子。但奇怪的则是,这种思维却鲜有出现于5.4时期的各种文献,或者代表那个时期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之中。追其个中原因,却是中国原本就是退化了神化思维的世俗社会。换句话说,中国老早就是神性宗教和世俗国家政权互不相关的社会形态了。
我所谓的宗教是指,利用一个并非存在的某个人或物(动物植物)的所谓非自然性来达到某种心理恐吓作用,或者对于死亡后或者未来某个成功点给人以心理寄托,从而达到对其他人的思维控制,以试图灌输是和非的价值观灌输。
而非自然物理存在的或者非能以现有人类的各种科技手段无法探测的时刻点,都可称为神性。
在所有称之为“教”的圣典中,唯有儒教的几本教育于人是非观区分的经书圣典是没有被附加于神性的。
宗教圣典的存在是官方确定,从上到下的集体洗脑行为,目的是为了防止其他是非价值观的干扰。这样也是各种竞争性团体为了争夺教团或者政权控制权的结果。比如犹太教的《雅歌》和《传道书》在Jamnia宗教会议时被固定圣典,《古兰经》在哈里发的命令下编辑神圣化,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各个教派对于旧约新约的重新诠释。
在儒家经典书籍被认可重新编辑和广为知识分子钻研的汉朝,也传插着如此的纠葛,比如汉朝对于古今经传之争就和王莽的篡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于儒家在汉武帝时期被重新整合重用也和汉朝前几代皇帝重道家的无为之治有所关系。
但儒家却不重神性。非神性的儒家在被知识分子供拜之时,重的是功利,少的是信仰。
信仰本身应该是指一个团体为了求得一种共同至臻至纯状态的向往和坚持,从而影响这个团体中个体所发生的行为,往往这种零刻点是不存在的,非可达至的,属于感性的理解,非现实世界所能实现,非理性。信仰应该属于神性的一部分,非神性的全部,因为它也存在一个非能达到的时刻点。
在这种信仰过程中,建立起了各种宗教元素来调动精神上的力量,比如对于偶像的崇拜,某个神性替代物的理解,祭祀礼仪的建立,宗教等级的划分,制度的建立等等。
当然,历史也和中国社会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当抛弃了信仰几千年之后,一个叫马列的杂合了西式宗教元素的非神性宗教理念却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
中国的马列有着很多西方宗教之争的相似之处,比如毛主席被偶像崇拜,乃至于印了主席像的报纸被擦了PP,抓了去殴斗,这和东部罗马帝国的偶像之争又有着如何惊人的历史重现性。当然,现在看来滑稽的事情,在被信仰控制下,是并非如此滑稽的。
当然,有种可悲的感觉是:感性和理性并行的世界方才可爱些。中国早已经是韦伯所称的技术官僚统治下的国度上千年了。
参考书目:
韦伯:宗教社会学;
Gill R.Evans:异端简史;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