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刚走出校门。第一天上班，还没分清那个城市的东南西北，领导说明天有个什么什么级别的外宾抵京，几点几分到机场，你跟我去接。我激动又害怕，我行吗？但又不能显示我的无能，硬着头皮说，“行”。我拼命的把学校里学的几句机场对话背了又背。意为一定没问题。
结果到了机场，一进贵宾厅，死记硬背的几句话早忘的一干二净，脑子一片空白。一会儿功夫，机上下来一位大汉，满脸的汗毛，黑黝黝的，高鼻子，大眼睛。我看着他那奇怪的长相，呆在那儿。话，一句也说不出来。领导在旁边推了推我，示意我应该上前去打招呼。他越推我，我越躲在他身后。不敢上前。还是那老外主动上来打了招呼，和我握了手。当时的感觉：哇，这可真是老鹰抓小鸡了。那年我21岁还差一点。
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西单民风胡同，那年我们几个新同志同时报到，三个女生合住一个宿舍，房间里没有热水，洗手间在外面，洗衣服在院子里的公用水池旁，洗澡到街上的澡堂去洗。那个时候很满意，认为生活就是这样的。现在想起来，如再去公用浴室，一定会很尴尬吧。
住处离上班很近，几步路就到了，我们几个新来的经常早出晚归，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里泡着，老同志们下班回家了，我们还继续在那里待着，一是为继续学习，提高义务水平，二是大楼内有热水，我们可以在那里梳洗。
在单位，我们一日三餐吃食堂，从南方来的人很不习惯，很少有米饭吃，只能吃馒头，窝窝头。有一会，一看烤的金黄的窝窝头，意为是蛋糕，一下买了好几个，心想着这怎么那么便宜呀？一咬，啊呀，那个难吃啊，回头就给扔了。结果还挨了一顿领导的训斥，说我浪费粮食。当日感到很惭愧！
那年，我们在长安街的那个办公楼里，默默的目送了总理的灵车开往八宝山，(总理于76年1月8日谢世)，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得到过总理的亲自教诲，大家都在无声的流泪。那年的清明节，好象正好赶上星期天，我们跟着许多市民去了天安门，抄录了各种哀悼总理的诗句，感动的在那里痛哭流涕，但第二天的报纸，发表了完全与事实不同的报道及社论，这才明白原来说假话完全可以脸不改色心不跳的。各大机关星期一上班的第一件事是人人坦白交代星期天做了什么。幸亏单位的领导很明知，大家心知肚明，潦潦草草的结束了会议，往上谎报了实情，让我们中的许多人躲过了这场灾难。
建造主席纪念堂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还是被选派的代表，那是因为我是单身，反正礼拜天没事做， 其实去了也是装样子 ，表示支持国务院的决定 。
在唐山地震的那个晚上，我们从睡眠中被摇醒。第二天看着满大街的居民在路边搭了帐簿，整个的北京城，居民们很长时间都在地震棚里度过。我们算幸运，因为单身，单位给单身们盖了一个很大的棚子，晚上大家可以在一起打牌，那个时候学会了打桥牌。不过现在又不会玩了，忘掉了。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经常陪团去国外。那个时候中国很封闭，很少有人进来，也很少有人出去，出去的人要经过一次次的政审。为了表示我们没有被小资产阶的生活方式所感染，必须把自己打扮的像个村姑才行，国外的环境或所见所闻 ，回国后不能随便说漏了嘴。每次从国外回来，我们乖乖的马上换上自己带有布钉的衣服，而且还要说资本主义的面包不好吃。有一回一位老外送了一盒巧克力，我给办公室的同事们分着吃了，那些没有吃到的同事就开始议论纷纷，说这是崇洋媚外的表现。
为了保持革命的本色，那个时候我还留着两条小辫子。有一次到了国外，外国记者觉得很特别，把我当猴子了，追着我要拍照，回到北京，没有向领导请示就把辫子给剪了，结果一上班，发现我的发型变了，又被领导和同事们批评了一回。还严肃的警告我，不要染上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从而，我一直养成了朴素的生活作风。
由于这些点点滴滴，我深爱着北京，这份情比爱我的家乡还要深，还要浓。也许是在那里，初次走上了社会，在敏感的政治环境中，学习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要管好自己，把握好自己。从一个无知，天真烂漫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干部。也经历和目睹了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