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文人的“义和团运动”

1989年5月4日，在中国的某重点大学，我和几个学弟一起组办了一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辩论会，邀请了本校和其他高校的善辩才子，就“五四运动”及其70年来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举行了一场褒贬不一、针锋相对的大型辩论会。20年很快过去了，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却退步到了连1989年都不如的地步，正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本来是争民主、争科学的运动，却带给中国一场反民主、反科学超过半个世纪的革命。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令国共两党推崇至今的青年运动，也是一场令国共两党警惕万分的（义和团）拳民运动。两党的青年干部，正如两党的前辈干部成长于同盟会一样，从此走向激进、走向革命，成为两党内战中的中坚力量。中国也在国共两党拿着中国人脑壳对撞中，走向了沦陷和极权的历史黑暗。

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尤其是多年来两党的部分高级干部，都是五四运动的策划者、行动者和受启蒙者，“五四运动”遂成百年中国史书上不可磨灭的青年爱国主义运动。而号称“爱国”的国共两党执政以后，却再也不会让自己辖区内的青年发生这样的爱国主义运动了，无论是日本入侵，还是礼让钓鱼岛和黑瞎子岛。

“不让爱国青年知情，就不会有爱国运动”，这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的国共两党，从五四运动中所获得的最大的经验教训，它指导着经验丰富的两党一步步从阉割知情权、到阉割言论权、直到阉割思想权，并通过愚民洗脑以改变青年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步步又把中国人带回到封建帝制的愚民时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发生在1919年的那场“火烧赵家楼”运动，与之前20年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除了“爱国民主”和“扶清灭洋”的口号不同之外，暴民性质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甚至还不如2008年西藏危机之后，被洗脑后的海内外爱国愤青举办的“反西媒、反藏独”大游行：至少没为了显示“爱国”热情，先火烧自己的国务院、大使馆或外交部长家一把。

五四运动与西方每天发生的各种抗议游行示威，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它的参与人员都是些被后世号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当然也正是这些人，这些义和团的留过洋有文化的后代们，先后加盟了外国干涉中国的代理人政党，才使这场平凡的抗议示威，像孙中山成为国父一样，被圣化成为国共两党的光荣，也顺带胁迫着普通国人，把骚乱当革命，把五四捧成了国家的节日。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的北洋时代“五四运动”，未必就能出产言论不自由、出版不自由、游行示威不自由的国民党时代，更谈不上因此带来了言论阉割、出版阉割、游行示威阉割的共产党时代；但是，吃着“五四运动”人血馒头而迅速茁壮成长、加盟国共两党的当年文化青年，却正是借助于国共两党先后征服中国的权势，把一场单纯的民间抗议行动，无限上纲上线、升华为里程碑式的“爱国民主运动”，这“高大全”式圣化五四背后的黑手，却正是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示威自由，所反抗的政府独裁。而这，也成为“圣化五四”的国共两党上台之后，后代的青年们，不得不拿生命和鲜血，更艰难地去继续争取自由的历史讽刺。

五四运动对于国共的意义与对于中国百姓的意义，正如六四对于共产党民运的意与和对于中国百姓的意义一样，都有截然的不同；如何跳出官方设定的历史知识陷阱，重新以人道、人权和自由等普世价值去审视中国历史，是互联网时代后人的课题和机遇。

除了国共之外，还有一个人从“五四运动”中得利：孙中山，他正是看到了中国人潜在的爱国热情及其革命作用，才悄悄地脱离了与日本官方和浪人之间的勾搭关系，开始高调表演起“爱国”情操起来。

从1900年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共产党的“北上抗日”，到2008年反西媒的“扶共灭洋”运动，民族主义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中国的独裁者、革命家最得心应手的遮羞布，她有一个中文艺名叫“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