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学文: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

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

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九一三”事件的性质和真相,在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但是,近几年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新的说法,歪曲事实,有的人甚至著书立说,散布了一些与中央《通知》精神不一致的论调。为此,我以一个“九一三”事件亲历者的身份,再把前前后盾的事实叙述一遍,以正视听。

一

我是1965年11月入伍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卫生队,1967年4月调入二大队六中队。二大队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警卫部队。1968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被任命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是林彪的“随卫”警卫员。林彪出行时,其前卫车和后卫车(林的车在中间)都由我管理,并同时跟随警卫。1969年春,我参与了国防部长办公室(简称林办)。机关工作,除了跟随做警卫工作外,还是“林办”主任叶群的游泳教练,并负责她的游泳安全。
1960年以前,叶群是个不出名的司级干部,1960年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她当上了“林办”主任,是正师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她也平步青云,当上了军委办事组成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来又进了中央政治局,成了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林彪身体不好,很少和外界接触,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除了毛主席召开的会议外,一般不参加,每天只听秘书念几十分钟的文件,了解情况的渠道很窄。而叶群则不同,天天出去,不是开会就是串门,她把听到的、看到的大量情况灌输给林彪,是林的主要“信息库”。她利用“林办”主任的身份,利用林对她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林彪的表态权,控制林对外界的接触,并直接指挥林手下的几员大将,她确确实实是林家的实权派。而叶群的重要爱好和雷打不动的习惯是天天晚上在室内游泳池游泳,而后再睡觉。因此,在北京的毛家湾,在北戴河和其他林彪经常去住的南方几个大城市里,都为叶群修建了室内游泳池。游泳池水深1.5至2米,水温25℃～30℃。每天游泳的水量和水温,都由我操作。她游泳时,我陪她一起下水,既是她的教练,又是她的警卫。因为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和特殊职责,所以我几乎天天与叶群见面、接触。对叶群及其全家的许多事情,我耳闻目睹的要比别人多得多。对林彪的出逃,我既是拦截者,又是追击者,那时的情节,至今还历历在目。

二

林彪叛国出逃,其乘车、登机、起飞等都是仓促的,但他们出逃是早有预谋和安排的。他们的内部密谋和活动,绝不让我们警卫人员知道。但是,他们既然做了,就总要霹出些蛛丝马迹。林彪等人出逃前,已陆续有些反常现象,引起了我们警卫人员的注意。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结束后,林彪和叶群于9月7日早晨离开庐山,直接回到了北戴河。
北戴河96号楼,是根据林彪、叶群的要求专门修建的。整座楼呈“工”字形,东西“两横”,分别是林彪、叶群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和室内车库,中间“一竖”,是走廊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这里既安全又安静。一年多来,林、叶绝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林的性格是寡言少语、深居简出;其身体状况是怕风、怕光、怕水。回北戴河后,他更是整天把自己“锁”在屋里,下楼就钻进车里,极少有人见到他。叶群像变了另一个人,往日趾高气扬、整日忙出忙进、见谁批谁的态度和做法,有了很大的收敛,随之而来的情绪低落,有时则是愁眉苦脸。对这些变化,我们并没感到很大意外,因为我们当时知道了一些消息,他们在二中全会上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同时,社会上也有许多传言,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写在九大《党章》上的接班人林彪,已产生了裂痕。他们心情不好,是很自然的。
但是,1971年8月,毛主席南巡、特别是得到毛主席南巡一些谈话的内容以后,他们有了更加反常的变化,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暗地里已有了一些察觉,并在背后议论了不少。一是叶群的电话特别多,她往林彪屋里跑得特别勤,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也特别长;林彪这个人脾气很特殊,他最喜欢一个人呆在屋里,任何人进屋,都必须报告完后迅速离去。叶在他那里呆的时间长,这说明他俩商量的事情很重要,而且短时间内作不出最后决定,二是林的汽车司机杨振刚一天几次修车、试车。该车是“保险红旗”轿车,即防弹玻璃车,是当时国内一流车,性能特别好,并不需要天天试车。杨的举动说明,首长可能随时有重大事情,随时急用车,而这个重大事情是什么呢?三是林出逃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大约11点多,我正陪叶群在室内游泳池游泳,林彪之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突然闯入室内,脸色十分难看,情绪非常紧张,他站在池旁说有急事。叶群一见儿子“破常规”地闯进来,显得有些吃惊,她马上问我:“小吕,你懂不懂俄语?”我立即回答:“我什么语也不懂——不!俄语、英语我都不懂。”于是,他二人开始了咿哩哇啦的对话,可能是用俄语吧!他俩大约谈了一二十分钟,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对话的内容,但从他们那声调、表情和不断挥手的动作看,二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很大、很激烈。或许是事情特别重大,二人都对那件事情十分恼火。最后,林立果愤怒地扭身离去,叶群也中断了游泳,并冷冷地对我说:“最近几天,我不游泳了,你也不用准备了。”这使我猜测到,近几天叶群和林彪可能有大事,这是因为:林、叶从来不拆帮,林一动,叶也就动;这件大事,或许与刚才争吵的那件大事有关。四是林、叶突然把儿子林立果(乳名老虎)、女儿林立衡(乳名豆豆)及林立衡的未婚夫(军人)张清林等一齐召到了北戴河,这是巧合,还是特意安排,此类事情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五是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神神秘秘地在北戴河与北京之间的穿梭行动,并让工作人员严格保密,这也说明,他们正在研究什么重大事情。
最引起我们工作人员怀疑的是叶群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她在工作人员中说,“首长想动一动”,“要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女儿在国庆节要结婚”,“国庆节前回北京”等等,让人们觉得林彪这里一切正常,太平无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让人从北京取来大批文件和生活用品,并出现了非常紧张、慌乱、惶惶不可终日的表情,有人听到她在林彪房间里哭泣,看到她的眼睛红肿了。既然快要回北京了,为什么还要从北京往这里捎东西?既然这里平安无事,为什么她要哭泣?这说明他们心里有“鬼”了,有什么特大的事情正在瞒着大家。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嘴上不敢问、不敢讲,但心里都一个劲儿地犯嘀咕。

三

可是,9月12日出现的事情,又把我们的怀疑和担心推翻了。
这天是林立衡从北京到北戴河酌第6天,她采后,以往对母女关系一直十分冷漠的叶群,一反常态,对她异常和气、温暖。姐弟俩观点时常矛盾的林立果,也主动与姐姐套近乎,并与她作了长时间交谈。但是,我们工作人员观察到,林立衡到北戴河后,情绪一直不高,整日里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并显得有些紧张、慌乱。12日上午,叶群突然对工作人员说:“今天在这里给豆豆举行婚礼。”她让林的秘书为林彪、叶群、林立衡和张清林照了纪念照,还让女儿、女婿到室外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叶群宣布,为了庆贺豆豆结婚,晚饭后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于是,整个96号楼里,处处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


从表面上看,叶群可真算是“慈母”了,对女儿的婚事,事事安排周到,表明母女真的心连心了。可是,前几天她对工作人员的嘱托,却与此截然相反。林立衡到北戴河后,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联想到林立衡的婚礼这样的突然、仓促,当时我就想,这里边一定大有文章。
晚饭后,按照叶群的安排,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与工作人员一起,在96号楼里看“庆婚电影”。我们看到,林立衡不知何故离开了电影场,走到走廊时,正巧碰上林立果迎面走来,姐弟二人说了几句话以后,林立果扭头快步走了。林立衡站在那里稍显迟疑,与她关系比较好的公务员张恒昌就走到她的面前,林立衡向他说了几句什么话,随后就十分慌张地从小路摸黑向警卫大队长姜作寿住的58号楼跑去。这时,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影片《甜甜蜜蜜》已经演完了,又按照叶群的临时安排,加演第二部影片《假少爷》。

四

在8341部队第二大队队部里,林立衡先后向姜大队长和张洪副团长报告了紧急情况,她说:“从我偷听和观察到的情况看,老虎和主任要把首长带走,他们可能要逃跑。老虎在外边干了不少坏事,他还说要谋害毛主席,害不了就跑。你们赶快向北京报告,不要让他们上飞机跑了——今天下午,林立果已经从北京带回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现在停在山海关机场。”林立衡要求姜大队长把她藏起来,并进行严格保密,决不能叫叶群他们知道她来过这里。姜大队长毫不迟疑,立即用电话向北京作了报告。后来才知道,此情况先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并由汪东兴报告了正在开会的周恩来总理。
姜大队长接到北京指示后,立即叫来中队长肖启明,和肖一起召开了有关人员紧急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一方面布置隐藏林立衡,并保证其安全事宜;一方面命令警卫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要拦住林彪的汽车,不让他们离开北戴河。姜大队长作完简单动员和部署以后,部队立即开始行动。
林彪的住处是莲花峰96号楼,位于北戴河北面的高岭上,只有一条向南的马路,而在马路中部的东西两侧,分别是55号和56号等楼群,是警卫部队的住处。按照规定,在马路和楼区的适当位置,都有一个固定岗哨,现在增为两人;还临时增加了流动哨,三人一组,在“防区”内流动值勤。这些流动哨主要任务是观察96号楼的动向,并随时与58号楼联系。同时,在55号和56号楼之间设一个分队,顺马路向南200多米处再设一个分队,队员横排在大道上,分别形成了两道“人墙式”的卡哨,以便拦截林彪的车辆,阻止其外出。其他警卫战士,全部在楼房内,房内熄灯,但不脱衣,不睡觉,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
叶群对林立衡始终不放心,认为女儿是一块“心病”。她几次到电影场察看,当看到首席位上只有张清林,没有林立衡时,立即过去查询,并派工作人员四处寻找。大约夜里11时左右,林立果走出96号楼,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他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号楼,他可能发现了警卫部队的异常行动,有了更敏感的警惕。林立果回去后大约半个多小时,警卫人员看到,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彪的秘书、警卫处长李文普,从96号楼出来,上了汽车,随后,司机杨振刚就开着车,快速驶上了向南的大道。这时,不知哪里的警卫战士连声喊叫起来:“车下来了,快拦住!”当时我在第一道防线,十多名战士又打手势又叫喊:“停车,停车!”可是,汽车不但不减速,反而不断地响喇叭并加大油门,直接向“人墙”冲去。人们一闪,车冲过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叶群在车内对杨振刚下了命令,她说:“8341部队背叛了首长,要谋害首长,赶快冲过去。”中队长肖启明在第二道防线,他在大道的东侧,他见汽车冲过第一道防线向他们冲来,在战士们连连叫喊“停车”无效的情况下,他横向(防止伤害首长)向司机开了枪,想用击毙司机的手段,达到拦住逃车的目的。但是,这是防弹车,子弹根本打不进去,汽车又冲过第二道防线。可是,汽车开出七八十米后,突然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上的李文普跳了下来,并向车后跑了几步,他好像还向后面喊了几句什么话,接着车上有人(林立果)就向他开了一枪,连着又打了好几枪,李文普应声倒下。我们警卫人员飞快地向汽车追去,但追到离汽车三五米远时,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逃出了北戴河。
此时,早巳在警卫部队中的姜大队长,立即作了紧急部署,让中队长肖启明带着我们一中队的六七名战士,乘上一辆“吉姆”车去追林彪的汽车,他带着30多名战土,乘一辆卡车,也随即追去。我在第一辆“吉姆”车上,过了北戴河小街后,飞速向北奔驰。过海边大桥时,我们看到了林彪车的影子,司机加大了油门,拼命向前追去,时速大约八九十迈。可是,林彪的车是一等车,我们与它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快追到山海关机场附近的铁道口时,铁路值班房已放下栏杆,横在南北的通道上,示意将有东西向的火车通过,禁止南北行人、车辆通行。可是,林彪的车怕后面的车追上,凭着车身的特殊构造,一加油门,撞断拦杆,飞驰机场。当我们的车赶到铁道口时,一辆拉油罐的火车,轰轰地由东向西开了过去。我们的汽车灯光前,一片尘土,视线极不清楚。这时我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3日的凌晨零点13分。当我们的车追到山海关机场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刚刚向上飞起。此时,大约是零点30分左右。

五

我们进入机场以后得知,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航空兵某师的副政委潘景寅。由于飞机起飞得十分仓促,油未加,副驾驶员和报务员也未来得及上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原来说飞往广州,现在是向北飞去,到底飞往何处就不清楚了。当时副驾驶他们就下结论说:这架飞机完了,上去的人,上去就下不来了。他们的依据是:第一,三叉戟降落时,必须正、副驾驶员一起操作,正驾驶操纵整个机体,副驾驶放下“脚架”,以保证飞机降落时机体的平衡,才能确保飞机安全。但现只有正驾驶,飞机降落时无法放下“脚架”,着地时无法保证机身的左右平衡,不是损坏机身,就是引起油箱着火、飞机爆炸。第二,如果飞机出了国境,因没有报务员,不能与他国机场联系,非被人家当“敌机”击落不可。

事实正如他们判断的一样,后来我们从中央的《通知》中才知道,林彪他们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国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坠毁,机上9人全部遇难。这就是林彪叛国外逃的最后结果。(王松山代笔)

(本文作者吕学文1944年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唐吾北村,九一三事件以后,于1973年6月调杭州警备区工作,1982年7月转业到昌乐县体委工作,现为昌乐县农机局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