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交通事故，让天堂杭州成为了众人眼中的马路地狱。网友戏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在苏杭，易上天堂。”
命运逆转的刹那，常常出现在一些再稀疏平常不过的日子和场景里。好比谭卓和胡斌，案发当晚，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个看电影放松的休闲之夜。
在杭城的多条道路中，龙井路是“飙车族”的最爱，他们喜欢那里的弯道多，而且弯道急，玩起来很刺激。从龙井山脚的浙江宾馆开始，到龙井山顶的龙井家园，老司机最快也要开5分钟的时间，而他们1分钟多点，就能跑完全程。而滨江一带的直道路线（主要包括之江路、闻涛路、伟业路）、绕城高速，尤其是杭甬高速，则是极速赛车一族的最爱。
事发的文二西路，由于属于闹市区，大多时候在深夜里，熟睡中的居民们才会被刺耳的马达声吵醒，那是飙车族正途经此地，前往“漂移”大练场—庆春东路东头的空地。
肇事司机胡斌 
2009年5月14日，杭州，事发地点，人们在路边人行横道标志杆上系上了黄丝带。 摄影·张治平 
（红色线为部分飙车线路）
身份渲染
5 月7日20∶00，电影《南京！南京！》散场，25岁的谭卓和杭州依赛电子通讯公司的同事在西城广场UME国际影城告别，各自回家。20岁的胡斌开着他钟爱的红色三菱EVO9跑车，与两辆友人的跑车或前或后，在路上咆哮而过，他们也打算到西城广场看电影。圈内人称胡斌为町町，他是两届杭州F2卡丁车比赛冠军。
20∶08，高速行驶的三菱撞上走在人行道上的谭卓，谭卓在送院途中已经失去了生命特征。胡斌躲在车里，偶尔从指缝间瞄见的，全是蜂拥而至的记者和现场骂声不断的行人。一张奠定舆论方向的照片在此后不久被拍下，画面中，一群年轻、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叼着烟，在名贵跑车前嬉笑。
与此同时，舆论和民意开始行动。
杭州本地热门论坛“19楼”在当日21点左右已有目击者将照片上传到，网友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人肉”，发现此车曾在闹市区漂移。此时，大家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改装车和城市飙车的危害性。在杭州日报工作的丁牟（化名）从记者处听说了关于现场的更多信息，包括对胡斌“富家子”身份的判断，他迅速新开了一个帖子，担心此案会不会被“关系”所摆平。点击在几小时内达到了2000多，深夜12点，他接到了单位领导的电话，表示警方已经介入此事，希望他保持沉默。帖子随后被删。
当天，杭州《都市快报》头版发表《只在乎自己的快感，不在意他人的性命；一帮富家子弟驾驶豪华跑车，把城市道路当F1赛道昨夜终酿惨祸》，文中写到开名车的那群年轻人时说，“赶紧找找人，看看有啥路子，到底该怎么处理……”。
“ 看到这段报道，我觉得完了，这事怎么能发生在我们天堂杭州？”34岁的杭州车主陈志民说，自己向来很以杭州为傲，尤其是井然有序的交通状况，比他去过的北京、上海都好。就在案发前一周，杭州市政府公布《2008年度市直单位综合考评社会评价意见报告》，报告显示，群众对市委、市政府破解交通等“七难”工作总体满意度为95.77％，满意度为近年来最高。
“第一天的报道渲染双方的身份对比，让事情迅速进入公众的关注范围，但同时也让讨论方向发生偏移。”仇富并不是丁牟所关注的。“我更关心案子是否能得到及时公平的处理，以及今后飙车是否能杜绝。”
民意反弹
杭州媒体失声，这让人怎么想？
8 日14∶00，西湖区交警大队召开了“5·7交通事故”通报会。交警表示，胡斌已被刑拘，根据肇事者及其同伴的口供，当时车速在70码左右。死者同事孙哲说，现场媒体提出的关于肇事车为什么屡有超速前科却依然能上路等问题，均以“这是另一起案件”或“尚待调查”带过。死者上司苟飞（化名）说，这么严谨严肃的一个事情，怎么这么轻易地就召开一个发布会？有些事情能不能事前调查得清楚一些。
70 码，事发路段限速50码，这意味着胡斌没有超速50%。依照相关法规，在城市道路超速50%，将被吊销驾照。对警方公布的说法，19楼和浙大飘渺水云间论坛上的网友普遍感到不可信。《浙大学子致杭州市市长的一封公开信》在天涯等更大规模的论坛上流传开来，文中写道，“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70km/h的车速能不能把人撞飞5米高20米远。这样的测速如何取信群众？”
“欺实马”成为网络新词，各路网友一窝蜂地使用“我以70码的速度，把你的帖子顶到5米高，20米远”。而关于事故双方及其家庭的信息也被媒体曝光或者人肉搜索出来。
可就在这个沸点上，关心此事的媒体与网友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当天傍晚，十九楼和各家报社撤下相关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杭州记者表示，这很可能与当晚文二西路上过千浙大学生和杭州市民自发组织悼念谭卓有关。
在浙大论坛上发起悼念活动帖子的Sepmoon告诉记者：“作为中国人的传统，在人死后的第二天点蜡烛是应该的。最早先是谭卓的老乡说要去文二西路默哀，然后又有很多其他学生也说要去。因为担心人会越来越多，现场难以控制。所以我发了一个帖子来供大家遵守。”
8 日晚上7点多，Sepmoon来到车祸现场准备蜡烛，现场还有部分学生负责维持秩序。浙大信电系老师董友军作为校方指派的秩序维护者，他表示，“学校的顾虑比较多，担心外面有人借机会捣乱，于是就指派了很多党员骨干去维持秩序，暗中观察。” 浙大党委书记张曦、党委副书记郑强出现在悼念现场，将学生逐个劝回。
千人三分钟的默哀，营造出一种更为强大的舆论场。“决不能让事情不了了之！”丁牟说，除了愤怒，自己更多的是害怕，害怕下一个被飙车党撞死的，被“关系”所摆平的，就是自己。
而在学生当中，也逐渐涌现出了另一个言辞更为激进的群体。董友军老师说：“大家都在看媒体怎么报道。但随后的杭州媒体失声则引起了学生的很大反弹。矛头一下子就指向了官商勾结。”
浙大学生马彦（化名）说：“杭州媒体失声，这让人怎么想？正面媒体不说，那么谣言就更容易使人相信，反作用更大。包括在校内论坛上的版主删帖维护，还有在校内网上的删帖行为，都使很多学生更加反感。”
但一旦身涉此事，事情却需要格外小心。Sepmoon和死者上司苟飞均对记者强调，悼念活动和10号的追悼会，均是杭州市民的自发之举，他们绝对没有组织。“这不过是我们的分内事，他走的时候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马路上，多点人送送他，也算是最后一点心意了。”苟飞说。
理性回归？
当追踪报道再次出现在媒体版面的时候，已经是5月10日。因为杭州市长蔡奇批示：“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对肇事者要依法严处。痛下决心，彻底解决违法超速行驶问题。”
15日，杭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经专家组鉴定，肇事车辆的发动机进排气系统等多处部件进行了改装，案发时车速为每小时84.1公里到101.2公里，并就之前“70码”说法向社会道歉。
但遗留下来的疑问依然很多，包括该案应定性为“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如何杜绝城市的飙车现象等。而遗留给政府的，是如何重建在该起事故中受损的公众信心，以及反思如何更好地处理此类公共事件。
在欺实马的愤怒追问中，受伤的不只是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谭家聘请的律师魏勇强说，谭卓父母暂不申请重新鉴定，而民事赔偿部分将在刑事部分宣判后再做决定。但有人在网上发帖，要求谭卓父母决不能就此“私了”，因为此事已涉及公共安全，不再是谭家的事儿。
被人肉搜索出来的胡斌母亲两个同名陆红英，“飙车同党”翁振华和江银，最后均被证实为不实信息，但人们再也不相信了。
你相信84.1公里到101.2公里这个说法吗？
苟飞轻轻地摇了摇头，“之前我们一直还是抱着很乐观的态度，现在一朝被蛇咬，将信将疑。”
政府公信下降，网络火上浇油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时评专栏作者
官方词汇遭网络反复解读
南都周刊：“5·7事故”演变成一个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是什么原因让这件事情受到如此多关注？
郭巍青（以下简称“郭”）：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凭借强权欺压弱势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是存在的，所以一旦将这个问题构造成一个“富家子弟开跑车在闹市区飙车撞死平常人”这样一个话题，就会引起公众的敏感。
第二个原因是，网络传播有快速、累积的特点，会互相形成一个“场”，把情绪调动起来。这两个特点，使得警方无论做什么，都会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这是政府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一个情况。
南都周刊：同样是公共事件，杭州似乎缺乏瓮安那样的背景。相反，杭州连续五年都在网络调查中被评为中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郭：为什么在一个看起来还比较平和、没有历史矛盾激发的大城市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可能是因为公民对社会生活、对政府处理问题仍然存在着不信任的态度。而且他们希望有能力去参与以便保证这件事情获得公正的处理，但这种诉求通常不表现为一个大的政策诉求，而在一些和个人利益相关的，特别能刺激情绪的事件中爆发出来，比如说车祸。尽管杭州和瓮安不同，大学生和农民工不同，但就这个特征来说，其实和瓮安事件是一样的。
南：您刚才提到公众希望去参与公共事务，但在社会生活中，是不是缺乏这种参与的途径？
郭：我认为是很缺乏。举一个例子，关于强生婴儿护肤品有毒的事件，这件事情是美国的一家消费者组织提出来的，他们是通过一个组织主要对政策或者是对法律形成一种诉求。而这件事传到中国以后，则马上变为质疑强生公司有多黑心，最后妈妈们开始在相关论坛上互相讨论。这里就显示出中国在法律、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缺乏有组织的、有序的公众参与。
在中国，由于这些手段的缺乏，就只能表达为一种个人的愤怒，也不能对管理规定、政策法律的正确性进行一些比较合理的和更深程度的讨论，从而使大众产生了一种政府利用公权力进行压迫和损害个人利益的情绪。
白领群体更懂得利用网络
南都周刊：城市人群在这些公共事件中，有什么与以往不同的表现？
郭：死者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这件事情就变成年轻的大学生和白领迅速地聚合，为一件事去争取，这和农民工群体不一样。这个群体懂得用网络、懂得传播。这是这次事件很新的一个特点。
他们能将网络为己所用，就是说他们能自己在网络上发帖、回帖，从而形成话题。农民工是被媒体追逐报道的对象，而不具备能主动在网络上发动讨论的能力。而这次飙车事件中的受害者的同学却能在网络上主动提供信息并立刻给市长写信，他们在手段上要比农民工理性和有效得多。
南都周刊：政府在车祸次日就公布了70码的说法，但为什么反应快速反而让民愤到达了新的高点。
郭：现在政府和民意正处在一个有点对立的博弈的过程当中。过去政府喜欢后发制人，改成现在这样及时说话，但及时说话又被网民以另外一种策略破解了，你一说话呢就变成了在网络上搞笑式的解读。
南都周刊：对政府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说得快也被人质疑，我不说话你们也觉得我不作为或者隐瞒了一些什么事情。
郭：政府要及时公布信息，及时面对公众，这肯定是一个方向，所以不能因为这样一些事情就反而又在倒退。但要注意技术性上的改进，如果涉及到冲突双方的话，就应该平衡地表达，把两边的意见都表达出来。完全可以说我们还需要时间去对这个事件做出一个检验，才能得出一个结论。而且不能有停顿，我必须把整个事情的进程告诉你。一有封杀的感觉立刻就会让公众的舆论和情绪变得更加不能控制。
南都周刊：事情发展到现在，还可能往哪个方向走？
郭：如果说这件事情确实跟城市管理的某些规定或者制度上的某些疏漏相关联，那么就应该指向这个漏洞推动政策上的改革，否则就会变成对肇事者一方的个人愤怒而已。从一个理性公民的角度说，目的不是整死你，而是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如果从更高层次想，就是怎样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局面，比如说促使杭州的警察找到从此根治这些飙车族的办法。
南都周刊：这次事件对各地方政府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很好的危机公关教程，尤其在处理网络传播方面，堵不如疏。
郭：总的来说，这种网络传播的效果是两面的。不好的一方面正如某些学者所担心的，再次重演司法屈服于舆论而加重判罚的可能性。但积极的意义在于，政府如果不能够在它的基本的政策和大环境方面建筑政府的公信力，它会连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没办法处理，特别在网络的条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