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大国战略决策新视角 zt

解读大国战略决策新视角
来源：解放军报 时间：2009-5-7 13:39:50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势头未减。我军建设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目前已进入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同过去军队建设在外压下进行的状况相比较，我军拥有了在不断增长的国力基础之上的自主发展机遇。大机遇、大挑战、大复兴，千载难逢；和平发展、富国强军、战略跨越，时代重托。


　　历史变革，逆水行舟

　　据统计，1750年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中，中国占近1/3，西方主要国家没有超过5%，日本不到4%。而到了1900年，中国则下降到6%，英、法、美均达到20%左右。

　　以农业文明的大刀长矛对付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胜负的天平早就向列强倾斜了。

　　思想僵化、政府昏庸、军队涣散，近代中国只能被动挨打。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后，机遇和挑战重现。

　　以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发明为标志开始了当代的信息革命。

　　如果说工业化延伸“体力”，其标志是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信息化则既武装“脑力”又联动“物力”，其标志是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由此必然引发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根本改变，并改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战斗力生长要素最为直接地取决于信息化的“倍增”效能。

　　未来战争胜负越来越依赖于发挥信息力在战斗力中的主导作用，依赖于发挥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依赖于先进作战思想的牵引和对作战设计的预实践。

　　信息化作战特征突出表现为，以信息优势谋求综合集成、能量聚合，实现体系对抗、整体作战。在新的战争时代背景下，如果以机械化作战理念和军事能力应对信息化战争，那么将无可挽回地被历史所吞噬。

　　敢于突破传统思维定式、超越过时法则套路、开拓未知的军事新领域，是大势所趋。

　　信息化战争因对抗双方、时空等不同，将不会是一个模式。

　　旁观了解到的几场局部战争，只是“冰山一角”。

　　在出现了技术差和“单向透明”的情况下，一国安全面临的综合性威胁，可以说非常严峻甚至是灾难性的。

　　如果说机械化战争一次战役失败下次还有取胜的可能，那么面对信息化超强武装的对手，信息化战争一次战役败北就将是致命的“全盘性瘫痪”，很难有迅速恢复再来的机会。

　　因此，“超前准备”对于打赢信息化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与其说打战时的“瞬间释放”，不如说打充分的“超前准备”。这个准备建立在“大国防”概念之上，应当是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相同步的准备，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同步的准备。


重大关头，强主沉浮

　　近代以来，世界格局经历了西方列强的争霸和均势秩序、两极秩序和向多极发展的嬗变，决定近代历史命运的主导权，取决于实力对比和战略决策的智慧。

　　1914年，世界形势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聚合形成以英法俄等为一方，德奥意为另一方的对抗阵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横空出世”，一方面同交战双方做军火生意，大发战争财；另一方面伺机参战，发挥改变战局的影响力，致使德奥败北。

　　英法与美围绕争霸欧陆和战后秩序问题明争暗斗，最终在“巴黎和会”上达成了《凡尔赛条约》。德国被割地、赔款、限制军备，交出了所有的殖民地。美国自认为因缺乏“经验”，在战后安排上没有运用好实力第一的“权力”。因此，有了1920年初的“华盛顿会议”。

　　如果说“凡尔赛体系”是在承认英法占领优势的基础上，调整帝国主义在西方的利益分配和关系；那么“华盛顿体系”则是在利美基础上，调整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都派代表参加了，但只能作为弱势国家提出正当要求，根本不受重视，还被逼接受列强的不平等要求。

　　事实证明：没有实力作后盾的外交保护是没有力量的。

　　与此同时，日本则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日本之国际地位有加无已”。一战后的所谓安排存在两大隐患：德国被严重打压；助长日本膨胀。这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1939年的欧洲狼烟四起。希特勒磨刀霍霍，英法搞“绥靖”，斯大林心存侥幸，结果都不保，二战爆发。

　　美国及时将太平洋战略调整为“先欧后亚”战略。

　　随着战局发展，美苏主导了战争进程和战后安排。

　　一是在美、苏及其各自的盟国之间，最终体现为冷战对峙。“北约”被称为美国“双重遏制”的工具，即以疏远遏制苏联，以拥抱遏制西德。

　　二是在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建立了崭新的“安全、政治和经济制度”。

　　其实，这种安排早在战争结束前就确定了，标志是“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三次会议”。其中，“雅尔塔协定”背着中国作出了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决定，直到4个月后才由美国通知中国政府。

　　重要历史关头，最能够暴露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最能擦亮世人的眼睛。

　　透析近代世界局势发展和列强争霸决策的规律和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点：一是西方强国信奉“炮舰”政策、实力政策，有实力才有话语权。

　　二是列强争霸的背后是强权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惯用手法以“跨国组合”形成利益集团，并在利益集团间展开较量。

　　三是排斥限制弱国，弱国无外交，往往内忧伴着外患，倍受欺侮。

　　四是战败国的命运通常是被割地、赔款、解除武装，并接受不平等条约。

　　五是实力强国主导“战后安排”，方法途径包括建立保持实力平衡的“均势秩序”、以实力控制的“霸权秩序”和捆绑制约的“联盟秩序”，旨在维护既得利益并长期占有。


领悟真谛，把握未来

　　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与世界同步发展，一方面靠自身发展确立独立自主的地位，另一方面靠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世界眼光。要同世界一流国家打交道，眼光必须与之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当前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拥有世界眼光，方能融入世界主流，汇入发展大势，把握发展大局。应当养成“把住地球脉搏”行事做事的思维习惯，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相互联系转化中思考和分析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的战略素养。

　　深计远虑。二次大战中，为什么美英首脑同意由苏军打柏林？表面上是美英领导人不愿意造成自身的大量牺牲，由苏军攻城更显得“师出有名”，因为苏联受到的伤害最大。

　　但从政治和长远利益考虑，让苏军去攻城既可消耗、削弱苏联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美英在战后政治中以更大的亲和力在德国和欧洲发挥作用。显然，正确把握和扞卫国家的战略目标，需要政治智慧和远见。

　　去年以来，美国政界军界反思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论是政治考量不足，缺乏长远的战略视野和战略提前量。

　　正如古人云：“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就是指导战争，应以军事为手段，政治为根本，不可表本不分。

　　把握机遇。托尔斯泰说，“机遇造成局面，天才利用机遇。”趋利乘时，间不容息。

　　当近代中国遭受外患之时，日本则抓住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推行明治维新。当时英法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法国还要对付俾斯麦；美国忙于内战。

　　到1890年，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日本已4倍于我，并建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陆军和海军，至此开始虎视亚洲。

　　当前，国家安全发展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关联性、多变性增强，利用发展机遇一方面要顺应时势，把握国际大格局下的和平发展局面，最大限度地维护有利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抓住时机尽最大努力发展壮大自己，用自身实力的增长增加话语权。

　　“联合聚力”。美国太平洋总部确定的集体行动原则是：“没有哪个国家大到可以孤军作战，没有哪个国家小到不能出一份力。”联盟战略是美国的一大法宝，靠它美国建立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战略方向的“稳固同盟”，维系着全球战略。

　　俄罗斯等国竭力维护独联体架构体系，2月又提出将组建独联体“快反部队”，旨在加强独联体的组织功能。

　　美国学者费里德曼在其所着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有麦当劳的地方彼此不会发生战争”。他有意回避了信息化背后的“黑手”，虚无了发达与落后的差别，但他说对了一个趋势。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时代潮流，那种“非友即敌”、“零和博弈”的旧式思维，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

　　我国主张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主张进一步扩大国际和周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纵横捭阖，不拘形式，共赢和平，共建和谐；同时考虑到不和谐的因素，绝不放松军事斗争准备。

　　“与狼共舞”。“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名言，可以借来描绘当今的世界。

　　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政治是一个残酷的角斗场，各国均寻求占据优势的机会，因而不存在相互信任的理由。”

　　国际竞争充满变数，暗潮汹涌；现时的亚丁湾牵动全球，各显其能。对于一个缺乏国际经验的新兴国家，需要学会“与狼共舞”，尽快提高与世界打交道的能力。

　　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在其《大战胜利之后》着述中，阐明了美国在欧洲、东亚为什么实行不同的政策，实质就是在欧洲用的是多边主义“捆绑式”，在东亚搞的是双边主义的“各个击破”。

　　面对西方在国际规则和处理国际事务上的强势地位，必须减少盲目和轻信，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还十分有限，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当前的金融危机又给世人上了一课，应努力加强国际知识，提高防范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

　　海洋意识。近代“贸易跟着军舰走”；如今“军舰跟着贸易走”。

　　西方列强侵华战争多是从海上打进来的，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充分暴露了我海洋意识落后、“重陆轻海”的弊端。

　　正如《靖海纪事》所说：“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

　　西方强国对海洋的崇拜和依赖无与伦比，葡萄牙、荷兰和英国都曾是海上的世界强国。

　　19世纪末，美国开始海上扩张战略，成为全球大国。世界早已进入“海洋时代”，海洋也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必须强化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海权观念，着力推进国防和军队转型。



　科学定位，跨越发展

　　加快国防和军队转型，加速中国特色精兵建设，是时代重任，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科学决策。

　　战略环境定位。信息时代已经到来，机械化、信息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后浪高过前浪”的发展，推动着战争形态的演变。

　　在大国竞争上，争夺以经济、科技和能源为突出标志的国力优势和军事优势是当前世界大国博弈的主调。

　　此后，美国战略权威亨廷顿发展了这个判断，认为2015年后中国和欧盟将充当国际舞台上的主角；长期趋势无疑是朝着这几个大国力量进一步平衡、美国优势下降的方向发展。

　　亨廷顿的思想明显带有旧世界秩序的痕迹，几个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历史已很难再现。其重要标志就是每年一度的G8会议正向“G20”模式演变，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需要多国共同分担。我国是国际社会和平发展中负责任的积极力量。

　　战略基础定位。我国还是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要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我国现代化进程必须往前赶，加快完成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这就是总体上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的我军建设发展的客观基础。应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坚决摒弃生搬硬套外军的做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加快提升我军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的质量水平，从军事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跃升上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战略目标定位。中国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

　　胡主席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我们的伟大奋斗目标，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落实到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应正确把握需求与可能、中国与世界共赢发展的关系，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努力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国防力量，不断提高遏制危机、打赢战争、维护和平的能力。

　　战略转型定位。军队建设转型，认清我军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前提，确立与时代和战争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观念是首要，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是核心，加快武器装备发展是标志，锻造能力是根本。

　　努力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做到“三个转变”、“两个提高”和“两个适应”：由维护生存安全向维护发展安全、由应对传统战争向打赢和遏制信息化战争、由军事建设向国防整体建设转变；着力提高国防整体实力和军事体系作战能力；力争使我军的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相适应。

　　为此，在国防统筹上，加强国家层面决策、政策协调，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高国家战略能力。

　　在军事体系上，着力构建联合指挥体系、联合作战力量体系、联合保障体系和联合法规体系，确保人民军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党和人民放心的“钢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