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私党是如何出卖东南亚共产党的？ zt

邓私党是如何出卖东南亚共产党的？

流亡海外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周宇

尚未离开北京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士变得颇为落寞。北京依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一样。”上述人士称。 　　1981年，在中国居住、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二号人物卡多·马来也离开中国前往荷兰。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称，卡多·马来离去时，大陆已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 　　伊芭鲁丽姐妹离开中国的历程则显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后，伊芭鲁丽等20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从北京、南昌等地来到缅共根据地，学习武装斗争经验。 　　这批年轻人给缅共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与伊芭鲁丽姐妹熟悉的前缅共东北军区政治部干部回忆，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识分子，喜欢弹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们谈吐不凡，聪明高贵，很多人还有明显的欧洲血统。 　　“这些印尼人应该去搞和平建设，或者去大学教书，在丛林里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缅共干部说。　　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称，1979年，伊芭鲁丽离开缅甸回到中国，后又辗转澳门、日内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国。上述前缅共干部回忆，与伊芭鲁丽类似的离开，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1985年，从马共分离出来的马西共（马来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的此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两年后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埋下了伏笔。 　　黄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国能够给予经济支援，但遭到了拒绝。2005年，黄一江在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称：“这一趟中国之行对我和阿达而言是一个震撼，通过与我们会面的中国代表的谈话，已经确认他们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的经济协助。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 　　失望之余，黄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员提出，是否可以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这一要求同样遭到拒绝。


凤凰周刊记者周宇报道/


2009年3月11日，缅甸境内的果敢第一特区举行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来自中国大陆的部分前缅甸共产党人士的家属、子女，以及一些加入过缅共的中国知青参加了庆祝活动。4月17日，另一场庆祝佤帮特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也在缅甸举行。

20年前的1989年，缅甸共产党在遭遇政变后解体。原先的缅共控制范围纷纷脱离缅共，成立了果敢、佤帮等4个特区。缅共剩余部分则退入中国境内，并在此后结束了政治活动，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位于泰国南部合艾的和平村，也在筹备相应的纪念活动。同样是在20年前，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与泰国、马来西亚政府共同签订了《合艾协议》，正式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走出丛林，回归正常生活。此后，马来西亚共产党也结束了政治活动。

此前的2008年11月，位于北京的育英小学举行60周年校庆，曾经在该校就读，来自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泰共、马共后代参加了校庆活动。他们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普通人，他们的一部分东南亚兄弟共产党同学则已经战死沙场。

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南亚先后出现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老挝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至少9个共产党。

它们中，除了越南共产党、老挝共产党仍在执政，菲律宾共产党仍在进行武装斗争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纪80年代前，东南亚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它们大多有代表团被派驻北京，众多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国学习或受训。革命失败后，他们成了东南亚共产党遗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另一些则继续流亡在中国或海外。

金色的童年

1950年，两岁的丘瑞良随父母一起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丘的父亲是马共成员，到中国学习。丘瑞良姐弟3人则进入中共中央直属的育英小学读书。

育英小学因为曾经就读大批中共高层后代而被认为是一所特殊的红色学校。一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后代，也被安排在此就读。

50年之后，丘依然怀念他在育英小学的日子，并称之为“金色的童年”。在丘瑞良看来，育英小学在50年前就已经实行了全面的素质教育，她不明白为什么大陆其他学校至今还在为此呼吁。

学习压力并不大，各种室内外体育设施一应俱全，每天下午的自习课主要被用来玩耍。学校里还为学生们组织了航空、航海模型小组，舞蹈、钢琴、体育等兴趣小组。丘参加了学校的舞蹈、乒乓球以及歌咏小组。即使学校进行的是红色教育，大多也通过看电影的方式，所以并不枯燥。

学生们的身份互相保密，互不打听。但在等车的时候，丘还是认识了泰共等其他东南亚共产党后代的同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缅共高层回忆，曾经至少有4名缅共子女曾就读该校，其中两人后来死于战场。

自育英小学毕业后，丘瑞良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以及解放军301医院护士学校。另一马共子弟，后来成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强，则受到了更加专业的教育。

1948年，英国当局在马来西亚实行《紧急状态法案》。约2.4万名华人，包括部分马共成员和左翼人士，在1949年至1952年间被遣送回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海南省。李居强的父亲是一名马共成员，受伤被俘后辗转来到海南。

李居强出生在海南，并在海南读完了中学。1967年，李和其他3名马共后代，在北京高层的特批下，进入沈阳的解放军高级通讯学院学习。两年后，李回到北京，再从北京来到湖南，负责位于湖南益阳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这座当时中国最大功率之一的广播电台用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海南话、福建话、广东话等多种语言进行对外宣传，覆盖整个东南亚，远及澳洲和欧洲。

李居强对他在中国期间获得的国宾待遇印象深刻：吃住都由中联部安排，当时马共高级干部每月伙食费高达100120元人民币。

一篇来自中联部名为《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目标与宗旨》的文章称，20世纪60年代，中共对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支援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民族民主政党的正义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革命，延缓或制止战争的爆发，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

文章称，中共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赢得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对中共的尊重，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威望，也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8年，17岁的李居强以马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宴会。李和其他东南亚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宴会厅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并禁止记者拍照。李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1970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女儿伊芭鲁丽和妹妹伊利亚从苏联来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伦?艾地长期居住在中国，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印尼语高级讲师。他的女儿也出生在中国。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印尼共产党遭到苏哈托政权镇压，包括艾地在内的数万人遇难。此后，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基本上消失。一些身在苏联、东欧诸国、中国的印尼共成员及其子女侥幸逃脱，自此开始流亡生活。

根据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伊芭鲁丽姐妹到中国的第二天就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伊芭鲁丽姐妹又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伊芭鲁丽把脸靠在毛泽东的肩膀上哭了。

随后，毛泽东走出厢房，走到楼台。伊芭鲁丽听见广场上的人群喊声震天：“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此后，伊芭鲁丽姐妹在中国游览了韶山、井冈山等地，并在五七干校、江西医学院等地学习。

曾经的兄弟党

1974年，李居强应召从中国回到泰国南部的马共根据地。两年后，丘瑞良也从中国来到这里。

1982年初，在机关总部工作的李居强被告知，中共即将停止对马共的支援，中国境内的马共电台也将在半年后关闭。与此同时，与马共作战的政府军方面也在制造舆论，宣传中共不再支持马共。此后，一批革命之声的工作人员回到泰南的马共根据地，与李居强一起建立了新的马共民主之声广播电台。

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中的回忆，此前的1980年，邓小平曾召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

来自中联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原则与方针》则称：“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认为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处于‘特殊地位’。对此中共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强调各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际共运内部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

1980年之后，更多的兄弟共产党成员陆续离开中国。一位前东南亚共产党人士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尚未离开北京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士变得颇为落寞。北京依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一样。”上述人士称。

1981年，在中国居住、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二号人物卡多?马来也离开中国前往荷兰。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称，卡多?马来离去时，大陆已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伊芭鲁丽姐妹离开中国的历程则显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后，伊芭鲁丽等20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从北京、南昌等地来到缅共根据地，学习武装斗争经验。

这批年轻人给缅共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与伊芭鲁丽姐妹熟悉的前缅共东北军区政治部干部回忆，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识分子，喜欢弹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们谈吐不凡，聪明高贵，很多人还有明显的欧洲血统。

“这些印尼人应该去搞和平建设，或者去大学教书，在丛林里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缅共干部说。

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称，1979年，伊芭鲁丽离开缅甸回到中国，后又辗转澳门、日内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国。上述前缅共干部回忆，与伊芭鲁丽类似的离开，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1985年，从马共分离出来的马西共（马来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的此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两年后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埋下了伏笔。

黄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国能够给予经济支援，但遭到了拒绝。2005年，黄一江在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称：“这一趟中国之行对我和阿达而言是一个震撼，通过与我们会面的中国代表的谈话，已经确认他们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的经济协助。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

失望之余，黄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员提出，是否可以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这一要求同样遭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