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秘书回忆：我所接触到的毛主席

江青的秘书回忆：我所接触到的毛主席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一个普普通通的贫苦农民家庭。幸运的是，在１９５７年１９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起，我又被选拔为江青的秘书，一直到１９７３年６月。由于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我多次幸福地零距离接触到毛主席，和毛主席交谈，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

我参军进入中央警卫团后，经过４个月的严格训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经过５天的入门教育，我被安排在重要的哨位----玉泉山的西大门执勤站岗。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３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毛主席同赫鲁晓夫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毛主席和赫鲁晓夫４天时间的会谈，大部分是在玉泉山举行的。在此期间，我有幸见到了毛主席。

连政治指导员刘贵认为我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板书也好一些，指定我为连的义务宣传员，负责墙报、黑板报的宣传工作。一天下午４时，我下哨以后，到驻守在玉泉山北门的部队了解好人好事。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院的马路上停着四辆小汽车，第一辆是苏制吉姆前卫车，第二辆是苏制防弹吉斯主车，第三、四辆也是吉姆车，是后卫车。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不是毛主席要走，就是赫鲁晓夫要走。过了一会儿，毛主席陪同赫鲁晓夫从一号楼大门口走了出来。毛主席伸出手和赫鲁晓夫握了握，赫鲁晓夫就上车走了。我站在距离停车位置１０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为什么站在那里不敢动呢？原因有二：一是部队有要求、有纪律，警卫战士在碰到中央首长散步、劳动、钓鱼或与人交谈时，能避开时就避开，实在避不开时，就站在原地不要走动，以免打扰首长思考问题或影响首长休息。首长不打招呼，不要主动向首长打招呼和说话。如果首长主动跟我们说话，就大大方方地有问必答，要沉住气，不要慌慌张张的，更不准提个人的任何要求。二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这位最高领导人，又激动又紧张，心里怦怦直跳，生怕毛主席发现我。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毛主席回到他住的一号楼里。当赫鲁晓夫乘坐的汽车走远，毛主席转过身来准备回楼时，发现了我，举起手来向我打招呼。我看见毛主席向我打招呼，便连忙走了过去。毛主席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小同志，你好。”当时我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随口说了一句：“首长好！”毛主席微笑着诙谐地说：“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你们的连长、营长、团长才是首长呢。”看到毛主席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原本非常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由于距离毛主席非常近，所以对他老人家的形象看得比较清楚：身材高大魁梧，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面部没有一丝皱纹，感觉到他身上透着一股睿智之气，强烈地表现出大将风度和领袖风范。我回到班里以后，跟战友们说了刚才见到毛主席的情形，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幸福。

“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

１９６２年８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另外两名战士在北戴河疗养区部队自己开垦的地里翻红薯蔓。约３点钟，毛主席在通往海滩的马路上散步。当他看到我们在劳动时，就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开始，我们只顾埋头劳动，没有看见毛主席。等发现时，毛主席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了。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翻红薯蔓。当时，毛主席伸出手来要和我们握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伸出手来握一下，可看到自己手上满是泥污，便很理智地缩了回来。主席问：“怎么了？”我说：“我的手太脏了。”主席说：“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见我没回应，他又说：“不握就不握吧。”能看得出，在红薯地劳动的战士们也像我一样激动，脸上都是红彤彤的。这时，我和其他两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大声说：“主席好！”









芙蓉姐姐上演“贵妃跳井”。






　芙蓉姐姐昨日（5月18日）以古装造型出现在北京怀柔一影视基地，据了解此次出镜是为一家“全球500强”企业拍摄广告片。

爱拍照的芙蓉姐姐换上秋香造型来到了影视城自然不会放过大好机会，自创“神枪老太婆、贵妃跳井……”拍不停，把影视城玩了个遍。在处女电影即将上映之际又首次接到了广告大单，芙蓉姐姐的心情已经不言而喻。

芙蓉姐姐表示，“如无意外今年还将接拍一部电影，当然自己不会放弃继续做公益事业，在必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由于保密协议现在只能告诉大家此广告客户是世界500强企业，至于哪个企业大家很快会知道的。”


我们正在排队的时候，毛主席指着警卫团一大队副队长陈长江说：“你叫陈长江，你的名字很好嘛。长江流水滚滚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毛主席风趣的话，逗得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在大家开怀大笑的时候，早已做好准备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咔嗒”一声，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分难忘、珍贵的一瞬间。

“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的一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礼堂看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江青被程砚秋精湛的艺术表演深深打动，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执意要在当天晚上去看望住在西四三条３９号院的程砚秋的夫人果素珍女士（程砚秋已于１９５８年去世）。因那天晚上刮着西北风，下着小雪，气温低，在程先生家谈话的时间较长，室内又没有暖气，只生了一个煤炉取暖，第二天江青就感冒发烧了，几天高烧不退。江青害怕了，说：“我病得太厉害了，和以前的感冒不一样，快不行了。”她叫我立刻打电话报告毛主席，说：“告诉主席，我现在患了重感冒，发高烧。这次我的病情很严重，请主席赶快来看看我，否则就见不到主席了。”

当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报告毛主席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并没有马上来看她。过了一周以后，江青的病基本上好了。此后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才来看她。我们在江青那儿工作的１０名同志，个个激动万分。毛主席说：“你们辛苦了！”大家齐声说：“主席辛苦！”我说：“不辛苦。”毛主席说：“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实话实说嘛，辛苦就是辛苦。”我是江青处的党支部书记，站在最前面，毛主席首先与我握手，并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回答道：“我叫杨银禄。”毛主席又问：“是哪几个字啊？”我说：“是木易杨，银行的银，福禄祯祥的禄。”毛主席诙谐地说：“你的名字不错嘛，既有银子，又有俸禄，钱用不完呀。”他接着又问：“你是哪里人呀？”我回答：“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定县。”他略有所思，高兴地说：“定县，定县我去过。定县大啊，人口多啊，交通又方便，有希望啊，可惜现在乱了点。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总而言之，定县是大有希望的。”

毛主席跟我交谈以后，又热情地依次同其他工作人员握手。毛主席同大家握手时，同志们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握手后，毛主席便由护士周淑英引导去了江青的办公室。江青住在二楼，楼层很高，那时主席已是７５岁的高龄了，但不用别人搀扶就上去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江青把毛主席送到了一层大厅。江青指着我介绍说：“他就是我的秘书小杨。”毛主席把手一挥，说：“不用你介绍了，我们早就认识了。”接着，毛主席拉着长声说：“他叫杨----银----禄。”江青说：“主席说得对。”然后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毛主席说：“一个多小时以前认识的。 ”毛主席说完，走出楼房，向我们挥了挥手，坐上汽车走了。我们望着远去的汽车，心潮起伏，幸福万分。

“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

１９６９年９月的一天，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着“请杨英路同志面呈毛主席亲启”的字样，落款：“江青托”。叫我亲自送给毛主席。

我的名字本来叫杨银禄，为什么改为“杨英路”了呢？说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党的九大前后，江青突然心血来潮，到处给工作人员改名字，包括钓鱼台和人民大会堂不下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先后都给改了，我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江青这样对我说：“银禄这个名字太封建了。你的父亲满脑子不是银子就是钱，一点革命的气味都没有，狭隘的小农经济意识。我不喜欢你这个名字，我给你改个名字吧。”我说：“我的名字叫了很多年了，不用改了。”江青说：“你的名字不好，要改。”江青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就用你名字的谐音，叫杨英路吧，意思就是走英雄的道路。”她看了我一眼，不知有没有看出我脸上的反应，我想我当时的脸色可能不怎么好看。但江青还是说：“就这样定了！”当时江青以反封建思想自居，如果不同意她的意见，她一定会不高兴。不能因小失大，因而我也不好再解释什么。这样，我的名字就由杨银禄改成了“杨英路”。从此，她凡是让我给中央领导送文件或信件时，信封上就总是写着：“请杨英路面送×××亲启”的字样，“杨英路”这个名字也就逐渐在中央领导层中叫开了。

我接过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信，经电话询问，知道毛主席住在人民大会堂，就立即乘车去了那里。

在人民大会堂，我找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把信递给了他，请他交给毛主席。徐业夫看了一下信封，对我说：“小杨，江青同志让你面呈主席，你就亲自交给主席吧。不然，她问起你是亲自交的，还是叫别人交的，你怎么回答呢？她这个人疑心很大，还是你亲自交给主席好。”

徐业夫进去报告毛主席以后，出来对我说：“主席让你进去。”

我进入主席的办公室，看到毛主席坐在大厅中间背北面南的沙发上看文件。

他听到脚步声，就说：“小杨来了，定县人来了。你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吧？”距离上次与我谈话的时间快一年了，毛主席现在还记得那次谈话的内容，这让我十分惊奇。我说：“党的九大以后，我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请主席放心。”毛主席说：“只有形势稳定了，经济才能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毛主席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你们定县发展经济有很多有利条件，除了面积大、人口多、交通方便以外，还有两条，那就是地处华北大平原，距离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很近，工农业生产搞不好没有任何道理嘛！我希望你们定县有较快的发展。”我说：“谢谢主席对我们家乡的关心和厚爱。”毛主席说：“谢什么，谁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嘛，谁都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嘛。”

毛主席还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

毛主席问：“你今天来干什么呀？”我说：“主席，江青同志叫我给您送一封信。”毛主席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给我。”

毛主席接过信看了看，又端详着看了我一眼，问道：“你不是叫杨银禄吗？现在怎么又叫杨英路了呢？”毛主席的记忆力真好，快一年没见面了，还记得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回答说：“我的名字是江青同志给我改的。”

毛主席没有再问什么，笑了笑对我说：“说句北京话----劳驾，请你把信封给我拆开。”说着就把信递给了我。

我接过信，用指甲把钉书钉抠掉，然后又把信递给毛主席。

毛主席端详着信封问：“你不用剪刀，是用什么东西把钉书钉搞掉的呀？”我回答：“是用指甲抠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