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哪里饿死人最多？（100%转贴！！！）

苦日子年代，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从绝对数量上说，第一是四川，第二是安徽，第三是湖南，第四是山东，第五是河南，第六是湖北。。。。。。

许多人认为当年河南放卫星最猛，信阳事件最惨，影响最大，想当然地在著作中提出河南人口死亡数量最大。

其实不然。因为信阳事件在1960年10月，已经在中共中央最高层全面皆知了，700多万人口，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4月，饿死、饥饿致病死107万，打死8万（农民不堪饥饿偷公社的青苗被干部打死），上层哗然。中央从外地紧急调粮食到河南，而且此后至1963年，河南一直是粮食调入大于调出，故人口死亡不是最惨烈。当然，如果信阳事件不是及时暴露，可以肯定，河南死亡大概不会在四川之下！

湖南因为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故乡，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又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主犯之一，因此，庐山会议后省委改组，王任重向毛泽东推荐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出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到任后，大搞“反右倾、反瞒产”运动，湖南的粮食大批外调，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至文革中，湖南造反派一喊出“打倒张平化！”极得人心。


安徽是曾希圣当省委书记，死人不少！学生就有不少人变成了孤儿。


以上来自余习广的凤凰博客。


最惨的是四川。

四川为什么最惨？除了李井泉的大跃进浮夸风令人发指，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些中央的大爷，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等，完全不把四川人当人看。四川在抗战时期就为中华民国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作出最杰出的贡献，到了60年代初，再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最惨重的代价作出最杰出的贡献。

关于这一点，现在的人知之甚少，因为中央从不宣传，也不敢宣传。

信阳死那么多人，完全是当地干部咎由自取，包括整个河南在内，都是干部无耻造成的，但是，有人救他们，救命恩人就是四川人，不救会死更多。北京上海等不能粮食自足的大城市的救命恩人更是四川人。




下面这段惨烈的文字依然来自余习广的博客：


经过大饥荒血的教训，1960年夏收和秋收之际的中国农民，在偷青保命后，学会了“瞒产私分”。而中共中央在为了缓和城市粮荒的同时，还在不顾人命地提高粮食及农副产品的出口量。1960年夏秋，政府和农民展开了粮食争夺战。当然，失败方无疑是农民，付出的代价，只能是更多的生命！

中央当时要求四川紧急外调粮食的立场和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四川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四川大量往外调粮是1959、1960、1961年这几年。这正是四川粮食产量连年大减产之机，但外调粮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49亿斤，比1958年的39亿6000万斤增长23.3%；1960年外调68亿4000万斤，比1959年又增长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30亿5400万斤，增长一倍多。

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对为调粮叫苦的四川李井泉领导人说过，现在全国形势如此紧张，要饿死人，也只能死四川人，而不能死北京、上海人。如果那样的话，国际影响太大了。《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在四川省县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发言记录》。这话在四川省高级干部流传中演绎成为口头禅：人死在四川的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的大街上强。

结果，四川人民在这场大饥荒中，以官方出版物所载的1959年、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30.26‰和22.32‰，且最终以付出1250万人的惨痛代价，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祭品。《1950年～1963年四川人口及自然变动》,《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1960年,全国粮食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而当年的粮食征购量高达1024亿斤，占产量的35.49%。1961年产粮2950亿斤，征购 809亿斤，占产量的27.424%。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如此大灾之际，1960年的出口量，竟然达到53亿斤，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按当年中央确认的人均360斤保命粮计算，可使1亿4722多万农民免于饥饿和死亡。



（管理员再删是孙子，历史考证要讲事实，不能想删就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