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在车公庄附近的一座普通居民楼里，采访了曾为毛泽东作过保健医生的王鹤滨。王鹤滨也算是解放后毛的第一任私人医生，他所经历的都是50年代早期的事情。那段时间，毛泽东的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应该过着还算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王鹤滨对那段生活的回忆，有很多这方面的细节；比起后来很多人经历的那种腥风细雨，他的回忆倒显得明朗。那时的毛，为毛岸青的发病而苦恼，也显得更温情一些。
可惜，这篇文章因为“涉及国家重要领导人物”，按规定必须送审。快两个月过去了，如今仍石沉大海，也不知压在何方神圣的桌子底下了。最近看到毛岸青去世的新闻，想起了去年采访的一些旧闻。
又及：王鹤滨的记忆力非常好，记得采访中还谈到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志绥，他曾经的同事。可惜有点欲言又止的感觉。
（以下为王鹤滨谈的有关毛岸青的内容）
我第一次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是在1946年。那是初夏的一天，中央门诊部组织医生和护士到杨家岭，为刚从盛世才监狱里放出来的同志检查身体。走到村口时，我远远地看到树荫底下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都穿着紧身的西服、戴着顶黑色的礼帽，这身装束在当时显得极为特殊。我好奇地问护士，这两人是谁。护士说，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肤色白一些、方脸盘的是毛岸英，黑一点的、鸭蛋脸的是毛岸青。他们不久前刚从苏联回来。
1946年秋，由于胡宗南占领了延安，中央机关转移到山西临县。1947年2月，过春节，大家组织开联欢会。毛岸英和孙维世搭档跳舞，孙维世嘴有些大，但长得很漂亮。岸英会表演俄罗斯传统的男青年，蹲下、跳起来、伸出腿，在广场的空地上，孙维世比较活泼奔放，毛岸英相比较有些羞涩。晚上，在广场上借着星光，把手一举，跳起踢踏舞，那是我们第一次看俄罗斯舞蹈，都很羡慕这对年轻人，毛主席看得也很高兴。
毛岸青到了北京后，我与他接触也多了起来。他比岸英回去的次数多，岸青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好多大块文章都是他翻译的，带他的老师是延安时期的一位俄语专家。但那位专家发现岸青的情绪不太好。后来可能因为专家把毛岸青的名字划掉独自领了稿费，岸青的情绪受到刺激，病情加重。那位专家后来被留党察看，扫大街。
毛岸青只比哥哥小1岁。有一次我在主席那工作结束后，刚要离开，主席把一个大信封递给我，语气低沉地说：“王医生，你拿去研究分析吧！”我把鼓鼓的大信封拿回宿舍，原来是岸青写给父亲的信，信中详细地叙述他的思想活动，描述着他脑子里有一个“小家伙”，他时而与这个“小家伙”作各种斗争，时而又与“小家伙”和好，谈谈笑笑。看那封信纸已被揉搓的样子，说明主席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次了。我的心情也沉重起来。
岸青的病情加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总是想往湖里跳。我跟他谈，他说：“我脑袋里有个小家伙，我一走到湖边，他就跟我说：‘下去，下去！’他总叫我，我嫌他烦，让我跳我就跳吧！” 以后他一出门，就有两个身高马大的卫士跟着他。我向主席汇报，他说：“那怎么办？”岸青的病情后来又有些恶化，他见了我也不理睬，完全像看陌生人一样，我知道，他是完全被“小家伙”控制了。
过了一段时间，主席问我：“岸青的病怎么样了？”我如实汇报，并建议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听了我的话，主席沉吟了半天后说：“王医生，我本来不想为了自己的儿子，麻烦苏联政府……我再考虑一下吧！”后来，主席还是决定把岸青送到苏联治疗。
1954年11月，经主席同意，我来到苏联莫斯科留学。当时毛岸青住在克林姆林宫医院，我请使馆一体位同志带我去医院看他。岸青住在一个大单间里，这里条件不错，没有精神病院通常有的栏杆和铁窗之类的，我到了后，苏联医生用俄语大声喊：“郭良（岸青在苏联时用的名字），你的中国朋友来看你来了！”
我进了屋，岸青正在凳子上用彩色铅笔画一朵花。我说：“岸青，我来看你，你认识我吗？”
“认识，你是王医生。”他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我问岸青最近怎么样，他告诉我，那个“小家伙”还在他脑子里捣乱，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没有他又觉得很寂寞。岸青的状态比在国内时好多很，已无狂躁的表现，但尚未达到生活自理的程度。
我希望岸青能给主席写封信，然后我连同那幅画，一起寄给主席。岸青很快画完了那些小花，但没有写信，看来还没有恢复到那种程度。回到大使馆后，我把见面的情况、岸青的病情写了封信给主席，信里装上岸青的画，请使馆转交，后来收到了江青的回信，表示感谢。
我从苏联留学回来，1958年6月，苏联一个医生和护士专门护送毛岸青回国，保健局长史书翰要我陪苏联专家，后来我们与苏联专家一起将岸青送到大连疗养。我后来听说他和邵华结了婚。他比我大1岁，后来的很多场合我又见过岸青，但他不怎么说话。
我记得王鹤滨还提过，毛岸青不犯病的时候，完全像个正常人，所以看管他的小护士有的跟他发生了恋情，不相信他有病。出于某些考虑，在把成正文时还是不得不舍弃了诸如此类的一些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