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求证,首要便是求凿凿之据,据立则证立;凡事求解,首要便是求解决之计,计成则事成。无证便四处讨依据,难解便四处寻合计。可一旦盲目依据,糊涂合计,其结果就谬以千里,败事有余了。
武帝晚年多疑,历经阿娇的“蛊惑事件”后,以为身边人人懂得“蛊道祝诅”,便让宠臣江充追根究底,导致多人被冤杀。江充与太子刘据不和,怕将来太子继位后会对他不利,决定乘此机会先下手为强。江充到太子宫掘蛊,掘出桐木做的人偶。太子与少傅石德谋。石德怕累及自身,建议太子越权行事。太子便诱杀了江充。江充的助手苏文逃到武帝处,谎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武帝大怒,令丞相率兵平乱。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终被捕杀。后来武帝不甚相信巫蛊之事,知道太子本无反心,后悔不迭,诛苏文族江充,“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历史读来令人唏嘘。武帝纵横捭阖,何等的雄材大略,竟一时听信谗言,认定太子谋反,伐而诛之。谋反之事,证都不证,谁怜他日后后悔呢?曾被武帝誉为“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的刘据,临事毛糙轻进,轻用石德计,乱了大局也赔上了性命。小人作乱固然是祸起之源,当事者偏听偏信或冒失乱计,终致结局不堪收拾无可挽回,又何尝不是悲剧的根本。
李斯相秦,功过有半但忧国之心可鉴。二世靡于淫乐,受赵高惑言终日不朝。李斯屡屡求见不得。赵高谓曰:“请为君候上间语君。”是说一旦看他空闲,我喊你你就赶快来见。李斯还感激涕零信以为真。哪知赵高总是瞅准二世在玩乐的兴头上,唤李斯过来求见。如此再三,二世怒不可遏,觉得李斯存心跟他作对,找个理由便将李斯治罪下狱。李斯案治于赵高,狱中给二世陈书自辩自然过不了赵高的手。李斯被屈打成招,干巴巴地等着二世派人来复查鸣冤。赵高遣门客“诈为御史、谒者”,一旦李斯翻供就狠狠教训他一顿。等二世真的派人来复查,李斯还以为是赵高的门客,连真话都不敢说了。二世定案,把李斯腰斩咸阳且夷三族,还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日后赵高逼死二世的时候,糊涂的秦二世仰天长叹却都为时太晚了。
世事弄人。而世事都是世人之事,到底还是世人弄人。象赵高这么老到的阴谋家,也算一等一的人才,把秦二世这一等一的蠢材玩弄于股掌之上,又通过二世把李斯这一等一的相才弄得家破人亡。如果李斯不轻信赵高,排除万难跟二世互通有无;而二世也不轻信赵高,亲力亲为替这千古一相查有实据;那赵高再阴谋,又怎会有发挥的舞台?
上兵伐谋,国人古来就有自己的斗争哲学。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遇事则谋,遇人则斗,才有了世间无尽的纷争和乱象。举凡斗争,多是想着赢的。举凡想赢,多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立据求证,以计成事,也终归因利害起,为利害终。古往今来因利而斗者,最后笑看风云的能有几人?而那些以利而肥者,或将是下一个利斗中的牺牲品,又未尝可知。求证与求解,不过都是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罢了。
凡事有真伪者、得失者,必有小人。成事则小人之过,败事则小人之功。往往小人不是利害的源头,却是利害的相关;不是争利的对手,却是争利的帮手。于是成败的关键,不是与对手斗,而是与小人斗。求证与求计如果求到了小人那里,横尸荒野便是迟早的事了。小心求证求解都未必得利,何况不证不解。等与对手杀得血流成河片甲无归的时候,洋洋得意过来收尸的便是小人。然而到这时才惊觉恍悟,悔不当初,那就太晚了。世如赵高、江充之流的高手虽然了了,善于零敲碎打的那些小人们其能量却还是惊人的。
今天看昨天,历史有时候简单得只余下由许多事件组成的个个结点。时光忘却了所有乏味的细节,只留下了最精彩的那一幕幕瞬间。今人看古人,他们之所以留得下影像,都不过演绎了那些还经得起回味的悲喜剧,他们曾人人是导演,人人是演员。如同别人看自己,我们也不过是自己故事的组成元素罢了,如果没有留下精彩,便淹没在千万个平凡的故事中从此悄无声息。我们不可能有如武帝、刘据、李斯、胡亥那样的显赫人生,却可以在小心求证和精心求解中,生活得比他们更睿智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