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保留50 年的子弹头
作者：蒋任南
无名高地变成有名高地
朝鲜“老秃山”战斗，是继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后我军取得的又一次较大的胜利。这次战斗共歼敌2700 余名，配合其它战役，粉碎了美李军队及仆从国军队发动的1953年的夏季攻势，为
“老秃山”，原名为“上浦房东山”，是一个不太高的无名高地。它是一个重要的咽喉军事要地，扼制着朝鲜中线西部和铁源到连川的交通要道。开战时，美军所谓的精锐部队步兵第7师就安排兵力驻守在这里。师长特鲁多曾吹嘘说：“上浦房东山是固若金汤的阵地。”为了拔掉这颗“钉子”，为朝鲜停战谈判打下政治基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 大队，在英雄营营长郝忠云的带领下，仅4 分钟就突破了敌前沿阵地，一个小时就全歼美国侵略者及仆从军共400余名，打了一个漂亮的突击战。
敌人前沿阵地失守，整个上浦房东山皆被我军占领。美国侵略军并不甘心于失败，于是又以数十架的飞机和上百门的大炮进行狂轰滥炸，把个上浦房东山阵地上所有的工事隐体摧毁得荡然无存。这里已看不到一根草木，青石变成粉末，黄土山变成了黑土山，到处是硝烟焦土的味儿，整个山头被削平了厚厚的一层。因此，美国侵略军第8 军军长范弗里特惊呼：这里已变成“老秃山”了。然而，经过三四昼夜的激战，打退了敌数次进攻，这个所谓的“老秃山”，仍牢牢掌握在我英勇的志愿军手中，红旗依然飘扬在“老秃山”山上。后来，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文艺报》 上发表了《 无名高地变成有名高地》 的一篇通讯，文章叙述了我志愿军英雄营长郝忠云率领部队激战“老秃山”的英雄事迹。从此，“老秃山”的名字更加响亮，更加闻名了……
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驻地到阵地前沿约有30余华里路程，凡是能走的道路都被敌人封锁了。敌人不仅从地面封锁，还从空中对地面进行封锁，敌机不但白天死死盯住路口，而且在黑夜里“看守”得更严。夜幕降临时，发射的照明弹一颗接一颗，整夜不灭，一发现目标，就是一阵疯狂的轮番轰炸。桥梁被炸断了，道路被摧毁了，但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是永远摧不毁的、打不烂的。我们扛着上百斤的弹药向“老秃山”进发。当时，我是文工团宣传员，为了激发情绪鼓舞部队士气，大队领导利用我的特长，叫我编了快板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宣传。于是，我抓了一个典型，编了一段快板：“打竹板，响连天，咱把小罗同志表一番。别看小罗同志年纪小，可他的力气不非凡，两箱弹药扛在肩，气不喘来腰不弯，大步流星向前走，一心要把炮弹送前沿。颗颗炮弹从天降，誓叫鬼子坐着‘飞机’升上天。小罗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我们队里的好模范，好模范！”我的话音刚落，前边一个同志也呼喊道：“文干文干听我言，谁是英雄谁好汉，咱和小罗比比看，看谁先登‘老秃山’。”这时，我站在一块石头上，喊起了加油赶路的号子，大家也跟着和着：“同志们啊，哟咳！快快走呀，哟咳！不怕累啊，呀喂子哟！往前赶啊，哟哟！” 轰！轰！前边响起了爆炸声。这时，运输队伍马上停止了前进，并迅速分散隐蔽。我们透过夜色，看到前面不远处有朦胧的一片银白，并伴随着哗哗的水流声响。原来，前面就是驿谷川河了。
驿谷川河流有30 余米宽，约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上级命令我们跑步过桥。在过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原来这里是用4 条粗绳系在两岸然后将木板铺于上面而搭成的浮桥，人踩于上面时，桥立刻没于水中，还在水中直摇晃。4 月的朝鲜，河内仍有浮冰，两条腿被浮冰划过，像刀割般的疼痛。当我们看到英雄的工兵们仍在浮桥上踏着冰水，为我们引路时；当我们想到前沿作战的勇士在浴血奋战，渴望着弹药供应时，我们倾刻忘掉了浮桥的摇摆，忘掉了寒冰刺骨的疼痛，咬着牙，一鼓作气冲过桥去，圆满地把弹药送上了阵地。
接应我们弹药的是志愿军第3大队6连8班。他们介绍说，经过4 个小时的激战，已经是第11 次打退敌人的反扑了。我在硝烟气味中看到8 班阵地前已躺满着一片一片的美国鬼子尸体。8 班战士们说：“美国鬼子守不住‘老秃山’，就再也莫想攻下‘老秃山’啦！”我向战士们表示敬意，紧握着他们的手，问长向短。正在这时，一颗颗重机枪子弹像雨点似的泼过来，我来不及隐蔽，后背像有人猛击了一掌似的，我就昏倒在地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恢复知觉醒过来后，方知我是被文化辅导员唐佑林同志背着我走出阵地的。这时，我渐渐觉得下巴火辣辣的，两耳不停的嗡嗡直叫，一摸下巴，已肿得老高。后背的伤口疼痛难忍，鲜血已浸透了衣裤，他们只好停下来，司号员小吕掏出急救包给我包扎好，封锁地带不能久留，又继续前行，由唐佑林同志把我一直背到前线救护所。前线救护所作了简单的处理后，我从这儿坐上担架送往师救护所。我和唐佑林同志分别时，看他那么辛苦的背着我走了那么远的黑路，很是过意不去，就从口袋里拔出了那支日夜与我相伴的派克金笔送给了他，以示纪念。时至今日，我仍然想念唐佑林同志，可不知他在何方。
到达师救护所后，经医生检查，子弹已随着血液的流动走了路，从背上前移到了腮部。事不宜迟，医生们决定对我施行手术。打完麻药后，趁我还清醒时，医生笑着对我说：“小伙子，马克思不让你去报到啊，你看这颗子弹从后脊右侧贯通到腮部就停了下来，如果直通，你就没命了。如果子弹继续行进，你的整个下巴也会没有了。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哈……”麻药渐渐的起作用了，手术开始前，我朦朦胧胧的听见医生对旁边的助手说：“这颗子弹虽然存于腮部，但必须从颈部这儿开刀，因为，在腮部开刀的话，如果留下了伤疤痕岂不就破坏了面容，小伙子就不漂亮啦，姑娘们可就不喜欢他啦。如果把子弹从颈部取出来，虽有疤痕，但有衣领遮盖，谁能看得出来呢？将来小伙子找老婆可就好找啰……”我听到医生这样关心我们战士，激动得热泪在眼眶里打转。医生们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优良的医德作风使我终身难忘。
手术很成功，“当”的一声，子弹取出来了，放在盘子里。我清醒过来后，子弹头经过护士的清洗，医生将它亲手交给我说：“小伙子，把这颗子弹头拿去报仇吧！”医生的话，让我激荡不已，我接过子弹头，用布包好揣于衣袋中。
下了手术台，我又坐上了担架，然后准备抬上汽车送往后方医院养伤。从救护所到公路还有一段距离，谁知，起程时，来抬担架的竟是朝鲜老乡。其中，有一位照顾伤员的大嫂，走到担架前给我掖了一掖被子，她看见我，用手电照了照，居然用中国话说：“这不是薛道木吗（道木即同志的意思）? ”原来，她是朝鲜青龙里的妇女委员长（即妇女主任），她叫朴英顺。我在团政治处当文化宣传干事时，曾领着宣传队员们和朝鲜老乡开过军民联欢会。她能歌善舞，表演节目水平很高。记得是在那次晚会上，她即将登台演出时，突然得到消息，她爱人在战斗中牺牲了。她悲痛欲绝，泪流满面。我告诉她不要上台演出了。她坚忍住痛苦，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我说：“薛道木，我的亲人虽然死了，是件很悲痛的事，但我有这么多的亲人（她用手指着参加晚会的志愿军战士）会给我报仇，志愿军浴血奋战，我要慰问他们！”说着，抹干眼泪，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上舞台，高声唱起了《金日成之歌》 和跳起了欢快的朝鲜舞蹈。她的歌，音质柔美，圆润清亮，犹如大森林里流出一股清亮的甘泉，沁入人们的心田，诱人神往那奇妙的境地；同时，她的歌声又是那么的鼓舞人心，犹如战场上吹响的进军号角，在战士们的心中激动不已。她的舞，是跳得那样优美，又有谁能看得出她内心那深切的痛楚呢？
我静静地躺在担架上，脑子里急速的回忆着往事。她轻轻地给我被子角里放了两个苹果。我赶紧说：“高玛斯米达，高码斯米达（意为谢谢）! ”
我们4 名伤员坐着担架来到了公路边，然后上了嘎斯汽车，朝鲜老乡挥手与我们告别。我们被送往后方总医院，车行没有多久，伤口的麻药开始失效了，再加上汽车的颠簸，伤口开始疼痛起来。尽管车厢里铺着厚厚的稻草和棉被及军毯，此时也不管用了。渐渐地，腰部像撕裂般的疼痛，我的额头冒起豆大的汗珠，我咬着牙强忍着痛，始终不哼出来……
车上有两名陪护的男卫生员，看着我那痛苦样，不时叫司机停下来，给我喂水吃点止痛药。我们的汽车继续前行着，四面八方的防空枪又响了起来。于是，司机把灯光熄灭了继续摸黑前进。敌机来了，随即投下了数十颗照明弹，刺眼眩目的亮光，照亮了夜空，地上任何物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心里想，战场上没有死，难道要牺牲在路上吗？这时，司机从驾驶室窗口探出头来说：“同志们，别着急呀，这不，美国鬼子又给我们在空中挂起电灯照明啦，这样我们正好赶路……”司机幽默的话语，把我们都逗笑了。接着，他又安慰我们说：“请大家忍着点痛，我保证安全地闯出封锁线！”
司机把话讲完，随即加大着油门，汽车像飞一样向前奔驰。这时，飞机发现了目标，俯冲下来，对着我们的汽车又是投弹，又是扫射。我车司机，技术娴熟，沉着应付，在这段曲曲弯弯的山道上，一时急刹车，一时又快速飞跑，一时又巧妙地停在山道弯内，和敌机捉起了迷藏。敌机急于搜寻目标，于是把飞机降至最低高度，如果是白天，我们都会看到飞机驾驶员。敌机俯冲下来，并开始追车扫射，在这紧急关头，我车司机在靠山的弯道内来了一个急刹车，车身险些翻倒。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抬头，发现敌机已撞在山上，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半边天。要不是我们有伤，真会跳起来欢呼。
司机把车停稳当后，走出驾驶室，询问我们：“痛了吧？”说实在的，这突然刹车的那一刹那，我们的伤口真的很疼，但看到司机的机智勇敢和化险为夷，我们早把疼痛忘记得一干二净。在我们的一片赞扬声中，司机笑着说：“你们先别夸我，还是表扬一下美国飞行员吧。你们看，马戏团员有一个蹬里藏身的技巧表演，这下倒好，人家美国飞行员则技术更胜一筹，开着飞机来了个火里钻山的精彩表演，你们说好看不好看呀……”他的一番幽默，把我们大家都给逗乐了。
司机还给我们讲了一些运输线上动人的事迹。他说，美国侵略者凭借空中优势，想尽一切办法妄图切断我们的运输线，他们使用的手段很毒，除用飞机狂轰滥炸外，还在交通线上撒上成千上万吨的“三角钉”和定时炸弹。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中朝人民和军队克服一切困难，在装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用一些土办法把它们的阴谋彻底粉碎了。譬如对空防范，我们组成护路队和防空岗哨，飞机来了就开枪射击，汽车立即把灯光熄灭。如果是平坦之路，我们的司机就凭着熟记路线飞速前进；如果是山路弯道，司机们就和它捉起迷藏，停停走走，敌机奈我不何。饶有兴趣的司机继续告诉我们，护路大军和朝鲜老乡把三角钉扫到一起，把定时炸弹拆开取出炸药，然后用它来锻造锹镐，用炸药打眼爆破，又是美国鬼子给我们送来打坑道的好工具、好原料。司机最后说，有这样的摧不垮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美国侵略者不败才怪呢！
在医院的日子里
三登总医院设立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山区小村庄里。村庄两旁是大山，山上松柏常青，还有许多苹果树。春天来了，村庄后面一棵又一棵的大树挺直着身躯，树上的绿叶像一把大洋伞，覆盖着村庄。村庄北面，就是波涛翻滚的图门江，它和我国的通化地区是一江之隔。那时，朝鲜北部的制空权，基本掌握在我方，敌人很少到这里来骚扰，即便来也是偷偷的转一下就溜了，否则就会被我军飞机或我军地面防空炮火击落或击伤。这样，总医院的伤病员们能安心治疗和休养。
我被转人总医院后，经过医生们的治疗和护士们的精心看护，身体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我住的病室共有4 位伤员，其中有两位伤员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位姓李，一位姓王，另外一位是陈国祥同志。
我们4 人受伤都很奇异。那位负伤的小李左眼睛打进，从后脑勺右侧射出，经抢救而活了过来，不幸的他从此不会说话了。据医生们说，这位小战士是伤了说话神经。小李稍有文化，而且会写一笔漂亮的文字，他用写字和我们交流思想感情。他虽然对美国侵略者怀有满腔的仇恨，但他对生活的前途却一点也不悲观。有一次，他用粉笔在地上写道：“可恶的美国鬼子把我说话的部位打残了，但我还有双手，还有灵活的脑子，我要努力学习文化，我要用写作来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另一位姓王的战友，他很少说话，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负伤的事，我们只知道医生给他在被窝里换药，但不知道他伤在哪里。有一次，医院里宣布回国休养的志愿军名单上有他一个，可他拒绝了，他强烈要求重返前线杀敌。后经医院领导百般劝导多方动员，才勉为其难地登上列车回国休养。后来，医生很痛心地告诉我们：小王战士的生殖器被炮弹片给削去了，他的幸福生活从此被美国侵略者给剥夺了……
同病室负伤的战友陈国祥同志，脑部负了重伤，当时昏迷了三四天，作了3 次手术，共取出来两块碎弹片，才缓过神来。陈国祥国志是四川人，人伍不久就参加了抗美援朝。两人熟悉后，谈起了各自的战斗经历。他兑：“我参加第一次战斗是在1952 年11月12 日，我们的任务是到上浦房东南的一个敌人阵地前沿去侦察敌情。上级要求：根据不同的敌情可采取不同的应付手段，既可进行偷袭，又可进行伏击和反伏击……”陈国祥说话四川口音很浓，但很幽默，他说：“这一次我差点出了洋相。初次参战么，心里还真有点紧张，心脏怦怦直跳。那天，我们正在潜伏中，不知是么子作啥怪，嗓子眼儿痒痒的，老想咳嗽。糟糕，咳出来那就不得了啦，我们都会暴露目标，那我的错误可就大了……”他把话打住，用手作了一个动作，继续说：“我用手使劲地捂住嘴巴，忍着，忍着，强忍着，越忍越想咳，我把口水都吞干了，眼泪都憋出来了。就在这时，情急之际，我突然想起祖国人民送来的一种治疗夜盲症的叫维他命的药，我使劲吞咽了几粒，还真灵，嗓子眼一下就不痒了，止住了想咳嗽的感觉。这时，敌人进人了我们的埋伏圈，我和班长袁俊一跃而起，迅猛地冲下山去，从侧后插到敌人中间，用冲锋枪猛烈扫射，一下撂倒了七八个鬼子。全班战士继续战斗，一下取得了歼敌62 名的好成绩，而我方仅有一名战士负轻伤。这次战斗，我们都立了功，并受到上级通令嘉奖。”他讲完后，我向他鼓掌表示祝贺。我问他：“小陈，那么你是怎样负伤的呢？”他微微一笑，又讲起了“老秃山”战斗的故事……
爆破组的战士，也仿效组长的勇敢行动，一个一个全趴在了铁丝网上，呼喊着同志们踏着他们的肉身冲上去消灭敌人。就这样，发起冲锋的同志们眼里淌着眼泪踏着自己战友的肉身冲过铁丝网，迅速占领了主阵地。连长李志棠在进攻的途中肚子被子弹打伤，肠子流了出来，他以坚强的毅力坚持着，忍痛把肠子塞进肚内，继续指挥部队向15号阵地攻击，拼尽全力呼喊道：“打下15号！打下15号……”在连长和滕明国英雄行为的鼓舞下，“尖刀连”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主峰前进……
陈国祥说，他在前进中不幸中弹了，昏迷后就被送到三登医院来了。随即，他拿出两块铁片在我眼前晃晃了，说：“这就是我在救护所急救手术中取出来的炮弹片片。”我说：“这有多么巧呀，我有一颗子弹头，你有两块炮弹片，我们可以写一篇长长的文章了，题目就叫《一颗子弹头和两块炮弹皮的故事》 吧。”我们都笑了。
在医院里，伤病战友们和睦相处，暖意融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媚，好久都没有出去了，护士长为了我们尽快恢复健康，叫我们到附近活动活动，锻炼一下身体。于是，我和陈国祥和另外病室的两位伤员一同顺着山边向医院门外走去。那两位伤员说：“听说前边不远处有个火车洞，咱们一起去看看好吗？”我和陈国祥点头同意了，尾随其后往山洞走去。我因为腰痛还伴着咳嗽，走得很慢，陈国祥陪着我走在后面。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敌机会来偷袭，有两架“油挑子”（美机F ——80 ）很快地向我们所在的方向飞来。那两位伤员腿脚很好，飞快地跑进了山洞。我和陈国祥只好躲藏在山边附近的一个石坎下。这时，只听“轰”的一声，一股浓烟从山洞内冒了出来。原来是敌机发射的燃烧弹射进洞内，熊熊大火吞没了两位伤员，他们永远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了。回到医院，我们两人作了检查，不该产生麻痹思想，认为是大后方就放松警惕性。这一血的教训，我和陈国祥终身难忘。
我由于腰伤和经常咳嗽，医院决定把我转回国内治疗和休养，于是，我和陈国祥分开了。
战友重逢
我在吉林省通化解放军陆军第31 医院第一所，休息三四个月后，朝鲜停战了，消息传来，医院一片欢腾。经院方批准，我于9 月份回老家探了亲，然后于1953 年11月又返回朝鲜，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部队。部队回国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任俱乐部主任，除负责全团群众文化活动外，我还兼管全团驻军的家属工作。这时，我认识了还没有和战友陈国祥结婚的小卢姑娘。1962 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之机，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我申请到前线参战，团首长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把我调到团卫生队当政治指导员，一直到转业。
1970年7月的一天，我在资兴县城街上散步，看见一对中年男女也在散步，离我相距不远。男的说：“听说县一中调来一个主任是姓薛，说不定我还认识呢，有人说他是一个转业干部……”女的随即附和道：“姓薛？这个姓我也很熟啊，可是天底下姓薛的多呀……”这时，女的抬了一下头，我看清楚了，这不是我们在桂林时团长家的保姆吗？我试探着大胆地喊了一声：“小卢！”她听到喊她，她啊一声，惊讶道：“这不是薛主任吗？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陈……”她的话还未说完，我和陈国祥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然后激动得拥抱在一起。我们笑着，互相用拳头轻轻地捶着对方的肩膀，相互戏谑道：“怎么，还没死？还活着？”再一次拥抱，激动的泪水流了出来。
从此，我们关系密切，离退休后还经常往来走访，无话不谈。两人在一起，总是把一颗子弹头和两块炮弹皮拿出来“欣赏”。如今，经过CT扫描，陈国祥有碎弹片嵌在脑内深部。我们谈起当年在朝鲜参战，特别是“老秃山”的战斗情景，回忆当年在三登总医院相处的一些事情，仍然激动不已。如今，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迅猛，国防强大，我们作为一名为世界和平负过伤的老兵，感到由衷的欣慰！日子越过越好，但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世界上还有搞“强权政治”的霸权主义者，别忘了历史上外国强盗火烧北京“圆明园”留下的断垣残壁，别忘了卢沟桥上留下的侵略者的弹痕。曾记否，“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耻辱牌曾经堂而皇之地挂在上海的租界地。这些都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掉的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