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大爷在微黄的阳光里仰着脸眯着眼，说：“玛瑞安妈妈还要过会儿才回来。”九月的阳光，在下午四点的山区，温度恰恰好。他坐在门廊上的藤椅上，轻颤着手点上烟，说：“我们有时间。”
克西娅开始做问卷，我把录音机打开，然后百无聊赖地开始东张西望。门廊和窗台上斑驳的白漆下面露出陈旧的木头。从破了洞的纱门望进去，昏暗的客厅里正对着门摆着一台老电视机。电视开着，可能是因为没有有线的缘故，画面跳动不定。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访问，我有些倦了。
“她回来了！”莫里森大爷坐起来，把还没有抽完的烟头扔过门廊的扶拦：“姑娘们，可别说啊。”一辆风尘仆仆的匹卡在泥土飞扬的车道上停了下来。莫里森大爷迎过去，先给玛瑞安一个拥抱，然后绕到另一边，把车门拉开，夸张地叫道：“我的大小伙子在哪儿啊？”他从车里抱出来一个咯咯笑着的小男孩。玛瑞安走过来，说：“怎么也不让客人进屋里坐？”莫里森大爷说：“哦，她们是从雅典城来做那个什么调查的大学生。”克西娅忙说：“我们就快好了。”玛瑞安依然说：“来，进屋。”她正要进门，突然转头看着莫里森大爷，声音尖了上去，圆脸拉了下来：“佛雷德。莫里森，你又抽烟了。”莫里森大爷一付无辜委屈样：“没有啊。”还是克西娅反应快：“不好意思，是我，是我。”
坐在客厅里，克西娅和莫里森大爷继续做问卷，玛瑞安给每个人端来饮料和饼干，然后在我身边坐下，大声抱怨说：“佛雷德总不听话。医生叫他不要抽烟，他就偷着抽，跟个小孩子一样。”玛瑞安又说起看医生的不便：“得开二十多英里才到那个小诊所，他要咳嗽喘得厉害了，就只得开一个多小时去雅典城里的医院。”我的眼光落在沙发上。看得出来玛瑞安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女人。旧得厉害的沙发上盖着手织的网巾，倒还看得过去；只是人坐上去一下子就到了底，不太舒服。我抬眼触到玛瑞安的眼光，有些不自在，忙说：“你孙子可真可爱！”玛瑞安看着在电视机前转着频道玩的男孩子，笑了：“你是说罗比？他可不是我的孙子。他是我的曾孙子。”她头上浅棕的头发已经被白发侵蚀了大半，可是玛瑞安瘦小的身体给人的印象是精力无限，和我想像中的曾祖母是不搭界的。“啊，在我们中国，你可以说是四世同堂，有福气的。”
玛瑞安想了想，说：“福气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不过我家四世可不同堂。罗比的妈妈生下他就跑了。我女儿在雅典城上班，罗比的爸爸又在这里和查尔斯顿之间跑来跑去打工，罗比基本上就是我和佛雷德帮着带大的。去年他妈妈回来和我们打抚养权官司，结果现在罗比一周在我们这里四天，在他外婆那里三天。”我听得出了神：“那他妈妈？”玛瑞安鼻子里出了口气：“她，又跑了。”她语气稍微软下来说：“她有毒瘾，戒了好几次，也没成。”
克西娅转过头说：“我们做完了。”玛瑞安收拾杯子盘子，我帮她端到厨房里。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我能看得出灶台和冰箱都很老了。玛瑞安把杯盘放进水池里。“我来帮你洗！”我说，看出她没有洗碗机。“不用不用，”她把我赶到客厅里。克西娅和莫里森大爷正谈得欢。“早上大伙儿准点地出门，一溜儿坐上班车上矿区，下午再一起回来，热饭热菜等着，晚上都去镇上那个酒吧。我还是单身小伙子的时候，玩得过头。。。”玛瑞安正好出来，哈了一声，说：“又吹牛？下面该说有多少姑娘围着你转了。”莫里森大爷嘻嘻一笑：“我还不是围着你转？”老两口打情骂俏着，我和克西娅就站起来告辞了。
克西娅倒着车，我把手伸出车窗，向站在门口的莫里森一家挥别。我们开上了穿过小镇的柏油路，克西娅小心地回避着路面的坑坑洼洼。我看到从早上起就在路边修漏水的下水道的爱德还在埋头干活。克西娅停了车。“拜拜，爱德！”我冲着他大叫着。爱德是小镇的镇长兼维修员，也是我们这次调查的联络人。爱德抬头站起来，在飞扬的尘土中走到车边：“这该死的下水道，明天非逼着水电公司的人来修不可。你们要回去了？”“恩，我们的问卷都做完了。”爱德欲言又止，拍了拍车门，说：“开车小心！”我看着他晒得黑红的脸，有些不忍地说：“谢谢你，爱德，谢谢你做的一切。”他笑笑，挥手道别。
我看着他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的身影，对克西娅说：“真希望我们能做些什么。”克西娅瞄了我一眼，说：“这不过是个课堂作业。给他们虚假的希望还不如不给他们希望呢。”“可是，这不杰西。杰克逊把阿巴拉契亚的贫困区提到全国大选的日程上了吗？”“那又怎么样呢？把咱们的问卷结果寄给他的办公室？政客的话你也信？”我知道她的潜台词是“你怎么那么天真”，便不说话——我对美国的政治是一窍不通。克西娅可能也觉得自己的语气太硬，缓了缓说：“阿巴拉契亚的问题，不是一两个政客在CNN上讲讲就可以解决的。象莫里森大爷，大半辈子在煤矿上做，得了黑肺病，身体都毁了，可是还向往矿场关闭前的好日子。你也看到了，镇上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年轻人都往大城市里跑。这里多年平顶开矿把山毁了，没有农业，没有工业，没有基础建设，没有现代生活的设施，和第三世界可能也差不多吧。”我暗地里想，哦，你是没有见过真正第三世界的贫困，差的远了。不过在美国，可能对比比较强烈罢了。
到雅典镇时天色已经开始转暗了。我们顺着西联街开进主街，突然看到许多穿着黑西装的大汉，在这个小大学城的街道上显得及其突兀。克西娅呀了一声，说：“明天希拉里。克林顿要来给她老公助选。”“那你去不去看？要不要咱们早点去占个好位子？”她摇了摇头：“我从不投票。如果这个制度不改变，我是不会参与的。”“可是你不参与又怎么能改变这个制度呢？”我还残存有多年前参加学运的民主热情。克西娅把车停在我住的小楼门前的车道上，她的脸在暮色里严肃得有些忧伤：“你知道六十年代在伯明翰的黑人教堂爆炸案吗？“我点头。那次三K党的行动炸死了四个黑人小女孩，而克西娅是在伯明翰长大的非裔和法裔的混血儿。“我那时候还小，每天晚上不敢睡觉，不停地做恶梦。那几个三K党帮凶一直逍遥法外。如果这个政府不能保护我，那它就不是我的政府。”她身子靠在椅背上，很疲倦的样子。
我和克西娅挥手再见。山间傍晚的风凉爽宜人，我站在车道上，想起当我问克西娅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时，她说：“我也不清楚，可能是革命吧？”她有些倦怠而自嘲地笑了。革命？我对自己摇了摇头，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两个社会的边缘。而做边缘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做选择，而且不需要对自己的不作为向自己和别人解释。这个阿巴拉契亚的问卷调查，真的就只是一个课堂作业罢了。而我知道我和克西娅会得A的。
这是我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在阿巴拉契亚拍的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他的脸容因贫困而早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