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听说温州在闹“资本主义复辟”，觉得挺新奇，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温州看看那儿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复辟的，就匆匆出国了。
在国外，也听到、看到了温州人的能耐：温州皮鞋、皮包在法国风行的盛况；温州人开的餐馆，商店遍及世界各地；现在温州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有名了。
在国外，与国人的交往也不少，工作上的，生活中的，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只是在繁忙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新认识的国人日益增多，旧日的那些我以为已经淡如水去了的交情，记忆也已模糊不清面孔，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快忘记了人们，却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他们特有的方式给我带来了亲切的问候，让我感到人间情义的温馨，可贵。细查查这些问候我的人们，多半都是出身温州，有的现在也还在温州。
举两个例子来说说：
小傅是温州丽水人，是在我居住的镇子上的一家中餐馆认识的。第一次去他的餐馆，是我当时的头头托马斯带着我们的中国客人去他的中餐馆用餐，他热情周到的接待，以及美味的菜肴，给我和每个客人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后，我也常带着客人，不论是不是中国人，去他的餐馆用餐，也常同自己的家人去他的餐馆吃饭。父亲来我这里帮我带孩子的时候，听不懂德文，平时我们上班不在家，也只有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外孙陪着他，也没有个能说话的人，小傅就成了父亲的好友。一次，小傅招待父亲去他家做客，父亲甚至醉倒在小傅家里，小傅不得不打电话来告诉我，父亲不得不在他家过夜了。
父亲回国后，我们跟小傅的关系也没断。他的餐馆生意很兴旺，他也并不满足现状，在经营餐馆之余，他还开起了一家中国物产批发店。开头时，他没什么经验，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入伙，我犹豫来犹豫去终究没下决心，只答应了尽力帮助他，但没入伙。他也不在意，便一个人干了起来，边干边学。小傅很虚心，也很慎重，每每遇到问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便来问问我。
我只能按自己的想法帮他分析情况，由我的经验来给他出出主意。
一次我去国内出差，小傅托我给他家人带去些钱，我满口答应下来。他一下子给了我两万六千欧元的现金！我也壮着胆子硬着头皮把钱带回了国内。--我老公警告我：带这么一笔现金进出国境是犯法的，被查出后，钱会被没收的—好在我幸运，海关的人没查我。我把钱交给他国内的亲戚时，详细地查核了来取钱人的身份。回来后，我便给他指出这种经营方式不合理，应该改进。
小傅是个有自己主心骨的人，并不是我的每个建议他都采纳。他常常跟我谈他自己的计划和打算，我给他一些校正和鼓励，他就很感激了，不论我的这些“助言”对他是否真的有用。毕竟他是在实干的人，我只能是“纸上谈兵”。在他的业务上，我只能给他一些很具体的乃至一些细节上的指点，比如采用计算机（适当的软件）来管理物品，等；大的方向，还是他自己在掌握。如今他发展的很快，餐馆和批发商店的生意都很兴旺，他也是繁忙得很。就是这样忙，他也会常常来电话问候，并邀请我们去他那里做客。而且我们每次去他那里，他都是好酒好菜地款待我们；逢年过节，还一定要送给我父亲礼物。
温州成套机械厂的陈厂长是我在刀片厂工作中认识的。当时我们在上海的合资企业需要一种“锋刃机”。这是一种特殊工作机床，在德国只有一、两个厂家生产，造价昂贵不说，交货期也长。我们在德国的工厂里，有一台这种机器，但德国这里的生产也许要这台机床，不能给上海的合资企业。头头托马斯决定在中国寻找制造厂，在我们的指导下制造这种机器。
经当时合资企业中方领导人的介绍，和我们的对几个有此能力的工厂的各方面的比较，审核，我们选定了温州成套机械厂。
我只是将我们德国工厂里的这台机器的工作情况，以及各个部位的细节作了拍照、录像，给他们解释了一些关键的数据，陈厂长就开始根据这些来制造这种机床了。在设计制造过程中，他们遇到了问题，就来找我，我当然是从大到小，一一予以解决了。
机器生产出来后，经我们的合资公司使用后，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成了他们厂的定型产品。不仅供我们的合资公司使用，我们也推荐给一些我们国内的以及在东南亚的用户使用，反映都不错，他们的产品也出口创汇了！
除了这种机器，我后来又推荐他开发一种手提式的“锋刃器”。他们仿造得也很好，看来销量也很好，因为这“锋刃器”上需要一种特殊的天然油石，为这油石，他找遍了全中国，估计也没找到合乎质量要求的那种，他托我帮他在这里购买过许多，最近又需要很多，只是我已经离开了刀片公司，不方便再为他张罗这事儿了，我只是打听道，这种油石源于美国。
每次与这位陈厂长接触，他都很客气，不论是我去他那里，还是他来德国，总是要送给我一份他精心选购的礼物。更让人感动的是，他能记住我的家人，每次他去武汉出差，总是要去我母亲那里看望一下，而且是一如既往。前两天与母亲网上视频，母亲告诉我，温州的那位陈厂长又给她送来了上好干大虾！我真是受之有愧。
或许这就是温州人能这样成功地做生意的诀窍：重情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