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蔷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虽然父亲离去已近20年，但提起往事，那样一位真性情的父亲还时时让她沉浸于快乐、忧伤和怀念交织的复杂情感中。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03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
父亲14岁，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 “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她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 ’。”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年秋，父亲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4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1925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里看演出。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他还亲自演戏中男主角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
上演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3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年纪一天天大了，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赶紧就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亲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家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儿”。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
1930年，父亲又带着我们全家来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但不到1岁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到青岛，回到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战爆发，闻听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父亲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6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3个孩子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到达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3个孩子，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台湾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他物。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教书、写文章。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敲门，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直接过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说他知道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为了款待我，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 “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苦事，因为他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台湾、美国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话题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道地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 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烧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是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京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