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刚开始时是１９６６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的“五、一六”统治的发表。此后全国大乱。当时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宽街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正在准备初中考试。我是个好学生，记得那会儿只是认真学习、复习，准备考个北京的一流初中。１９６６年初，“文革”的步伐便紧锣密鼓，“五、一六”后学校基本就不上课了。我当时的想法嘛，有点发傻。
班上有个男生叫刘长鸣。他平日孤傲，不苟言笑，功课一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从不参与班级之间男生的打群架。不知现在的孩子怎么样？那会儿同年级各个班的男孩子们总是相互寻衅，动不动就殴斗，滚到在地上尘土飞扬。大家都站在“自己这头儿”喝五吆六，刘长鸣只是在一边冷笑，从不上手，一脸愤世嫉俗的表情。这让班上的男生们不快。没想到“文革”一来他马上崭露头角。他可真有非凡的煽动力和组织能力，居然成功地组织高年级同学“护校”（大家夜里不回家在校内巡逻，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还挑头贴校长、主任的大字报，并组织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斗，矛头直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另外还有几个老师陪斗。
对刘长鸣的所作所为，我个人觉得诧异。我本人“出身”不好，父亲是“摘帽子右派”，母亲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作为一个孩子，有这种思想负担，真是受残害），所以后来渐渐地就不去学校了，当所谓的“逍遥派”。再以后听说刘长鸣成了宽街小学“造反派”的头儿（他可才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并与其他学校（都是中学）组成跨校“造反派”组织。那些中学生参与了宽街小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夜批斗校长、主任等人。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殴打致死，她的丈夫也被抓来殴打。这汉子忍无可忍，夺过给他剃阴阳头的女孩儿的剪子，照拿女孩儿连轧好几剪子。这还了得？孩子们蜂拥而上，将郭文玉的丈夫当场打死。教导主任吕贞先老太太双手被绳子捆着，绳子另一头拴在一辆平板车上，一个孩子使劲骑，拖着吕贞先跑。没一会儿，已经被殴打折磨得有气无力的老太太就倒地不支，很快死去。
宽街小学还组织了“劳改大队”，附近街道“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都被集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在校的中、小学“红卫兵”，每天就是逼“阶级敌人”卖苦力（宽街小学曾是清将增格林新的纪念祠堂，“文革”初期被“红卫兵”驱赶“阶级敌人”拆毁），动不动就殴打，当时有打死的，多少人不清楚。这一切一切都与刘长鸣有关。但到了１９６７年夏天，刘长鸣因为“出身”问题被“清除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上面”也来追查宽街小学校长、主任死亡事件，刘长鸣“受牵连”理所当然。可是他年纪尚小，被免予刑事处分。记得有一天我到宽街小学去拿琉璃瓦（为养鸽子用），校门口遇上刘长鸣，他还是一脸愤世嫉俗的表情（说实话，他长得很帅，高个儿，浓眉大眼）。他问我是否看到教育局“革委会”的人到学校调查“打死人事件”。那天我确实看到了，就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等着吧，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咬牙切齿地来了一句，头也不回的走了。
此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去年和一些小学同学相互联系上了。问到刘长鸣，有知情者说，刘长鸣没有“上山下乡”，而是回老家插队去了。“改革开放”不久，他勾结老家上上下下的干部弄个什么公司，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可不两年贪污贿赂罪案发，刘长鸣潜逃香港，从此失踪。九十年代初，在香港一次帮派的火并中，已经成为小头目的刘长鸣被击毙。警方查明身份，就是前些年大陆潜逃“失踪”的刘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