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刘、李、邓”在“信阳事件”中的秘密表现

——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曝“信阳事件”真相


朱健国


路宪文的概况


在“大跃进”五十周年来临之际，2007年12月4日至9日，我就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揭露“信阳事件”真相的一篇遗书——《“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全文一万八千余字，未刊稿）真伪问题，专程到信阳地区采访“信阳事件”当事人中的幸存者，经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先生确认，该文为身患癌症的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亲自定稿。

迄今为止，真正作为“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或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由于路宪文当年作为“替罪羊”被判刑，加上北京、郑州和信阳三地的档案馆至今仍不开放“信阳事件”档案，政府部门禁谈“信阳事件”，路宪文的资料成为“信阳事件”中极难查证者之一，网上查不到其照片和生卒年月，知情者记不准确，家属拒绝访问，因此，《“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成为研究路宪文和“信阳事件”重要资料。

从该文参照其它史料，人们可知路宪文的概况：

路宪文，山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48年随“陈谢兵团”南下（归于刘邓大军指挥），1949年任信阳地区商城县县委书记（开始称“政委”），1952年11月6日至1954年6月，任中共信阳地委第二书记，1954年6月代理书记，1958年11月升任第一书记（全称是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60年9月20日因“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经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讨论决定），1962年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定为“反革命报复罪”和“违法乱纪”（同案共22人，包括信阳地区一批县委书记），判刑三年（实为到一农场作调查研究，一天监狱也没呆）；据说1979年路宪文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信阳事件”处理时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结果恢复了12级高干待遇，以行政副厅级任河南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现改名河南省科技学院）。但路宪文仍然要求彻底平反，恢复正厅待遇。据说胡耀邦有批示：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彻底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1）？路宪文一直不服，离休后在女儿路霞和妻子李昕帮助下，多年不断上访喊冤叫屈；于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据河南省科技学院组织部引自“路宪文去世报告”，刘保军提供）。据原信阳地区平舆县县长曹铭2007年12月20日回忆，路宪文一直比较能吹、爱吹。据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作协主席刘康健2007年12月21日说，他对260多名“信阳事件”当事人进行过采访，路宪文当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省委委员的地委书记，他一直迫切想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路宪文在“大跃进”中拼命响应毛泽东、吴芝圃极左路线的主要动力，也是“信阳事件”得以产生的一种人性弱点和权力来源于上级的官场弊端。

路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


在一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一个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一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价值。其特征是：

一、“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

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是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在其问世之前，所有关于“信阳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于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宪文具有双重性，他既是毛泽东、吴芝圃极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积极主动甚至创造性地助纣为虐者，是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150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在信阳地区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进”不是那么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那么“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么多人。

三、在张树藩、余德鸿、路宪文三位亲历者文章出来之前，国内外关于“信阳事件”和“大饥荒”饿死人的分析多集中于经济制度的分析上，如伯恩斯坦的“粮食的过量征购”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伯恩斯坦1984年发表的《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一文被公认是研究“大饥荒”起因的最早文献。伯恩斯坦在文中论述了粮食征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认为粮食的过量征购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如林毅夫1990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报》发表文章，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时的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引起；如杨大利认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饥荒的原凶”。云云。

但是路宪文的“信阳事件”回忆，以毛泽东、李先念、邓小平等在“信阳事件”中的表现的独家史料的叙述，驳倒上述盲人摸象，证明了“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实信息传播受阻，即真话受压，假话畅通。“信阳事件”和全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邓小平等在“信阳事件”中的秘密表现



张树藩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文章的重要贡献，是第一次公开揭露“信阳事件”大量饿死人；余德鸿文章的独到贡献，是第一次说出了“信阳事件”不仅至少饿死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与张树藩、余德鸿文章等人关于“信阳事件”的披露相比，路宪文的回忆则在揭露了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明知“大跃进”造成大量饿死人，仍然要坚持“大跃进”专制，对大量饿死人无所谓。这方面的史料，路宪文回忆了四处：

1、 在已往的史料中，都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在1960年5月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信阳事件”调查组的报告后，才知道河南省和信阳地区大量“非正常死亡”，并立即严肃处理，现在路宪文的回忆驳倒这种说法，路文说——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但并不调查也不追究责任。“1959年春（2月），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没有一句话提及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此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河南省委虽然只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但饿死五千人也是惊天动地的，必然要报告毛。如若此时中央重处当地官员和吴芝圃，必不会有“信阳事件”，而没有“信阳事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英明党中央”，偏偏对河南省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无所谓，继续放任吴芝圃、路宪文以“大跃进”杀人。）

路文又说： “（1960年）5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其实仍在继续）。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吴芝圃）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


2、李先念以前一直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信阳事件”中，但路文说，李先念提出“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饿死率，也是“信阳事件”的责任者之一。 “（1959年）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齐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


3、毛泽东对大量饿死人轻描淡写，使吴芝圃在信阳事件饿死人高峰期仍然在信阳地区逼农民交余粮。路文说：“可是（1960年春节）正月初八，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粮食厅厅长王秉章去找我，说信阳地区外调粮食计划没完成，要抓一下，赶快完成。我说我们已没粮食吃，不能再调了。吴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谈话说：‘宪文同志，粮食调购是中央统一安排，你必须服从，你需要粮食我供给。’会上吴芝圃讲：河南省有灾情，群众生活有困难，我们要自己解决，不向中央开口要粮食。有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实际上是反瞒产），瓜菜代。”1960年3、4月份，吴芝圃又阻止调查死人问题。

“（1960年）3、4月份，吴芝圃要去中央开会，他和宋致和找我谈话说：宪文同志，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我提出死人数字怎样报的问题，他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


“省委常委会上研究要枪决路宪文，征求各地市意见。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说，大家谁也不发言。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我亲自看过讲话稿），共2万人。据省委副书记杨珏讲：在省委讨论杀人问题，大家不好讲，我说杀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别省怎么办，或请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4、刘少奇一直主张严惩“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在河南省委讨论拟定了一个杀2万“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的计划，被毛泽东以“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驳回，邓小平也不赞成严惩“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路文说：“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1960年底）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一下，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


刘邓大军在信阳一带呆过，邓小平此言既是实话，可能暗示“信阳事件”总根子在毛泽东，也可能有为信阳干部念旧情放一马。这就可以解释，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2007年 12 月20日初稿 于深圳 早叫庐，2008年1月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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