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父情节和杀父之仇
木愉
有本书叫《Into the wild》(走向荒原),还拍成了电影,看来很走俏。这本书的主人翁跟父亲严重对立,两人关系到了水火地步。后来,父亲再如何力图改变父子关系,甚至要买车给儿子示好,都于事无补。终于,儿子离家出走,走向阿拉斯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她一直在跟我说,父子关系紧张好像是西方的一个常见现象。我一想,可不是。俄狄浦斯情节的核心就是父子对立。
在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弑父是一个宿命,不以他的主体意志为转移。后来,弗洛伊德把这个现象引入到他的精神分析学中,弑父就跟恋母一道成了一个分析人格发展的重要概念。弑父情节进入古希腊神话乃至弗洛伊德理论,并不是一个偶然。在西方文明中,弑父情节原本就是一个无法磨灭的传统,它广泛而顽强地在西方文明中流传。
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和思想传统中,弑父现象随处可寻。这种描述并非作家自己的子虚乌有,而是有着生活和习俗支撑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很多名人的传记中读到他们跟父亲不睦的篇章。
反观东方,情形却迥然不同。如果说弑父是西方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的话,尊父则是东方人的一种道德规范,一种不能践踏的行为准则。东方虽然也有弑父的现象,但那是以一种单个的倍受谴责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杀父之仇在东方人的眼中,是所有仇恨中是等级最高的一种,不能不报,不报就是不孝,不报甚至罪不容恕。
弑父和尊父情节的后面其实并不是狭隘的父子关系,两者都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反映。父亲在这里代表着一种威权,神圣不可侵犯。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追求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尊父尊上的氛围。社会成员在社会中各得其所,就会相安无事。在西方那里,个人自由是一种理想境界,个人摆脱威权的束缚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和主题。
法国人佩雷菲特所著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中,提到了英国人嘲讽中国人的一段话:“如果一个民族无 法合理地‘杀死’自己的父亲,就永远是长不大的民族。”那是他们站在自己的参照系上,所作出的一个推理。这个“如果”跟那个“就”之间其实并没有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文明之间谁优谁劣,本来是无可比较的,就像鞋没有普适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