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国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冷战中的社会主义盟友(7）

ZT :中国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冷战中的社会主义盟友（7)

这份记录表明，根据苏联与中国之间签订的政府内部的协议约定，设想苏联方面将为中国21个企业及27个个别的车间和工厂提供总价值为96亿卢布的设备并完成工程项目。195156年，苏联方面履行了自己的约定，有26个企业建成投产，31个企业部分建成；此外，17个个别的车间和工厂已经投入生产。苏联各部门须向中国提供85亿卢布的设备；1950－56年期间，有5092名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其中包括工程师、工人、工长等等。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企业都配备了先进的苏联机器，有些是苏联企业也尚未装备的。北京灯泡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厂于1956年开始投入生产。

中国代表在与苏联官员的会见中，强调了苏联援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因此，1958年1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到1959年底，将有450个企业建成投产，其中有57个是苏联援建的，此援建总数以后增至156个。他还指出，实际上，投产企业的数字要比报纸公布的数字多。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方从军事合作一开始就想限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政治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此问题援引苏联大使尤金与刘少奇在1956年10月 30日的一次谈话。刘指出，顾问们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作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对“所工作着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很不了解。一些顾问们的政治性建议有时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根据刘的意见，苏联专家培训各地人员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到了提出他们回国问题的时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策略，稍后即产生了作用。到1957年，苏联专家的人数已减少了三分之一-947人。

4、合作中的一些裂痕

1995年春，俄国的大众媒介发表了几份谈及50年代中苏军事合作的记录材料，。其中有两份看起来最有意思，它们勾勒出了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导弹部队的图景。

第一份材料说的是1959年10月7日，3枚防空导弹在北京上空击毁了一架台湾军队的高速飞机RB－57D。这几枚导弹是由中国的一支特种部队用 C－75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发射的。武器的准备和人员的培训都是由苏联军事顾问进行的。随后在60年代，C－75装制用于越南，它们发射的导弹使美国空军损失了2500架军用飞机。

第二份材料也很有意思。它刊登在1995年5月13日的军方报纸《红星报》上，讲述了苏联军人是怎样在50年代后期帮助中国建立他们自己的导弹部队的。

几名苏联火箭专家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司令员指挥。他们由曾经参加过二战，任副旅长之职的经验丰富的专家亚力山大·萨韦列夫上校率领，他作为使用地地战略导弹作战的总顾问，在中国几乎呆了一年。

萨韦列夫上校领导一支独立的专家小组，该小组直接隶属于帕维尔·巴托夫将军。后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曾是二战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当时是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

萨韦列夫上校虽然正式归巴托夫将军指挥，而且军衔比将军低好几级，但他实际上可以不执行巴托夫将军下达的那些，与他从莫斯科接到的指示不一致的命令。换言之，在星级将军帕维尔·巴托夫面前，萨韦列夫上校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或许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在关于活动半径超过3000公里的战略战术导弹技术不转让给中国这一问题上。而该项技术的转让正是巴托夫将军所一再坚持的，但萨韦列夫上校找到一个机会设法避免了执行这一命令，因为此命令与莫斯科的指令不符。这是上校自己当场作出的决定。上校使命的重要性表现为，他的莫斯科上司是两位导弹部队的指挥官，即炮兵元帅米特罗凡·涅杰林和陆军中将米哈伊尔·尼克尔斯基。这只是许多这类事例中的一个例子，在当时有限的军事合作中，莫斯科将它关注的重点大量放在向中方转让技术材料的“量”的问题上。

1959年秋，萨韦列夫上校抵华数天之后，涅杰林元帅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负责特种装备和火箭技术的代表，并从1959年12月起领导建立了战略导弹部队。萨韦列夫上校从莫斯科获得的援华权力仅限于SS－2和SS－1导弹，这种导弹的总设计师是谢尔盖·科罗廖夫，他是负责设计第一个人造宇宙飞船的富有实践经验的著名学者。

在北京的“导弹小组”由苏霍多尔斯基少校率领，他是卡普斯京亚尔火箭试验地的测试工程师。该小组人员主要负责向此工业项目介绍军事代表，并将建立在中国东北的试验基地转往戈壁滩。萨韦列夫上校对小组的工作进行总指导。

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专业技术培训工作评价很高。“苏联用新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队。还帮助我们掌握这些武器，苏军司令部派出了一名最好的导弹专家来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欢迎萨韦列夫先生的宴会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