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966年7月19日，毛泽东召见国家主席刘少奇时说：“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回合，就是围绕工作组的斗争。

从6月下旬开始的工作组“反干扰运动”逐渐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20多天时间里，北京24所高等院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师生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比例几乎不亚于反右运动。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毛泽东在京的耳目，把上述情况频频传给在杭州的毛泽东。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这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有100多个党，大多数党都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被他们搞得粉碎，何况我们呢？”这段话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去了解毛泽东在分析各种情况之后得出的结论。为此，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返回北京。刘少奇闻讯立即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工作。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里灯光明亮，显然，毛泽东在接待客人。门卫却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早已休息了。刘少奇吃了一记闷棍，怏怏返家。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十分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于毛泽东这些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未及防备，犹如当头一棒，却又摸不着头脑：土地改革不是使用工作组形式吗？“四清” 运动不是使用的工作组形式吗？对刘少奇派工作组作法，毛泽东先回复同意，虽然又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工作组“可以不派吗，乱就乱它一阵。”但是，如果毛泽东回京时，局势真是一片混乱，似乎也不好交待吧！？

毛泽东既然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刘少奇便希望竭尽全力挽回局面。他立即下令工作组刹住“反干扰”，赶快转入“斗黑帮”，王光美所在的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大学都首先执行了。然而，此前由于陈伯达、康生、江青、曹轶欧的煽动，使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能量仍在聚集扩展。为此，刘少奇希望工作组能够体面地逐渐后退，以稳住整个“文化大革命”局势。

此时，毛泽东利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学生中继续频繁活动，以便在工作组问题上，制造群众与刘少奇更严重的对立。

7月21日，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着的蒯大富，表示了对他反工作组行动的支持。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前一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工作作了更明确的表态。毛泽东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对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对待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则指出：改变派工作组的方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刘少奇没能理解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含义，还想在工作组问题上持保留意见。为此，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问题的看法，认为工作组大部分是好的，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毛泽东知道刘少奇对待工作组的态度后，决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组进一步与之针锋相对。中央文革小组选择北京大学作为基地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这个基地相抗衡。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两次去北京大学进行活动，挑起北大师生对“6.18事件”的辩论，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陈伯达一反既往的观点，明确表示：“对于6.18这个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对受工作组打击的群众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一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他们还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写信中央，批评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文革中的做法是错误的。24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的面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同时对工作组问题表态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有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更加活跃。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万人辩论大会，亲自揭发批判工作组。康生则在会上特别强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再一次挑动群众反工作组的情绪。2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一次指出，全国95%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晚，陈伯达、康生、江青再去北京大学，组织召开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他们站在反对工作组的立场上，把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江青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现出了唯她最“革”的姿态。江青激动过分，忘乎所以，无法自控，将她与毛泽东和前妻杨开慧的儿子毛岸青的妻子张韶华的矛盾，在万人大会上抖露出来，并声嘶力竭高喊毛家不承认这个儿媳妇。最后陈伯达说：“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北大工作组长）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在几个人的煽动下，会场群情激愤，难以形容。

面对不可阻挡的反工作组浪潮，刘少奇非常清楚，清华大学的工作组也难以维持下去了。但是，他仍认为派工作组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并没有错。为此，他于7月27日找康生单独谈话，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坚持说：“不是”。为了支持康生对蒯大富的评价，陈伯达当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

7月27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带领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江青在海淀区召开的中学生学生代表大会上当场宣布罢掉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的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咄咄逼怕下，28日，北京市委作出了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毛泽东又派周恩来亲自去过问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也被送去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迫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检查。刘少奇这次或许是说了心里话：“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当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来到会场接见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连绵不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使大会气氛骤然生辉。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浑歌声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心境大慨有天涯之别。

8月4日，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并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当天，陈伯达在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大会上公开为蒯大富平反。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暴露了《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毛泽东大字报的公开在全国孤立了刘少奇。

在借用群众力量的基础上，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当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通过《十六条》的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欢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涌向各省市委所在地。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的锣鼓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呼声响成一片，居住在中南海里的人都为之震动。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当激情满怀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地出现在眼前，听见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地伸着，希望能碰到毛泽东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和他握手。当毛泽东被群众簇拥着登上接待站讲台，连声说道“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时，那种情绪，那种场面，用鼎沸这个词也难以形容。直到警卫人员赶到接待站将毛泽东请回中南海后，人群仍在继续翻滚，闻讯赶来的大批大批群众更增加了那儿的温度。

第二天，《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言辞报道了毛泽东会见群众的场面，以此表明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

在群众情绪的支持下，在林彪的协助下，毛泽东主导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权力进行了调整。刘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最明显的是：林彪权力上升了，刘少奇权力削弱了。而这才只是刘少奇最后命运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