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生抗议的初期，事件都是与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有关。耀邦在 1989年 4月 15日逝世。宣布广播後，部份大学生自发悼念，不久上街活动，参加者数目越来越多。悼念 会结束後，我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要让他们复课；第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 多层次丶多管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寻求不同意见。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参与打丶砸丶抢丶烧丶冲五种行为的人应依法惩 处。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纳我的建议。我之後听到李鹏向邓小平报告这三点，他也表示同意。那时政治局常委没有不同意见，至少没有公开提，只是李鹏 4月 19日突然打电话来说：「学生想冲入新华门了，为什么没有对应行动？」我在4月19日见邓小平，讨论访问朝鲜的事，跟他谈到学生示威，我对他提出处理局势的意见。当时邓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後情况奇怪地转变。
在我离开北京後（4月23日）的第二晚，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大力报告学生示威情况严重，他们没有理会学生示威已降温的事实，他们谴责少数学生的极端意见，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话。他们将示威说成是反党和针对邓小平个人。
（2）4月25日，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一直倾向强硬处理学生示威，因为他认为示威妨害稳定。听了他们报告後，邓小平立即同意将学生示威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提出尽快化解形势，要「快刀斩乱麻」。邓小平的讨论原本是内部事务，李鹏却决定将他的讲话内容发放给各级党干部，并 4月 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又称 4．26社论）引述他们的说法。 4．26社论令对立升级，学生上街人数大增，也令各个政府部门丶组织和其他政党不满。我 4月30日从朝鲜回来後，从各方面搜集资料，评估形势後，我更强烈相信学生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同情， 4.26社论和中央委员会处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愿矛盾。我也觉得如果学生示威能以 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化解，透过对话和淡化矛盾化解，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於邓小平本人，他拒绝放宽他的立场的话，我就无法改变强硬派的态度，他们不改变立场，政治局常委会就难执行淡化矛盾和开放对话的原则。
（3）我在5月 4日对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的讲话，表达了需要以冷静丶合理丶克制丶有秩序丶根据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去化解问题。不过李鹏集团的人主动尝试去阻止丶拖延丶甚至搞破坏，5.4讲话提出对话和淡化矛盾的原则，无法落实。学生对跟政府对话不再抱任何幻想，发起大型游行和绝食。在5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一锤定音。他说：「形势发展证实 4.26社论的判断是正确的。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内部的问题，那就是赵紫阳的5.4讲话。现在要避免局势失控，已无路可退，决定就是军队开进北京戒严。」那时我非常不开心，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回家後我情绪激动，就叫鲍彤草拟辞职信，准备交给政治局常委会，听了杨尚昆劝喻後收回。5月19日凌晨我去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李鹏反对，想阻止。我认为这麽多学生绝食长达 7日，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领导人去探望，说不过去。我只是想劝学生停止绝食，对他们说他们仍年轻，要珍惜生命。不过学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严厉批评，也开始发现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外。
（4）『 6月 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於未能避免地发生了。六四悲剧发生三年後，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份人被抓丶被判丶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丶有计划丶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那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 们改正错误，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麽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道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 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丶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 麽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 实际上是要反对丶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 城，究竟是为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麽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丶流窜犯乘机闹 事，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丶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政治局 6月19日至 21日召开扩大会议。李鹏的报告为会议定调，指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错误。他建议除去我的党总书记丶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职务。他们要求我写自我批评书，我不肯，在会议最後要求发言，说出我准备好的辩护讲话。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宁愿下台，都不跟从他们的看法。
(5)在当局快要宣布结束对我的调查之际，他们立即订下六大规条限制我的行动自由，但当局在执行六大规条时，从没给我任何文件或口头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内疚，或者担心这些证据会被外国媒体取得，成为国际传媒焦点，再出口转内销。他们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属执行规条，由於他们不能对我说，每当我问到他们时，他们总是编造藉口应酬我，往往令我跟他们起冲突。最後，我发现这些规条，我不再怪他们，他们只是奉了上头命令行事。我觉得他们应该早点对我说那些规条：什么是准的，什么是不准的，我自会明白。
譬如，调查结束後，我曾要求到广东避寒，因为我气管有事，他们说港督彭定康正在扩大民主选举，广东形势复杂，我不方便去。我认为这很荒谬，彭定康所搞的属外交事务，关广东什么事？他们坚持说，广东是去不得，广西丶云南丶贵州却可以去。我决定去广西，但只局限南宁市，抵埗後我更发现我去那儿都遭到阻挠。返回北京，我说我想去一个老党员常到的俱乐部打桌球，他们最初拒绝，但最终放行，去到时发现俱乐部空无一人，原来他们把俱乐部清了场，怕我碰见老朋友。当局关注我外出的「影响」只是推搪的藉口，目的要不让我再公开露面，让人民渐渐淡忘我，所谓「担心影响」只是担心我的影响力仍在，就算是我的名字也足以引发社会不安。
我曾去信江泽民要求解释六大规条，结果当然是没有回覆。当局在处理我的问题都经常显得很紧张不安。当局说我可以在家中见客，条件是客人不能是记者和外国人，但实际上是从来都不准访客探我。
1995年秋天，陈云逝世，我想亲身去慰问他的遗属，却被禁止，说「不方便」，我以为陈云的家属拒绝，後来发现原来他们是愿意见我的。
当邓小平在1997年逝世时，我身在杭州，听到消息我很悲伤，我致电当局要求即时返回北京出席悼念仪式，中委会的回应却是没有送别邓小平的仪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5月，当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说我想上门探望，但保安局却说彭的家人未布置好灵堂，叫我在「顾全大局」情况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对此非常愤怒，为何不准我悼念老同志之死？他们有什么好怕呢？
1997年 9月 12日，我去信第 15大，要求重新评价六 四事件，指事件虽然过了多年，但人民是不会忘记，最好尽快重新评价。我没有公开这封信，但海外传媒却知道了。当局十分不满，指我不服从党纪，之後一名老同志逝世，他们乾脆不准我出席丧礼作为惩罚。
我多番去信当局，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却杳无音讯，我决定去信常委会所有成员，提出软禁我是违法。当局後来解释，从来没有「软禁」我，又说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党大会的信外泄。
之後，江泽民访美前，中南海派来的医生忽然对我说，我整天留在家对身体无益，说要上报。为何连医生也关注我的自由？我想起了，江泽民考虑到访美时必被问到我的情况，故先造成我可以自由活动的事实，好让他有所交代。想到这点，我没有理会医生的提议， 1997年的冬天我没有外出，整个冬天都留在北京。
(6)1989年中共第 13届四中全会召开，免去我所有职务，决定对我进行调查，对我的处置是「史无前例」的，而党在未有调查结果前重罚我，也是对我的「特别待遇」。四中全会决定成立特别调查小组，正式调查我。调查历时三年零四个月，调查组集中调查我是否直接或间接操控六四民运，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政策和立场，跟中共元老邓小平的对着干。小组认定我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与「个人野心」，引用所谓证据加上个人臆测，断定我搞新权威主义。他们说， 1988年起国内外已出现一场「倒邓拥赵」运动，又指我是令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的理想人选。我对指控一一以口头和书面方式回覆王任重（时任赵紫阳专案组组长）。我说，其实当时有关我地位不稳的谣言，比「倒邓」传闻更厉害，但我说六四事件发生前，邓小平多次表示支持我，即 989年初李鹏和姚依林（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丶国务院副总理）都批评我经济搞不好，邓一样站在我的一边，反叫他们要支持我。我向王任重解释，拒绝接受邓小平对学运的回应，是因为同邓在学运性质和镇压後果上有不同意见。我说：「我认为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拒绝当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7)这段被调查时间，我的行动自由一直被剥夺，我指出软禁我是蔑视法律， 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泽民（时任中共总书记）丶李鹏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终止调查和软禁，恢复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们没有回应我。
1990年10月亚运会举行前，我决定出去打高尔夫球，安全部门听到消息後，要求我的秘书阻止我出去，我说他们没有法律理据阻我出去。他们叫司机不要送我，我说那我就乘公车去吧。最後安全部门让我外出，却由公安车护送。外国媒体知道了我打高尔夫的消息後大肆报道，江泽民和李鹏忧心忡忡，责怪安全部门批准我外出。之後，当局口头通知我，在调查期间我不准外出。政治局委员乔石後来对我说，要我顾全大局，说我的情况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损害稳定的事。
1990年 6月 21日，王任重把调查报告草稿交给我，列出30项证明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事实与证据」。
(8)第13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内外备受好评，也令全国人民充满希望。1987年的经济比往年为佳，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迹象显示会继续平稳发展。假如我们依照过去几年成功经验，继续有关措施和政策，1988年会持续改善。可惜事情并非这样。取而代之的是，好的变成坏的，到最後情况相当糟。物价飙升是 1988年的逼切问题，这是改革过程中不能避免的。 1988年首季物价续升，特别是食品价格，原因是前几年农产品产量一般。我们的方法也有 问题，因为我们没按市场守则。谷物价格提升了，但肉类和蛋类没升，导致短缺。我们考虑几年内提升物价至正确水平，同时提高工资，但事後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 想法。虽然双重定价制度制造了许多磨擦和贪污的机会，但亦为经济带来活力。我们明白价格改革至关重要。但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必须循序渐进。 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讨论价格改革，立即有报章报道会有加价。我们忽略了储蓄的问题。 这本是常识，但我们当时欠缺经验。民众开始恐慌，涌到银行提款和抢购货品，引致短缺，令经济情况看来似乎变坏。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问题是心理因素。另一 问题是对价格改革的不当报道。後来，当存储价值保证措施推出後，存款就回升了，情况迅速稳定下来。这证明经济并没重大问题。
(9)挤提和抢购潮引致全国恐慌如浪潮涌至，各个主要城市都很紧张，党内外批评声音增加。这令我们高估了经济问题严重性，以为通胀率飙升。 1988年我们决定将重点从改革改为「调整及重组」，想稳定民众，但效果极之负面。李鹏和姚依林等人一直对改革有疑虑，「调整及重组」口号一出，他们立即收紧各方面的控制。几个月後，经济放缓，这一轮收缩终於持续两三年。到 1992年邓小平南下，批评「调整及重组」，经济立见起色，这亦证明之前经济情况并非真 正严峻。这段时期有两个重要课题需重新考量：一是在双重价格制度下，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事後回想，一切同时进行的基本方针都错了。二是在挤提和抢购潮後， 高估了经济严峻情况。改变方向并不当，应是加深改革以稳定情况。问题是我们对价格改革的想法。我们试图强行突破，以为市场转型随後会完成。此外，价格改革 的时机和公布都错了。设计丶讨论和落实价格改革的整个过程间，有些传媒报道邓小平的说话，另一些报道我的评语。这令焦点放在这问题。报道都说改革容易的部 份完了，现在要搞定价格，这些都令人民恐慌。终於令反对改革的人有机会造成持续几年的经济滑落。
(10)我在 1988年 5月 1日提报告，提出应在五年内调整物价和工资水平。国务院草拟了详细计划，交回政治局审 议。邓小平一直支持价格改革。他曾公开说需要突破，我们要克服困难，又说问题不是太急进，而是踌躇。我知道他担心国有企业亏损和希望减少国家津贴。当然， 若我们指出一些政策太难实行，他不会勉强。所以 1988年试图进行价格改革，责任不在他，完全在我。到最後，我提出押後改革，这也得到邓的同意。我们原本在 1988年计划了重大的改革和开放。 87年底提出了海南经济特区，拟出企业法；我提出让大型和中型国企采取自由管理，自负盈亏； 87年冬，也是沿海发展策略提出的时候，我提议将广东省作为改革政策试验场。假如这一些都顺利展开，就会有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可惜，因为价格改革失误，整个改革都受挫。现在回想，我仍非常惋惜。
李鹏和姚依林利用「调整和重组」的机会，恢复老法子，把改革完全推翻，他们发出许多规例指令，收回下放的权力。权力集中在国务院几个人和中央委员会几个部门手上。结果经济迅速下滑。要不是有一些非国有的家庭生意和合资企业，全国经济可能会陷入极大困难。走向「调整和重组」政策後，人们相信我在经济事务方面势力减弱，我提的政策都没获得采用。一些高级同志 认为我不再是总理，应专心党务，国务院对我的工作处处阻挠。连香港报章也指我已无实权，不再负责经济事务；有谣言说我将丢掉总书记的职位。「调整和重组」 也令人以为经济改革遇上严重问题。一些高级同志要求政治局常委会──意思是说我──负起责任承认过错。这期间我从许多渠道听到有一群元老写信给邓小平，说我不够资格，应下台。这期间邓曾多次说「中央领导层架构不应改变」。
(11)一些党元老与李鹏等合作， 1989年春节前，李鹏和姚依林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带头批评我，又问了好多奇怪问题，想整我。姚从来不说不含糊的话，这次他却很清楚直接，显得无畏。他和李鹏背後，一定有人支持。还有谣言中伤我和家人。有人说我的子女以权谋私：卖彩电丶汽车等赚钱。这些全是捏造的谎言。後来我下台，他们急急展开调查，但什么都查不到。以前我鲜有这类谣言，为何在 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阴谋，要破坏我的改革派形象。
(12)1987年前我任总理，主要负责经济，不多参与政治。我比较慎言，胡耀邦却不同，他在意识形态上较自由。党内保守派主要针对他。他们觉得我相对中立。我当上代理总书记後，首先处理的是反自由化运动。他们列出名单，要批评这个那个。我不喜欢这种文革般的行为，加以阻止。结果六四事件後我为此被批评。还有几个件令左派特别不满我，包括令邓力群丢了中央委员工作；左派结论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调整和重组」提出後，他们认为我毁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於是散播不利我的谣言，展开「倒赵」运动。六四前，邓一直支持我。但六 四事件後情况改变了。因为我和邓对於如何处理学生示威的方法意见不一。邓对我的态度变了，反对我的元老终於得到邓的同意，他们一起决定要让我下台。
(13)胡耀邦在 1987年 1月被迫辞职，其中一个说法是邓小平受党内元老压力，要弃胡保赵，但我不认为这是真正原因，当然不少人曾在邓小平面前历数胡耀邦的不是，但邓小平放弃胡耀邦，并非被人误导或受压而作出妥协，而是他对胡的态度逐渐改变，到最後不再信任他。由1980至 86年，邓胡的分歧逐渐扩大，其中我特别要提反精神污染运动，我认为胡处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两人的冲突，邓支持这场运动，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减少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他曾说过「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并不恰当。1984年6月28日，邓单独向胡启立说，指耀邦未能坚守四个基本原则。 1985年 7月，邓小平指出真正问题是自由化趋势不断滋长，我认为鉴於邓多次强调这问题，书记处有需要召开会议以作回应，我向耀邦提出建议，但他只说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1986年 9月，共产党 12届六中全会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对此未有明确回应，但之後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说：「我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们不单现在要提，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要继续提。」由於会议由耀邦主持，他模棱两可的立场令邓在最後关头介入，他明显是对胡耀邦不满。但其实在这事件前，邓已打定主意要除去耀邦，他已计划在第十三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重组领导层，平稳过渡。 (13)耀邦接受香港记者陆铿访问，也影响了邓胡二人的关系，邓认为耀邦在此事上非常不恰当，陆铿贬低了我们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他感到很愤怒。耀邦在 1987年请辞，但早在 1986年夏天，邓已打定主意除去他。1986年 12月，多个城市爆发学生示威，在上海，有示威者更冲击政府大楼，邓小平对此大为震惊，他召集大家到他家开会，指学生示威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後果。其实邓是要将这责任推给耀邦。1月4日，我收到通知到邓的家中开会，他向我们展示一封信，是耀邦的辞职信，信中他提及自己的警惕性不足，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未能确切执行四个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运动，令自由化泛滥。其後邓表示要以软方法处理耀邦的辞职，务求将影响减至最低。 1月 16日，我获委任为代总书记，但我表明我不适合担任此职，希望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我相信现在是认真解决问题的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