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大学的时候学过两年英文,念研究生时又学过两年,但都是侧重于专业词汇和语法。在我的印象里,我就基本上没练过会话。刚刚到美国,听也听不懂,说又说不来,加上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不同,真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这里的英文也是国际化的,碰到有人讲带有印度口音,或西班牙口音,或黑人口音的英文,我就更蒙了。当然也有人讲“Chinese English", 你还别说,我听”Chinese English” 还真的觉得好一些。看到我的困境,我的老板鼓励我说:“一定要练英文,不为别的,为生存。”他这话讲得真是很实在,作为一个新移民,不会英文,真的很难生存。
纳什维尔有一所英文夜校,由市政府资助帮助新移民学英文。老师都是一些志愿者,只拿一点车马费。我和桂荣每个星期三晚上去学两个小时。过了不久,又有人给我们介绍说:“纳什维尔基督教会里有免费英文学习班。” 这样,我们就又有了另外倆个新老师。桂荣的老师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叫露西,退休了;我和小倩的老师也是个老太太,五十七八岁,叫洁内,在完德比尔大学当秘书。桂荣从来就没学过英文,当然露西对中文也是一窍不通,你说这课可怎么上吧?可是没过几个星期,他俩通过手势和画图示意,竟然可以交流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桂荣的听力比我好。露西说的话我听不懂,但桂荣能懂。可能就是因为他俩谈得多的缘故。我和小倩都有英文基础,起点稍微高一些。到后来,洁内就选了一本英文书作为我们的教材。我跟小倩一段一段往下读,洁内给我们校正发音。这本书讲的是四十年代,美国传教士到中国北方农村传教的故事。他们睡从未见过的“炕”,吃从未吃过的“窝窝头”,由于医药条件不好,有些人甚至客死异乡了,然后,又有新的人来接替。这些传教士都是一些普通的人,普通的虔诚的宗教信仰者。读了这些故事,我深深地为他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我和小倩每次去上课,洁内都回在门口欢迎我们。她总是先来一步,摆好桌椅,放好书本,等候我们到来。有时碰到天气不好,我们就不想去了,可再一想,洁内已经把桌椅和书本摆好等着我们,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末,当我们搬到费城以后,大约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和“组织”失掉了联系。初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安排小倩上学,桂荣要找工作,安置新家等等,学英文就暂时放到一边了。一次我们去超市,偶然看到一个小广告,有人愿意免费教英文。于是我们打电话过去联系。新老师六十来岁。她丈夫是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不幸英年过世。她在一家旅行社工作,一人住在一个有三个卧室的公寓里。学习地点就在她家里。桂荣是她的唯一的学生。遗憾的是这次学习没有坚持多久,就因为和桂荣的工作时间有冲突而告终了。以后,老师又打电话来过,但学习始终没有机会再恢复起来。
九五年十月以后,我们搬到路易斯维尔。这座城市有三个英文学习班,都是政府资助的。其中一个班离我上班的地方只有两个街区,另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开车只要六七分钟。我在高级班,桂荣在中级班。我的这个班有古巴人,墨西哥人,俄国人,越南人,非洲人,韩国人等等,当然,我是中国人。我们学了大约有一年多。这期间,我的最大的收获是老师发现并帮我校正了“v” 和“th” 的发音,其实,这也是很多中国人英语发音上的普遍问题,但我那时不知道,以致于错了很多年。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桂荣进入杰弗逊社区大学当了一年半的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学习计算机和英文。我则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读报,看电视继续提高英语水平。去年,桂荣的妹妹在路易斯维尔待了一年,我们也把她介绍去学习了半年多。
由于文化背景的关系,中国人还是愿意跟中国人交往,即使在工作单位的Party 上,中国人也还是愿意往一起凑。其实,这很不利于提高我们的英文水平。但在美国时间久了,中国人之间谈话也会夹一些英文单词。我认为这倒不是卖弄,主要是有些东西一下子还不知道如何用中文来表达。另外,我们很少有机会长篇大论地谈英文,把一些新学来的词汇夹到汉语中,也是对新英文单词的复习。我就在跟其他中国人聊天时,从他们夹带的英文中学会不少新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