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才论中解放出来,像耀邦那样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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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 马蛟龙®  

从奴才论中解放出来,像耀邦那样 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

“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 这是李锐先生今年二月份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称赞胡耀邦同志的。乍看起来题目很怪,对耀邦评价太低——只是一个不愿意当奴隶和奴才的人。其实寓意十分深刻。他指明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在个人迷信思想熏陶和工具论教导下,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奴才。就以耀邦来说,他认为项南和苏进是好同志,不是右派,但也无奈,只能私下和暗里同情,不敢吱声。在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时,他照样不敢讲公道话。文革中开除刘少奇党籍时,他也举了手。这里不愿意当奴才的他,实际上最少还是当了三次奴才。至于其他类似他和比他大的官员,基本上都当了奴才。就是说,基本上都跟着毛的错误路线跑了,跟着毛的空想社会主义跑了,跟着毛的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跑了,谁不跟着跑,我就要砸烂“你的狗头”,叫你粉身碎骨、永世不得翻身。刘少奇和彭德怀等的厄运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在毛那个时代,我们尽可以原谅当奴才的官员。

但是在今天,我们还当左的奴才就没有理由了,因为没有那个压力了。也许有人说,今天谁也没有当奴才,其实不然。今天当奴才的官员和群众可能还是不少,至今有人还想遵循毛泽东的教导,搞什么阶级斗争,肯定什么文化 大革命,肯定许多左的东西。我以为这还是当奴才思想的一种反映。

胡耀邦是毛泽东病故后不当奴才的典范。粉碎“四人帮”后,是他第一个提出“停止批邓”,是他第一个提出平反冤假错案,是他第一个提出抓经济抓人民生活。这都是在华国锋和汪东兴主政时期提出的,当时是有很大风险的,何其不易!是他第一个支持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他第一个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改革开放的“窗口”,是他第一个提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些超前的思想和超前的做法,何其难能可贵!

但是他牺牲在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个“半毛泽东”的斗争中,半个毛泽东主张市场经济,另半个毛泽东主张计划经济。他表面是一把手,其实不听谁的都要下台。他的下台,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他“不当奴才”的思想决定了的。这种悲剧,决定了中国人民无限的同情他。

今天“皇帝”去世了,“半个皇帝”们也去世了,但是让你当奴才的政治生态,似乎还在,似乎又不在。有些人动不动指责“违背了毛泽东的教导”,“违背祖宗法典”,至今还在歌颂和肯定毛泽东左的观点和做法,这实际上还是叫后来者当左的奴才。但是叫你当左的奴才的环境又似乎不存在,提出“与时俱进”,提出“科学发展观”,本身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一种创新,但要落实这种指导思想,实际还是相当艰难的。这就必须坚决破除奴才论,实施大胆的政治体制改革。

李锐同志提出,落实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 、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

李锐同志对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胡乔木、邓力 群,都有极其简短而又比较中肯的评价,他的文章有许多政治信息,值得大家玩味和思考。所以我也把他的文章介绍给大家。

马蛟龙写于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

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李锐)

时间: 2009-5-28 22:27:8 (北京时间: 2009-5-29 1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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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李锐)

李锐/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动乱,却依旧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禁锢。衝破阴霾和打破桎梏的,是胡耀邦发动、领导和全力推动的振聋发 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大平反。他以非凡的勇气,破冰般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掀开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序幕。今年4月,是耀邦逝世20周年,我谨 以此文向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缅怀。为什麽用这样一个题目呢?还是借用鲁迅的说法:中国自古以来,专制王朝,老百姓当惯奴隶,少数官员效忠当奴才。过去共产 党是必须当驯服工具,群众学雷锋当螺丝钉,少数奴才们助纣为虐。 (



不正常的党内生活

要谈胡耀邦,不得不先谈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任何党员都是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也作为组织原则贯彻下去。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农民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缔造者。毛泽东这个人很複杂,毛的周围有一帮人。

毛泽东最喜欢的人是高岗、林彪和邓小平,曾打算让高岗当接班人。高岗有他的本事,属于「绿林豪杰」,毛很欣赏。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他喜欢下围 棋,晚上同我下棋是从不接电话的。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 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我问过黄克诚,在江西时他就感到,毛有两个毛病:一是脾气太坏,二是任人唯亲。井冈山下来在福建选前委,多 数人投陈毅的票,毛泽东就甩手不干了。后来陈毅去上海找周恩来,周让陈赶紧把毛请回来。如萧克没投毛的票,毛对萧一直记在心上。

没有林彪的吹捧与参与,「文化 大革命」可能搞不起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 四」风 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著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 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 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著。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 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 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 管黑猫白猫」,「摸著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 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 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 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 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他一次,见了 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 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


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閒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 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 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 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瞭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 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 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 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 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 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 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 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 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 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 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 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 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胡耀邦是一个什麽样的人

胡耀邦是红小鬼,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第一件事是打AB团,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 大革命」, 他都尽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有益之事。耀邦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 就主张恢复长途贩运;他曾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义」帽子。

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 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 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5年前,耀邦去世15周年时,几位团中央的老同志编写《胡耀邦传》,我为这本书写过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提到: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 党政领导时,耀邦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 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 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 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 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1954年10月,《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 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 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 分,不做处理;手脚不乾淨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 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 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 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作法。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 重风俗人情」;「民 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 乡镇企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叶剑英保护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十年迫 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 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 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他曾歎息「搞了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负责科学院工作,主持起草了《彙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 路」等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彙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 残酷斗争。

由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 路的症结,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

耀邦对中国问题的反思

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了60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闢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 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 该正常化、民 主化、法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应当重视自由、民 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 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适价 值。即便发生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 行方向,过去在我们党内,确实是鲜见的。


推进改革,完成耀邦的遗愿

胡耀邦去世,是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但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 大幸。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对于「左」祸肆虐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 主、人道,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他力主 党内生活正常化、民 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

1989年4月20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对耀邦一生作了评价,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 由于1987年1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后来引发了「六 四」政治风 波。对胡耀邦的作为,要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 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今天,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 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这样,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会好走一些。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太大, 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大概佔全世界的15%,可是我们用掉的煤炭大概佔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 愈烈。现在全国人口的0.4%掌握了全国财富的70%,贫富悬殊比美国还要厉害(美国5%的人口掌握佔60%的财富)。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 勾结,使共产党沦向了一个利益集团、构成了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近几年来,中央领导人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 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自由、民 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 这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对它的解决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 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是我88岁自寿诗中的 尾联。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尤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引出 了许多危机。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也实为大幸了! (2009年2月)


作者简介

现年92岁、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素以敢言著称,也因敢言而先后被毛泽东重用、弃用,近年被称为体制内的自由派。2006年,李锐曾致函中共总书 记胡锦涛,希望中共停止以党代法以重建信誉。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李锐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指中共若不落实民 主,便会危机丛生。

1958年初,李锐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时,曾向毛泽东陈述三峡工程引发的问题并提交文章,获毛赏识,毛还说:「我们要有这样 的秀才。」李就当了毛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不少人不敢公然反对毛领导的「大跃进」,但李大胆直说,其后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在秦城监狱 8年。至1979年,李锐获平反,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其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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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都是上级的奴才 回复于2009-5-29 8:17:4 (北京时间: 2009-5-29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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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制造奴才的最佳温床,下级都是上级的奴才。希望政改不要成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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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 回复于2009-5-29 8:23:58 (北京时间: 2009-5-29 20: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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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的另一种叫法是科层制,一层又一层形成一个权力金字塔,如果运行的好,对国家也算有利无害。但如果整个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一层又有一层的利益,都只顾自己和本层的利益。只有最下层的百姓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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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 回复于2009-5-29 8:47:5 (北京时间: 2009-5-29 2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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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蛟龙是个十足奴才中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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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桥 回复于2009-5-29 9:33:51 (北京时间: 2009-5-29 21: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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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转变不知不觉就变了。现在叫吗蛟龙这种人搞的!这类文章一点看意都没有。也不感兴趣。我看到看得人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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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 回复于2009-5-29 11:14:20 (北京时间: 2009-5-29 23: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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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可惜不是最高领导人,不然这会儿中国就跟前苏联一样了,老马还能从西方人那里捞个以瓜俩枣的。所以老马已经是奴才了,是西方人的奴才,总想把中国弄垮。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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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初 ® 回复于2009-5-29 16:54:16 (北京时间: 2009-5-30 4: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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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时,他( 耀邦) 照样不敢讲公道话。。。。。 哪里的材料?

李汉平: 在庐山会议上,我们俩都去了。耀邦同志根本就没有发言,回来以后还去看彭德怀同志,是这样。

高勇: 耀邦同志在庐山会议上不表态不行啊,他就在小组会表态发言,都是一般的表示拥护三面红旗啊,拥护主席路线啊,这方面的东西。他对彭德怀没有揭发批判。这个简报呢,会议组的人给他整得他不太满意,有天晚上他叫我去,他说咱们两个再重新整一整。这我才知道,除了在小组会表态性的发言,其他的没有发表意见。所以他们说耀邦同志讲自己的第二个大错误是批判彭德怀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根本没有这个事。而且后来耀邦同志讲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有两年不大理我,让我坐了冷板凳。实际上他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他不满意。毛泽东同志是什么人,把他们招去开个庐山会议,他整天听汇报看简报,谁的什么表态他不知道?

李汉平: 师东兵从哪里听来的,他又没有参加,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娃娃呢。

高勇: 而且在这一段上我是最权威的,后来他(李汉平)先走了,就我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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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 回复于2009-5-29 22:44:14 (北京时间: 2009-5-30 10: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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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蛟龙这样不三不四狗屁不算的货色,配以李锐等口称非奴才其实真奴才的嘴脸,还想给中国人脸前指指点点充大头蒜,实在不好意思,只能跟他们说一字: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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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初 ® 回复于2009-5-29 23:56:36 (北京时间: 2009-5-30 11: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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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来历 
韩振峰 发布时间: 2009-02-22 14:26 光明日报

多年来,人们一直称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一称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由谁最早提出来的呢?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王香平同志对这一称谓的来历作了一番考证。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一篇较为系统全面地考证“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来历的文章。

邓小平的“外交攻势”

1978年3月27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一篇题为《中国面向南方》的文章,内容主要是评论此前一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访菲律宾的外交活动。文章说,李先念访问菲律宾是“旨在加强中国同东南亚的联系”的“外交攻势的组成部分”,而发起“第一个主要攻势”的,是“这项政策的设计师邓小平副主席”。所谓邓小平的“外交攻势”,指他在1978年1月下旬和2月初对缅甸和尼泊尔的访问。“这项政策的设计师”,也就是中国对外(或外交)政策的设计师。这是国外媒体最早以“设计师”来称谓邓小平。

邓先生是中国现代化计划的政策设计师

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提出: “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篇讲话发表后,外国媒体立刻给予高度关注。第二天,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一篇题为《中国工业管理方针的巨大变化》的文章,评论说,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改组企业管理的指示突出表明了他的看法,即:中国要达到实现现代化的各项目标,就必须把效率放在意识形态之上”,由此认为:“邓先生由于是中国现代化计划的政策设计师而威望迅速提高。”邓小平在工会九大上提出了改革的主要任务,即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企业管理方式等等,这就使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步骤更加明确具体了。

以上这两篇国外评论,是出现在邓小平重新复出工作后不久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从中可以看出国外媒体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极为关注,对于他在中国的内政外交工作中、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在和将要发挥的重大影响与作用给予了非同寻常的肯定和期待。

邓小平访美深具战略眼光

而当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的头像就出现在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封面上,并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1979年1月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进一步引发海外媒体对邓小平更多的关注和评论,进而从不同角度使用“设计师”来称谓邓小平。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6日以《中国热正在美国掀起》为题发表特稿,谈到邓小平访美即将参观的地方时说:“邓氏作为中国四个现代化构想的设计师,选择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的访问,显示出他深具‘战略’眼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9年1月22日在一篇题为《中国的邓想从美国得到什么》的评论文章中这样描述:邓小平是制订一项利用西方熟练技能、技术和资本来改变中国的大规模计划的主要设计师,用我们熟悉的话语表述,就是邓小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设计师。

把中国变为强国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展开,以“设计师”来称谓邓小平,逐渐成为海外媒体的普遍做法。1980年9月1日,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该刊驻北京记者华莱士的文章《在北京的变化背后》,称邓小平是“中国变革的设计人”。1982年4月26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文章称“邓小平是这个新的国家结构的主要设计师”。1983年6月19日,意大利《时代报》在题为《邓的长征》一文中说中国的改革是“邓小平设计和领导的”。同年7月10日,南斯拉夫《信使报》在题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文章中称邓小平是“中国最近改革的主要设计大师”。1984年10月12日,法国《解放报》载文说, “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将把中国变为强国。1985年2月15日,智利《信使报》在题为《中国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的社论中,称“邓小平是近几年来中国发生的所有变化的设计师”,等等。

“总设计师”的称谓来自我们党内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国外媒体从不同角度在评价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和影响时,使用的都还是“设计师”、“设计大师”、“主要设计师”,还未发现有使用“总设计师”的提法的。而对邓小平使用“总设计师”的正式称谓,则是来自我们党内。1985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访美时对外称邓小平“是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是“总设计师”称谓第一次公开出现于我国领导人的讲话中。随后,“总设计师”提法逐渐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中央的文件中使用起来。1987年11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的朱穆之在党的十三大新闻发布会上称邓小平是“党的政策的总设计师”。此后, “总设计师”的提法也被海外、国外使用开来。

当年毛泽东逝世时,国外媒体对于他在中国革命、建设以及世界事务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与影响纷纷发表评论。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马尔科姆·弗雷泽说,“毛主席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经过侵略和战争蹂躏之后进行重建的设计师”;墨西哥《国民报》9月11日社论称毛泽东是“使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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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蛟龙 ® 回复于2009-5-30 3:2:47 (北京时间: 2009-5-30 1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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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你好!谢谢你在这里又放了一个资料。我把我亲自听到的情况也跟你说一下:可能是1979年下半年,我在省委党校采访时,刘端棻校长给我一个材料,是耀邦同志的一个谈话,里边第一次谈到,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间也许有出入,但耀邦同志这样讲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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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发发 回复于2009-6-5 0:40:48 (北京时间: 2009-6-5 12: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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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一个保守派,思想顽固到死了!

引用:
文章来源: 小桥 于 2009-05-29 09:33:51


人的转变不知不觉就变了。现在叫吗蛟龙这种人搞的!这类文章一点看意都没有。也不感兴趣。我看到看得人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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