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解 （朱小丰 2001.4.20）
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广泛公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这种公认的根据是广汉这个地方曾经是古蜀国的疆土。但我对这种公认持怀疑态度，“蜀国”是一个非科学的概念，远古时期这片地域居住过数以百计的不同民族和部族，建立过许多不同的国家，但没有什么“蜀国”。我在《古蜀别议》一文中讨论过“蜀”这一文字及其概念的起源问题，认为它在夏代及夏以前的本源语词是“淖”（语音近似于“骚”或“烧”，本源语义为水泽、沼泽），商人制作甲骨文时始写作“蜀”，用指古南海边的这片水泽地域及其居住者。此字初无“虫”字于字中，西周始加入，因蜀地产蚕丝故也。后来读古彝语文献，发现古彝语中“蜀”就是“水泽”“水流”之意，我以为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三星堆本物名，转为地名，为三个连接的人工夯筑的大黄土堆，清嘉庆年间的《汉州志》列为汉州八景之一。在川西平原这个雨水很多的地方，三千年前至四千多年前，这三个土堆应该比现在大出许多。古人筑高台以从事重大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台上应有建筑，三星堆上的建筑物很早以前就荡然无存了。古蜀人是否也有筑高台以进行重大政治宗教活动的惯例，史料中并无记载。有记载并延续至后来的，是排列搭立巨大的石块，众多学者称之为大石文化，据《华阳国志》等文献，此乃战国时期迁入此地的开明人的文化。更远古有古蜀人部族的大量石棺出土，但这些文化现象都与三星堆无关。
三星堆遗址有墙垣建筑，土残垣显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中国有文字述说的最初筑城的部族国家为三苗，《通典·乐典》记载黄帝进攻三苗，“三年九战，其城不下”。中原国家大致晚至舜禹时有筑城的记录，古蜀人不筑城，宋代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记：“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成都这个地方开明王朝时已为国都，但亦无城墙，其最初筑城，乃秦军张仪所为。古蜀不筑城，这是为什么在古蜀故地找不到都城废墟的原因。反过来说，此乃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一。
三星堆的土墙残垣显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东约一千米，南约一千一百米，西约八百多米，北为鸭子河。又，城河的北面亦发现残垣，东垣伸延约八百米，考虑到古代筑城绝无可能让一条大河从城中流过，应认为在河的北面有另外一座城，详情待考。北面的鸭子河为三星堆城的天然屏障，故不筑墙。古城市设计的惯例是选择河流为防范敌方侵犯主要威胁的防线，故建三星堆城的民族，他们的主要敌人应该是来自北方。这与当时蜀人的历史状态不相吻合，此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二。
三星堆土台在城南端，距墙垣一百多米。想当初土台的体积比现在巨大许多，加上梯形坡道，距南城垣已十分近，活动的主场空间为北面。这就是说，这个民族崇尚南方，他们的宗教祈祷仪式是从北方，面向南方举行的。这既与中原民族崇尚北方的规则相悖，亦与古蜀民族崇尚西方的规则相悖，在当时强盛的民族或部族联盟中，只有三苗部族联盟崇尚南方。[1]① 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三。
远古文献中都没有古蜀人有发达的金属工业的记载，其他古蜀遗址也没有相应的文物出土，而三星堆是以其极为发达的金属工艺为特征的。此为三星堆遗址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四，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证据。
大量文献记载表明，中国早期的金属工业主要是由三苗部族发展起来的，在黄帝时代，虽然也有黄帝冶铜的记载，但其水平和规模，显然远远不能与三苗相比。《越绝书·宝剑篇》中风胡子对楚王所说的“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春秋)作铁兵之时”的描述，应该是说基本符合中原国家工业发展进程的，但三苗的蚩尤、饕餮部族在轩辕时已进入了金属时代。《管子》云“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又一云：“蚩尤受葛卢之金而作剑铠矛戟。”《太白阴经》云：“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为之。”《春秋元命苞》云：“蚩尤虎卷咸文立兵。”《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史记》载黄帝与蚩尤之战是在炎帝末世、轩辕之时，参见拙文《蚩尤》。蚩尤的失败为中国史上一大悲剧，石器时代战胜了金属时代，金属时代的进程因此至少被推迟了数百年。不管怎样，三苗部族创造了发达的金属工艺，“铜头铁额”正是我们在三星堆遗物中见到的形象。
三星堆出土有金杖一支(一号坑)，长1.42米。中原国家和民族无杖，蜀亦无有杖的记录。惟一在古文献中被提到制杖的是三苗的蚩尤，如前面提到的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三星堆出土这一金杖使长期悬于古籍中的中国制杖的记录得以证实。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五。
三星堆出土有大量象牙。古蜀城域可能有过象，但不是象群大量活动的地区，而古蜀国家从未独自强盛到有很多远方邦国来进贡的程度，几乎没有可能获得如此大量的象牙。此为三星堆遗址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六。
三星堆文物崇尚龙和虎(或许是猫)，古蜀人崇尚蚕、鱼、牛(楚雄万家坝蚕丛后裔居住区出土有六件浅浮雕牛首的铜锄，类似的浅浮雕牛首亦见于宝鸡竹园沟的西周墓、汉中成固铜器窖藏、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彭县竹瓦街1978年发现的铜器窖藏)，但不崇尚龙与虎，黄帝氏族祟尚龙但并不崇尚虎，既崇尚龙又崇尚虎(或猫)的民族有三苗部族，也可能还有其他民族。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七。
三星堆两个坑中出土的不少器物表面涂有红色，表明这是一个喜爱和崇尚红色的民族。古蜀人喜爱和崇尚青色，青衣水(江)因之得名。宋《太平环宇记》曰：“成都圣寿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蚕丛氏也。”黄帝氏族崇尚黄色，《史记·五帝本纪·索引》曰： “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他们都不崇尚红色。崇尚红色的有炎帝部族的后裔和三苗部族的一部分(如骥兜部族，古祝融氏后裔、今苗族人之红苗、花苗的祖先)。开明人亦崇尚红色，但他们春秋时始从荆地迁入，与三星堆无关。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八。
三星堆人物的服饰，与古蜀服装不同，与中原国家民族更是全然有别。“人萌、椎髻、左衽”记录了蜀人服饰的基本特征。仔细核对原型与人们的文章描述，多数文章想人非非、牵强附说，惟王扦、王亚蓉的《广汉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管见》一文颇为准确。铜立人上衣下裳，“经从两侧观察，可清楚地看出，它不是上衣下裳相连一体制式的深衣；也不是上下通裁的‘左衽长襟衣’；亦非秦汉式拼幅裙裳，而是衣、裳分开的形制。”其上面的“外衣为单袖齐膝长衣，这是服装史上首次发现的例证。所谓单袖，主要指外衣左侧无肩无袖，即只有右侧带有半臂式连肩袖。袖缘略宽，稍见丰厚(可能是表示夹层结构)，表面素不饰纹。开领自右肩斜下绕过左腋回到右肩相接，形制特殊”，其中衣双袖右衽鸡心领，领口较大，为前后双鸡心形；袖窄，半臂或长至腕端，绣作黼黻文(或属内衣)。其裳“分做前后两片，前面的下沿平齐而身量略短，后面的下沿中平而两侧作燕尾形，身量较前为长”。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坐人像，上身着交领右衽窄长袖短衣。显然，这是一个与古蜀人和中原民族很不相同的独特民族的服装。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九。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惟一有史料依据的对这些出土文物判断的，应该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曾在此立国。
据苗族历史学家吴荣臻先生论述，苗族先民六千年的历史当是由南而北、北进中原，后又由东而西，抵三危，最后败退南归，形成今天的苗族的过程。考史，蚩尤驱逐末代炎帝后，自立为帝，当是三苗部族联盟控制了几乎整个黄河流域的最强盛的时期。随后极为残酷的涿鹿之野大战，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这便是《逸周书·尝麦》之“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野，几隅元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之“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龙鱼河图》之“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东夷部族与黄帝氏族结成联盟)，《通典·乐典》之“三年九战，而城不下”，等等一系列文献所记述的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大战。
涿鹿之后，三苗部族在从黄帝至舜帝这段时间(吴说三百多年)里，被黄帝氏族联盟与东夷部族联盟结盟形成的联邦政府一步步逼迫西移，最终抵达南海之北的三危，这就是《尚书·舜典》所说的：“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其时巨大的三苗部族已内乱分裂，一部分已迁移到了今湖南洞庭一带，他们依然反抗中原联邦政府，导致《淮南子·修务训》、《礼记·檀弓上》等文献记述的暮年舜帝不得不亲自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之事。舜南征三苗、失败而死。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当为今长江中、下游及以南苗族之青苗的祖先。
禹继续讨伐南三苗，不胜，最后与三苗言和而终，事见《大禹谟》、《墨子·非攻下》等。后来商甲骨文中提到蚩、尤、苗，事多模糊，但武丁时的一次记录是将蚩与巴连为一起的。周代《尚书·吕刑》等文献提到的苗，都是南迁的那一部分三苗部族。简单地说，窜于三危的那些三苗部族，从禹夏时起，就从中原国家的文献中失去了记载。从夏至商的千余年里，窜于三危的三苗部族到哪里去了?我们后来再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成了生活在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其他南方地区和国家的苗族。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三苗南迁。三危在南海北面是毫无疑问的，它也很可能就在南海大泽的北部边缘，张华《博物志》卷二说：“三苗国，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为三苗国。”三危和南海应该是连为一体的。三苗在三危处于被西戎部族和黄河流域那些日渐强盛的戎夷民族围困的状态中，要想寻求生存与发展，惟一的出路是南下开拓生存空间。从三危南下冲人川西平原，途经崇山，被逼迁到崇山的祝融后裔欢兜部族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再次汇合人三苗，其时欢兜的处境与三苗一样，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命运和希望，还有一些共同的血缘。郭璞注《海外南经》说：“灌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表明“放欢兜于崇山”是将他们也赶到了南海边。崇山何在，历来有很多学究望文生义，作出许多这样那样的解释来，成为一个未解。其实它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就在那里，连名字都没改过，北宋李远《青唐录》还有明明白白的记录：“青唐之南有泸戎，汉呼为‘芦甘子’，其人物与青唐羌相类，所造铠甲刀剑尤良。泸戎之南，即西蜀之背，泸戎至蜀，有崇山，绝险之。”李远是实实在在在那里生活过的，而学究们从不去那种“少数民族”生存的“蛮荒之地”作实地考察，只在书本中望文生义，这种学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从禹夏至商，三苗部族南迁要避开蜀人力量最强盛的地域，就只有南进川西平原。他们在这里驱逐及征服了早先来到这里的众多民族和部族（例如和人、鱼人、濮人、笮人等），建立了自己的城与国，抵抗来自北面的敌人。不幸的是，此后他们内部再次发生动乱和重大分裂，无法共同抵御外敌，只好放弃这里的国土，一部分人沿江水东下，最后成为湘西、黔东、川东一带的苗族。重庆缙云山就是三苗的缙云氏部族曾迁移至此而得名。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是以蚩尤部族为主的，故商入的甲骨文中出现了“蚩巴”之说。另一部分人直接南下，最后成为川南、云南、黔西和东南亚国家一带的苗族。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包括了欢兜等部族的大部，故云南这一带的苗族以花苗、红苗居多。
这大概就是中原国家“历史”的炮制者们无视、抹杀和力图遗忘的历史。
放人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三星堆的多数“神秘”和困惑就可以得到合理解答了。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内部分裂混乱，前有阻截，后有追兵，不得不仓皇掩埋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原本以为自己还会回来。更大的可能是：这个最后的三苗国被敌人攻破，《国语·周语》曰：九黎与三苗的国家被中原国家击败后，“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这与两个“祭祀坑”的状况十分相似或曰吻合。一号坑和二号坑代表着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终结，在这个时代之前，早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会留下一些文物，在这个时代之后，后来的蜀人又留下一些文物，而这个时代本身，却被永远密封于历史的残酷、无知、偏见的幽暗之中。
我们不知三苗部族的人怎样命名自己的国家，中原国家的人称之为三苗国。细辨史实，“窜”于三危和“浮入南海”这应该是一先一后的两个历史事件，“浮人南海为三苗国”应当是指三苗从三危南下人川西平原这一过程中建立的国家，包括抵达川西平原建立的国家。郭璞注《海外南经》说“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指的亦同一事。三星堆应当为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而欢兜，《博物志》说“驩兜国，其民尽似仙人”，看看花苗美丽的服装打扮，跟在中原民族描绘的神仙服装不是很相近吗? 最后一个三苗国的强盛时期大约占据了几乎整个川西平原及周围的丘陵山区，今很多与古三苗有关的地名如灌县(灌即灌即驩)、乌尤(尤即尤人，蚩尤部族，乌尤即青苗)、黎家林、蒙山(蒙即苗，苗族人自称苗至今仍为mum或mung等，屈原《天问》中“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是对史载夏桀伐蒙山得了两个美女一事的置疑。《路史·国名纪已》道：“蒙山，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韩非子·难四》曰： “是以桀索崏山之女”，崏山即蒙山，《吕氏春秋·慎大》说：“桀……好彼琬、琰”。桀与三苗国的两名叫琬、琰的美女通婚被中原部族列为他最大的罪状之一和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是这两名美女是中原部族或友邦人氏，罪名就不成立了。这是夏末三苗国史的一个重要记录。)江油(油即尤)、彭山(彭为祝融八姓之一，今彭山因彭国而得名)、苗溪、黄猫(猫即苗或髳)、茅桥等等可能都是古三苗国人留下的历史痕迹。乐山等地旧时每年迎祭祝融的民间传统活动，亦应是古三苗国留遗的民风。
三苗国从三危至三星堆的迁移过程中，或在三星堆分解之后，一部分未随大部迁移的苗人形成了一些较小的部族群落或国家，其中最大的可能是髳国，即帮助周摧毁商帝国的八个国家之一，较小的部族则分散在能够让自己生存的地方，成为像四川射洪这样一些地方或村寨或镇区各自独立生存的苗族。三苗国的分裂和迁移导致了新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相对较弱的蜀人乘机大肆东扩南下，追三苗而下的那些部族则向蜀人夺取古蜀地域，最终形成了周以降人们熟悉的历史地理格局：戎、羌部族占据古蜀地域北部，南蛮民族则占有了绵延向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国家的南方。而所谓古蜀人，一部分原本就是西戎，更多的古蜀人迁移至黄河流域与其它民族一起融汇组成了中原民族，还有一些迁向远方。至东周，“巴蜀”这个新的概念组合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产生。但这个时期的“蜀人”，大多已经与远古的古蜀民族和部族没有多少关系了。
将三星堆理解为三苗国的遗产，许多以前无法合理解释的文物现象立即就变得比较清楚了：三星堆原本为三苗国都城南端一巨大土台，台上原为炎帝和祝融的祖庙，《周礼·春官》载“以赤璋礼南方”，郑玄注曰：“礼，南方以立夏，而炎帝、祝融食焉。”两个“祭祀坑”中之物原本为这庙中的人神像和器物。那个身高1.72米的铜立国王像，应该就是苗人心目中的蚩尤，他也是最后一位炎帝，古苗歌说他以无比的智慧和勇敢将黄帝打得落花流水。他衣上有四只人手鸟翼的美丽动物，正是古文献中记载的朱鸟。朱鸟，或称鴸，又称丹朱又称驩头(即欢兜)，这些都是中原部族对它的称谓，我们并不知道三苗部族原本怎样对它称名，只知道三苗人非常热爱和尊敬它，称它为朱(音，不知其古苗语中语义)，它也是欢兜部族的族徽。《大荒北经》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欢兜与苗原有很亲密的血缘关系。尧时，有苗与欢兜国君丹朱在丹水之浦(丹朱国)共同对尧作战，丹朱战死，对此，《庄子·盗跖》中直斥“尧不慈”。舜时伐苗，舜败身亡，丹朱帝亦战死，《山海经·海内南经》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中原民族的历史记述者们将国家、国君、氏族(或部族名称)、族徽四者常常偷工减料地记为一体，这里亦然。三苗人热爱的朱鸟、欢兜部族的族徽，残存的远古文献中刚好有记载。《山海经·南次二经》记：“赤水……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大荒南经》载：“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将这两条记载一组合，我们见到的就正是三星堆大立人铜像衣服上的奇异的鸟兽形象。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有几千个中国古民族的历史、文化连同他们的一切标记被中原民族摧毁和遗忘了，幸运者变成了《山海经》这类文献中残碎怪异的点滴记忆。有点滴记忆且又出土了其三四千年前的原本形象的，迄今为止仅此一例：现在我们见到朱鸟了!人面、鸟喙、凤凰般飞扬的羽和翼、还有一对人手。
蚩尤(立铜人像)形制别致的衣裳上，其图文被人们作了些很奇怪的解释，甚至称它是两个蜀字，简直把《三国演义》搬到夏商时代的两千年提前演出了。应知道古蜀人并不自称蜀，那只是商、周时代中原国家对他们的称谓，就像羌人称他们为戈基一样。衣裳上的图案其实是我们在许多地方见过的、非常熟悉的，它就是饕餮，它只是因为这次表现在服装上，被进一步平面抽象化了一些。两个回字文是它的眼睛，眼睛之间是它的鼻子(这鼻子迄今的众多解释者都视而不见)，其他部位则更抽象更艺术化地处理了。眼睛是饕餮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古铜上找到例证。
金杖上有四只鸟和被箭射中脑袋的四条鱼。鱼被解释为古蜀鱼(凫)人的“图腾”，因此说这是蜀王之杖。世界上哪有用箭射穿自己脑袋的“图腾”? 合理的理解是：这是三苗的某位帝王使用的杖，箭穿鱼头表示这位帝王领导人们打败了禹夏(禹，鱼也)或鱼人。在夏代及其以前，“四”是一个有特殊政治权力意义的数字，至少对很多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如此。“其丘方，四蛇相绕”，“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山海经》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记录。它很可能与国君的权力地位有关，故三星堆金杖上是四鸟四箭射杀四鱼，而蚩尤衣裳上是四只朱鸟、四只饕餮眼睛。又，金杖上的图案与《大荒南经》上张弘国的记录相对应，而张弘是与欢兜连在一起叙述的，《穆天子传》卷二云：“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长肱即张肱，“张肱在海上捕鱼”就应该是捕鱼于南海，它有可能亦汇人了三苗集团或被三苗集团吞灭，假设此说能证实，则金杖为张肱国国君之杖，“食鱼、使四鸟”得解。
二号坑中的六棵树应为社树。如果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其中应有神木枫香树，《苗族古歌》说天地是巨鸟科啼和乐啼产出来的，神木枫香树干的疙瘩变成猫头鹰，故树上有鸟。若不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则应该是战利品，当时很多国家和部族都有自己的社树，《博物志》卷八云“子路与子贡过郑神社，社树有鸟”，至周时，社树已多被真的树木取代。
三星堆的一些虎形器，仔细分辨，其实应该是猫。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云：“苗之言猫，《诗经·大雅·韩奕》：‘有猫有虎’。”苗与猫的关系，至今尚不清楚，但古苗是喜爱猫的。猫与虎在器物上最大的区别是耳朵、尾巴与身体的比例，猫大耳，虎小耳。
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普通人物铜人，其衣均与今苗族衣差别不大，皆束醒目的腰带。男性的腰带一直是苗族人一个优美的传统：姑娘出嫁前会在家尽心尽力地织出一根与众不同的腰带，作为定情物送给未来的丈夫。看来这个传统从夏以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最后，我们看看那个巨大的、两只方型眼柱向前傲慢地伸出的铜人面像。他是谁? 他就是饕餮。如果我们将它转化为平面形象，就会发现它与鼎器上的古饕餮纹充分一致。中国远古的大多最精美铜器上，我们都能见到他的形象，当然，都是这个铜面像的某种更为平面化、更为简化的形象，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像在夏鼎”(郭璞注《北山经》语)的饕餮，原为三苗部族中的一个部族，“饕餮三苗也，，(孔颖达疏《左传》语)，“三苗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书·尧典》注)对饕餮形象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里一直出现在最精美的铜器上这一现象，惟一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三苗部族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金属工业，而三苗中的饕餮部族则创造和掌握了这种工业中最为复杂精致的工艺。所以，尽管从黄帝至禹夏至商，中原帝国都视三苗为仇敌，对饕餮部族也极尽诽谤污蔑之能耐，但在制作象大鼎这一类最重要的金属制品时，还不得不延请饕餮部族的工匠。这些工艺师则把自己的族徽设计翻制在这些铜器上，一方面表示对自己民族祖先、国王和神灵的尊敬，另一方面表示自己民族的自豪与骄傲。这些重大器物(如鼎)，有不少是会受到当时所在国国君的顶礼膜拜的。对这些器物的主人而言，一个饕餮图像就是这个器物价值和质量的保证。后来由于金属工艺的传播和发展，饕餮这个部族逐渐解体、消失了，融汇于其他民族和国家之中了，这个过程应该是在从商至周这两个朝代发生的。在此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饕餮部族曾经是中国最优秀最杰出民族之一的三苗部族的骄傲。饕餮人对外国外族的服务价格一定非常昂贵，所以中原国家一致诋毁他们“淫逸无礼”(《神异经》)、“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史记·五帝本纪》)、“贪财曰饕，贪食曰餮”(《书·尧典》注)。由于三星堆的出土，我们终于见到了饕餮更为本原的形象，也见到了饕餮人铸造的自己民族领袖蚩尤的形象，我们不得不为他们非凡的工艺和他们所代表的伟大文明而由衷惊叹，虽然这种文明由于我们祖先的仇视、曲解、无知和处心积虑地销毁而早已变成了一种异物、一种不可读解的神秘而遥远的光辉。
这是我对三星堆一个基本的解。
至于成都的金沙遗址，亦为三苗遗物也：那地方原本的真实地名不叫金沙，而是叫苗家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