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的左右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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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Qian Blog

2009年6月7日 星期日
殖民主义的左右之辩
1830年，法国入侵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一行省的阿尔及利亚，至1879年完全占领。殖民统治行至1950年代，民族矛盾总爆发，阿当地反抗武装联合成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阿解组织”），民族主义势力与宗主国统治者的暴力冲突日益加剧。至1958年，驻守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已多达五十万，但对立局势丝毫没有改变，恐怖活动愈发频繁，双方皆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这种情势下，法国政府期望与阿解组织谈判和解，但招致定居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法国右翼民众的激烈反对。他们希望，政府应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严厉镇压阿解组织。在法国国内，和解派与镇压派互不相让，导致连续数届政府倒台；而知识分子阶层也分为两派，显示出左翼与右翼完全对立的局面。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考察，我们或许能够窥见立场背后的深层图景。

萨特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坚定地站在阿解组织一边，反对法国政府的侵略行动。他不断撰文披露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不人道行为，并进一步指责殖民主义是一种邪恶的制度。萨特认为，对于殖民者的暴力，只能以阿解组织的暴力来克服；他甚至号召所有人都站在阿解组织一方，对法国军队进行战争，以实际手段赶走殖民者、实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在萨特的领导下，左翼知识分子很快聚集起来，办杂志、出版书籍、发表演讲、上街游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然而，这股力量很快就遭到国家机器和右翼知识分子的仇视与联合打击：政府开始查禁左派的书籍报刊，抓捕某些激进人士；右翼知识分子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对左派舆论进行反击。更有甚者，一些右翼民族主义组织除了集会游行，还以暴力打击左派人士，绑架、殴打、监禁，无所不用其极。

右派的立场是“国家利益”。他们指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就是对法国的分裂；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右派知识分子宣称要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并指斥左派是在“为背叛国家而辩护”。这一立场吸引了极富爱国热忱的大学生群体，并得到了军方的热烈支持。

在知识分子的集体狂热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少数保持了理性的人。著名作家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所以对故土的战争更为敏感，而对双方种种不人道的行为，也不能认同；但是作为一名法国人，他亦不能舍弃身份，去站到阿解组织一边。他曾说过：“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正义与（祖国）母亲之间，我首先要保护我的母亲。”这表明，加缪还是选择了维护国家统一。

在这种境况下，他希望双方和解，最终使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同时又能获得相当的自治权。然而这一立场同时受到了左右双方的严厉批评——左派认为这没有改变殖民的本质，右派认为这等于出卖国家利益。加缪的“第三条道路”无人理会，而他本人直至1960年因车祸而死，都遭到了法国知识界的冷落。

立场偏右的雷蒙·阿隆，却自觉与大部分右翼知识分子保持了距离。他没有受到“爱国主义”“国家利益”等观念的影响，始终以冷静的态度看待阿尔及利亚战争。1957年，阿隆出版了《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书中指出：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不仅是不正当的殖民主义，而且也会危害法国的国家利益——因为想完全兼并一个具有阿拉伯传统的地区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必须承认，阿隆是这场观念战争中唯一握住真理的人。可惜，这一观点被当时左右双方极端对立的激动情绪淹没了。

对立持续了很长时间，军方对议会及政府的迟疑终于忍无可忍。1959年，戴高乐在军方和右派的支持下组阁。然而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戴氏并未对阿尔及利亚采取不妥协态度，而先是制订新宪法，加强政府的权威；之后，更进一步在阿尔及利亚当地组织了公民投票，选择留在法国还是独立。戴高乐说：“阿尔及利亚人民应当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三周的投票过后，人民赞成独立。

1962年3月19日，法阿双方签订停火协议，阿尔及利亚终于脱离法国统治，成为了独立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战争不仅是真刀真枪的拼杀，而且也是知识界左右双方角力的舞台。法国右翼知识分子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们以所谓“国家统一”为基本，对另一个民族的自由和利益视若不见。民族主义又一次在历史上起了负面作用——在殖民主义的非正当性面前，“国家利益”的目的论辩护是不足为凭的（况且这一目的论本身亦不能成立）。

我们或许能够看到，左右之分显露出了有趣的差异。在前现代国家，左派与民族主义结盟，成为传统的捍卫者，而右派则是改革势力；在现代化业已完成的国家，双方的作用恰恰相反——左派是政府的激烈批判者，而右派又成了保守势力。应该说，左派的变化与前现代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而右派之所以能有如此改变，则因为它一直是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的坚定捍卫者。所以在前现代国家，右派知识分子会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与对社会变革的向往；而在现代化国家，右派会转而成为社会主流观念——自由、民主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的保护者。

但右翼知识分子的保守主义一面，往往会滑入观念霸权的深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法国右派对殖民主义的辩护就是这种霸权的表现：他们认为，殖民占领促进了人道主义与自由民主制度的传播，是对阿尔及利亚的“拯救”。无可否认，殖民主义事实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这种目的论是非常危险的，是我之前反复讨论过的结果决定论的结果。我们必须谨记：行为的有利结果并不能证明行为的正当性——更何况，这一“有利结果”经常是宣传的产物，在历史上更多出现的是，以“有利结果”的名义行不正当之事。

殖民主义论题的现代版同样值得在此阐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客观主义哲学，虽然为资本主义与自由社会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但其目的论成分亦非常明显。客观主义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是：自由国家以战争推行自由民主制度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如果暴力事实上促进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传播，那么暴力就是被允许的。很明显，这一哲学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家政策，为其积极的战争手段提供了理论辩护。

然而，这一辩护是不能成立的，它同样是一种结果决定论：以战争的可能结果——自由民主制度的传播——证明战争过程的正当性，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悖逆。自由主义对过程合法性的强调是其他政治哲学不具有的：事实上，过程合法性在财产权与自由选择的论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容许结果决定论的侵入，自由主义就不可能保持它理论上的完备性。

最后让我们回到原题。在殖民主义论辩中，真正值得赞扬的是坚持普遍立场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对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观念的伟大反抗中，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虽然我不能赞同他们激进的暴力主张，亦不能认同那种被阶级扭曲的普世主义，但与右翼保守主义的国家立场相比，两者高下立判。左派知识分子对政治意义上的自由那锲而不舍的追求，值得我们感佩。

让我们放下左与右的视角偏见：自由主义——精确地说，古典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既不指向左、也不指向右，它指向自由。
标签： 保守主义, 左与右, 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


班大会剥下了西方精神优越的伪善画皮
　　　
　　　　
　　作者: 反思
　　
　　
　　致大公报编辑先生：
　　
　　我很震惊地读到贵报上高洁女士为以色列种族灭绝行为和西方殖民主义辩护的文章。这种观点出自欧罗巴基督教文明中心主义自由派人士之口， 不足为奇，但出自一个认同中华文明的大公报专栏作者之口，不仅是片面， 而且是丧失立场。
　　
　　首先这篇通讯是发自法国，高洁女士既没有亲临德班会场，也没有现场采访不同国家的代表，其观点都是引用法国主流媒体的。如果此文作为一个法国媒体对德班会议观点综述的话，也未尝不可。但高女士大可不必当法国人的传声筒，让自己摆出一付为西方为犹太人打抱不平的架式。
　　
　　犹太复国主义是不是种族主义，全世界人民有目共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制约伊斯兰文明的一个楔子。五十年来，几百万巴斯坦人痛失家园，流离失所。幸亏我们的高洁女士是一个高等的法裔华人，可以尽情享受法国布尔乔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情调，而不必象巴勒斯谈人那样在生存边缘挣扎。我三年前去过以色列，亲眼目睹犹太人是如何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如果说种族主义的定义是制度化的一个民族歧视另一个民族，那以色列就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样板。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连车牌都是不同的。更不用说让巴勒斯坦人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了。作为一个非犹太人乘客，我在飞机场受到两个小时的盘问，上查祖宗三代，下问赴以色列事由，最后还是没有让我上他们的班机。整个国家象个大兵营，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随时可以盘查任何巴勒斯坦的行人和车辆。在以色列的控制下，巴勒斯坦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巴人只能靠给犹太人打工为生。我常想，巴人的“人肉炸弹”难道不是让犹太人逼出来的吗？
　　
　　当今世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你可以批评任何民族，任何主义，任何文明，就是不可以批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谁要是批评犹太人，谁就是反犹主义，谁就是希特勒。这其实是犹太人控制美国主流传媒和统治好莱坞后制造出来的“神话”(myth). 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世界文明史迄今最大的受害者，来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辩护。我常想，可惜美洲印第安人没有自己的好莱坞，不可能将自己几千万人被欧洲基督教文明种族灭绝的故事讲给世人听。中国人也没有自己的好莱坞，不然将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圆，中英鸦片战争，日军南京大屠杀作为题材年年拍，年年演，看谁还敢妖魔化中国和中华文明？
　　
　　不可否认，任何文明都有排他性，也有对他者的残酷性。但是，欧洲发源的基督教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最具侵略性的文明。它为之自豪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化，世俗化，到今日的全球化，都是源于对其它文明民族的疯狂掠夺，占有，侵略，奴役上面，欧洲北美国家今日的繁荣富裕其实是建立在全世界其它文明民族的落后与贫穷之上。正因为有这些第三世界的“贱民”和“苦力”，我们“地球村”中北美，澳洲，欧洲的高等种性才可以廉价地享受巴西的咖啡，哥伦比亚的香蕉，古巴的雪茄，中国的运动鞋，南非的钻石，印度尼西亚的木材，菲律宾的女佣，印度的保镖，泰国的按摩女。。。。。
　　
　　当然，作为高等种性，还需要有精神和道德上的优越感。最早是基督教，后来是共和国家，现在是“人权”，“多元文化”。当占领别人领土时，是“地理大发现”，当需要无偿和廉价劳动力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迁徙”，当把别人领土占为己有后，就成了“民族国家”，别的民族再想到他们那里搞“历史大发现”就成了非法入境，人蛇或侵略，当觊觎别国财富要去掠夺时，是“开放市场”，当别人也要到他们那里找”自由市场”，就有了配额，倾销，人权标准等等，西方人不知在世界各地掠夺了多少文明财富，他们甚至可以大颜不惭地公开展示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可当别人也要与他们共享一下西方文明成就时，就有了知识产权，有了专利。这世界总是他们有理，总是他们道德高尚。
　　
　　德班是一个分水岭。这一次非西方文明的人们第一次拿起了西方的矛去击西方文明的软肋，剥去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伪善的画皮。西方主流精英包括他们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从气急败坏到精神失落溢于言表。他们从此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面前再无优越可言，他们从精神领袖沦落为精神小丑。
　　
　　遗憾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知识分子在此次大会中作了旁观者；更不用说包括高洁女士在内的那些以崇尚西方自由主义为精神支柱的中华知识分子们了。他们彻底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