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用典，大概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了表达一种不便明说的意思，用个典故来比方一下。如柳亚子向毛泽东发牢骚的那首七律，里面就有“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分湖便是子陵滩”等等用典之句。用典其二是记事并借事抒情，体现在大量的纪游诗，咏史诗里。
写诗完全不用典是不可能的，但用典过多我认为是应该避免的。用典本身其实并不难。只要了解一点历史故事，就可构句成篇。用典难难在用得活，用得恰当，用得有深意，用得读者即使不知道这典故也能会意，那才是真本事。如清人严遂成七律《三垂冈》里“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那两句，纵然你不知道李克用的故事，你也能感到诗句苍凉的气概。
用典最忌用僻典，也就是从一些故纸堆里寻些章句，硬装到诗中，然后一一加注，似乎学问很高深，其实反映的倒往往是缺乏用生动的为人理解的语言来表达感情和诗意的才气。毛泽东写诗也用典，如“华佗无奈小虫何”“不可沽名学霸王”“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大都是易为读者理解的典。
我历史典故知道得不多，也自知缺少驾驭典故的本事，所以总避免用典，特别是僻典。对那些平淡的纯粹掉书袋的用典诗，往往没读完就不看了。诗不是科研论文，我实在没有兴致去查那么多的“参考文献”。
随园老人在他的《随园诗话》中有几段关于用典的看法，我以为很有启发，录如下：
“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已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不用，犹如有权势而不逞也”。
“……观其每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也”。
“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近见作诗者，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
“诗不宜多注，……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谓之骨董开店”。
“用僻典如请生客入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