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白求恩故乡总理妙论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杜鲁多在1973
李克勤（jixuie）题记：我们心目中最好的外国人无疑是以白求恩为标准的，在1973年白求恩故乡——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来到中国访问，毛主席周总理和他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会见， 10月13日 这位加拿大总理在答谢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他对新中国作了十分独到的评述，今天读来十分值得玩味，也可以说十分受教育。虽然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不需要辩护，但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主持正义的人们也不允许对20世纪的伟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百般污蔑和诽谤。因为否定了毛泽东，那不也否定了特鲁多，那加拿大人民，白求恩的老乡们不也一起给否定了吗？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属于世界是确信无疑的。
（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973年妙论新中国
特鲁多提出了人类两大挑战，一个是气候，一个是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他认为这两大挑战同样严峻，并且互相关联。他接着批评了一些愚蠢的政治家，“他们缺乏勇气和智慧去接受这些根本性的挑战；相反，他们却竭尽全力背弃人类的尊严。有些人这样做是通过对外冒险，另一些人则通过剥削本国的人民。”
这显然是这位加拿大总理讲的真话，他毕竟不是象白求恩那样的共产党员，没有必要为了支持中国而去得罪资本主义阵营的某些人。从这样的话语里我们已经看到他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坦率、真诚和正义感。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接下来就那些根本性的挑战，对新中国的评价。
特鲁多直截了当指出：“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发起人们的兴奋之情，是因为你们在组织中国人民应对挑战时表现的卓越才能，贵国政府在贵国人民中唤醒一种合作、献身、改善集体和个人生活以及自觉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政府能做到这一点。”
再次请注意，特鲁多不是国际主义战士，他是一个要接受加拿大选民监督的民选总理，他绝对不敢在国际舞台上信口开河的，也就是说他讲的话是有根有据的，是可信的。
特鲁多进一步把两国的建设联系在一起论述，他说：“你们国家所进行的社会试验是成功的。加拿大对贵国社会试验感到兴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虽然并不是在所有方面——所强调的目标和我们的相同。我们也珍视参加决策的机会；我们也寻求使社会所有成员获得充分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像样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险。我们也谋求是全国人民能过一种创造性的和美满的生活。”
他明确肯定新中国的“社会试验是成功的”，后面几句连续用了几个“也（too）”，无疑这是说中加两国的共同点，那也就是说他认为新中国是“珍视参加决策的机会”的；是“寻求使社会所有成员获得充分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像样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险”的；是“谋求使全国人民能过一种创造性的和美满的生活”的。
（二）特鲁多了解并熟悉新旧中国
为了证明特鲁多这些评论的权威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这位富有个性的加拿大政治家。约瑟夫·菲利普·皮埃尔·伊夫斯·爱略特·特鲁多（台译：杜鲁道）（ 1919年10月18日 － 2000年9月28日 ），加拿大第19任及第21任总理，他的第一次任期是由 1968年4月20日 至 1979年6月3日 。而第二次任期则由 1980年3月3日 至 1984年6月30日 。
从他的任期可以看出他在1973年访问中国并讲的那些话没有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他那次回加拿大后一直担任总理到1979年，如果加拿大的人民认为他在中国瞎说，肯定不会让他干那么长时间的！
那他凭什么来评价新中国呢？他对新旧中国了解多少呢？我们简单了解一些历史。
特鲁多的母亲是苏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混血后代，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贵妇人；父亲是律师，家境富裕。青年时代，他先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读法学、在美国哈佛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在巴黎政治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深造。1948年，29岁的特鲁多结束了在伦敦的博士生学习以后，花了18个星期的时间骑着摩托车周游闯荡世界。他身背旅行包，留着胡子，经常身穿当地土著民族服装。当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青年特鲁多正好在中国旅行。
当时，特鲁多到了兵荒马乱的上海，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百万大军正准备渡江南下，街头老百姓的脸上、眼里正流露着对新政权的希望之光。他期望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进行的考察，因为战争而未能进行下去，只好离开了。他离开的时候就执着地想着要回来！
1961年起，特鲁多在蒙特利尔大学担 任副 教授，讲授法学课程，课余撰写政论文章。在中国与加拿大于1961年做成了第一项小麦贸易的次年，1962年，他终于设法通过加拿大驻香港的机构办妥了进入中国的手续。他从罗湖桥进入中国，考察、游览两个月，足迹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他觉得西方对新中国的描述，与他所见所闻有很大的差异。
1965年他46岁时，决定正式从政，加入了自由党，当选为众议员，任当时总理皮尔逊的国会秘书；1967年任司法部部长兼总检察长。他闯入政坛仅三个年头，就于1968年4月当选自由党领袖而出任内阁总理。
1960年代后期，西方盟国努力摆脱美国的控制，这就为加拿大调整亚洲政策、承认中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此时，加拿大已经成为新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了加拿大小麦的最大买主。特鲁多瞅准时机，代表自由党内的少壮派，对皮尔逊落后的对华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他们所拟定的新党纲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他赢得了人心，在竞选中当选自由党的新领袖，随后当选新总理。
这种种因素与内外部条件，使特鲁多敢于打开这扇承认中国之门。他上任后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就六次谈及新内阁的对华政策。
其中 1968年 5月23日 ，他在回答《环球邮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说：加拿大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个年头了”；他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 于是，他指示加拿大驻瑞典大使馆设法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接触，传递了加拿大政府准备与新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信息。毛泽东与周恩来因势利导，果断决策：与加拿大展开建交谈判。
1970年4月，城里的积雪与渥太华河、里多河面的冰层已经在融化了。
这一天，特鲁多来到议会大厦的小厅里与汉弥尔顿喝咖啡，他对这位前任农业部长很尊重。汉弥尔顿见过周恩来，进行过推心置腹的长谈，其中谈到过台湾问题。
两人刚入座，热乎乎的两杯咖啡端上桌，特鲁多就说：“你当这个部长那个部长的时候，我还在大学教书哪。”特鲁多是指汉弥尔顿在联邦政府先是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长，接着又调任农业部长。“你跟中国做成第一笔小麦生意，才使我有机会去人民中国访问考察。”
他说，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台湾问题，建交谈判的情况表明，中国方面对台湾问题极其重视。汉弥尔顿回忆说：“周恩来总理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特鲁多说：“我加入了自由党，给已经担任总理的皮尔逊做秘书。他就很有感触地对我谈起过朝鲜战争的教训：加拿大在朝鲜战争中有1500多人伤亡，付出的代价够大了。停战之后，政府是接受了教训的……我们是很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
汉弥尔顿说：“在我当部长跟中国人做成第一笔小麦买卖时，美国人马上就作出了反应，禁止向我们出口装卸粮食用的真空泵，还禁止美孚石油公司向我国运粮船只提供燃料。迪芬贝克总理与我都极其恼火。迪芬贝克曾对美国大使说，你对肯尼迪总统说，假如这只鞋套在你们美国人脚上，你们会有什么感觉？！”
特鲁多笑了，说：“尽管有美国和加拿大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现任内阁还是要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一直认为，我们作此表态已经足够了；至于台湾岛是属于中国领土主权范围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无须由加拿大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的。”
汉弥尔顿感到疑惑不解。特鲁多说：“就像我们从不要求同我们建交的国家承认北极圈地区是加拿大的领土一样，我们也不愿对别国的领土承担义务。”
“不。我觉得中国人自有他们的道理。台湾问题与北极圈不同，北极圈范围里没有任何政府声称要代表整个加拿大国家。”汉弥尔顿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报纸上说，去年年底第24届联大表决中国席位时，我国代表仍然投美国提案的票，就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问你，为什么你反复表示不看美国的脸色而要承认中国，加拿大又在联大跟着美国投票。”
特鲁多说：“对于加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人还提出另一个前提，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我们应从法理上说，我们也不能对属于将来的行为预先承担义务。”
汉弥尔顿笑了：“我们既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在联合国里当然应只能由北京政权代表中国。北极圈里的那些北极熊居民们，是不会要求在联合国里占据席位代表加拿大的。”
特鲁多哈哈大笑：“应该称你为汉弥尔顿同志，代表中国与我们进行建交谈判。哈哈哈。”
1970年10月7日 ，周恩来在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中加谈判请示报告等几份紧急文件已经递到他手上。这一天，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最后一轮中加建交谈判中，双方共同确定了建交公报文本。王栋大使立即发电报向北京报告。
深夜，周恩来返回中南海，才得以细阅斯德哥尔摩电报传来的喜讯，他清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加拿大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
加拿大虽然追随美国，但是，从其本国政治、经济利益考虑，也并非完全屈从于美国。从1960年代初，加拿大就冲破了美国的封锁禁令，同中国做起了粮食生意，开展了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和往来。中加两国还实现了互派记者，1964年6月，新华社驻加拿大分社宣告成立。“文革”开始后，双方民间交往中断，官方和半官方的往来也一度停顿。但是，双方的贸易却一直在增长，中国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数额越来越大。从6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粮食的最大买主。
到了196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政界人士已经感到，不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是不符合加拿大国家利益的。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制定了中加建交的谈判方针。在1969年底联大开会讨论中国席位问题时，加拿大仍然投美国提案的赞成票，为此，周恩来批准了暂对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加建交谈判进行“冷处理”。但问题总得解决。他考虑到特鲁多政府承认中国所须承受的美国的压力，以及其在施行独立外交政策时所显示的抵制美国压力的力量，便同意在公报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灵活接受加方阐述的方式，以解决会谈中所遇到的困难。这就是新中国建交史上独特的“加拿大方式”。毛泽东批准了采用这个方式。他得知10月7日中加建交谈判达成一致后，笑着说：“我们在美国的后院也交上朋友了。”
通过了解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白求恩家乡的这位总理是一位十分有思想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极富有政治智慧的加拿大总理，那么他说的那番关于新中国的话不可信吗？
（三）特鲁多评毛泽东周恩来
倒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特鲁多对于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充满敬意之情，不知道这是否和特鲁多是白求恩的同胞有关！
1993年5月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特鲁多接受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而进行的采访。以下就是有关的采访内容。
记 者：我们注意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您曾发表过一篇声明，声明中您说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请问您今天还是这样认为的吗?
特鲁多：是的，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都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记 者：1973年，您在会见毛泽东时，曾送给毛一枚银制白求恩像章。您是如何选择这一礼物的呢?
特鲁多：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当时加拿大青年人把他视作一个献身于一种事业和一个伟大民族的典范，加拿大人民也把他看作成一个忠诚于自己正义事业的楷模。而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曾写过论述白求恩的文章，连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求恩医生这个人。所以可以说，白求恩这个名字是连接中加两国人民的桥梁。
记 者：1973年的那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您能谈谈当时毛给您的印象如何吗?
特鲁多：毛泽东很健谈，谈话的口气很庄重。当时他谈了很多中国和世界的问题。那时正是冷战时期，我们一起讨论了结束冷战的必要性。我对他说，我正是为此访华的。我们还商讨有关交换外交官的事情。那一次会谈我们还特别谈到近东问题，那时候这一地区和现在一样存在着潜在的战争。毛则谈了恢复这一地区和平的一些自己的看法。
记 者：毛泽东的性格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特鲁多：他是一个很庄重、审慎、具有伟大理想的人。
记 者：您能谈谈加拿大人民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吗?
特鲁多：加拿大人是知道毛泽东这个人的。现在中加关系不错。从前，由于冷战的原因，加拿大人对毛的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毛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所以他不是加拿大人的朋友。另一种（包括我）认为毛自信能领导中国人民，就该尊重这一事实。现在冷战结束了，加拿大人领会到，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记 者：您还能谈谈周恩来吗?
特鲁多：我和周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我和他在北京有过一次很长的会谈。他还陪我到上海参观，我们一起看了一场杂技。后来他还陪我去洛阳。在火车上我们几乎谈了一夜。周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政治方面他有很敏锐的洞察力，他本人人情味很浓，也很开朗，我很欣赏他。
以上这些历史资料出自《外国领导人访华讲话选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11-1 ），《新中国外交谈判》（陈敦德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说不尽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历史事实。
经过几十年的洗礼，这些史料，特别是特鲁多的妙论，今天读来感觉实在是妙！
虽然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不需要辩护，但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主持正义的人们也不允许对20世纪的伟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百般污蔑和诽谤。因为否定了毛泽东，那不也否定了特鲁多，那加拿大人民，白求恩的老乡们不也一起给否定了吗？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属于世界是确信无疑的。
《我爱北京天安门》唱到美国去了[2009-06-01 07:28]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70159F5FDA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