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隔洋网恋是从被一个朋友介绍开始的——传统的说媒方式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相结合，很有时代特色。那个介绍人是我的一个德国女友，酷爱旅游，广结天下仁人志士。这一次是在印尼，认识了一个同在印尼旅游的加拿大小伙儿名曰塞缪尔，塞缪尔虽然是个建筑师，但既懂文学又爱音乐，喜欢户外运动，崇拜大自然母亲。德国女友觉得加拿大小伙儿和我挺般配，就极力在他面前渲染我的不凡，终于引起小伙儿的兴趣，给我发了个投石问路的邮件，孤家寡人的我正在百无聊赖，见到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赶快应和，几个月下来，就把和懂文学爱音乐小伙儿的关系从扭扭捏捏发展成卿卿我我。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单身人最难过的日子，平时高朋满座的我一到这时候就凄凉得手心直冒虚汗，而且想自己一个人躲起来熬过这几天都不可能——总有好心人向我发出满怀同情的邀请，拒绝了是不识好歹，接受了是自讨苦吃。所以，一到这个时候我就出去旅游——到天下的另外一群孤家寡人那里寻找同病相怜的感觉。
同病相怜的人很容易彼此产生 惺惺之心，所以我的圣诞节出游也常常是给自己制造奇遇的机会。现在有了塞缪尔，不用再普遍撒网了，只要能重点打鱼就行，我把要到他那里过圣诞的想法一告诉他就受到热情洋溢的欢迎，于是，我一改以往对度假地摄氏20度以上的要求，在圣诞节到来的一周之前，来到了零下20度的渥太华。
从美国芝加哥转机，到达了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的渥太华。看见塞缪尔我有些吃惊——早知道他身高一米九，体重不足八十公斤，但是这两个数字结合在一起的视觉效果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这也有点儿太过于修长了吧？ 修长得像一个人在斜阳下的投影。好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有一双异常温柔的眼睛，这个算是个惊喜，一忧一喜，打个平局。塞缪尔看见我显得很高兴——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你的英语讲得比写的还要准确。我心中暗自嘀咕：我把我平生最得意的照片发给你看，怎么效果还不如现在这个被旅途折磨得面目皆非的样子？不是审美有问题就是言不由衷。
疑惑很快就有了答案，当我在他们家里安顿好行李，给自己梳洗打扮好之后粉亮登场时得到的评价是：“不化妆的你更好看一些。”
我心里有些不快：八字还没一撇，就开始干涉我的私生活了！
我带来几盒录像带，都是我们两个在邮件里反复探讨过的电影，但遗憾的是他没有电视机。
“看电视使人愚蠢。”塞缪尔说。
“电视使蠢人更蠢，使聪明人更聪明。”我寻找时机报复了一下。
看到塞缪尔的家居布置，我有些明白他为什么讨厌化妆——他太追求自然了， 整个房子找不到一点儿化学合成的痕迹。
“家具都是我亲手制作的。”塞缪尔得意地说。
难怪形状那么原始，象刚从森林里捡来的，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却夸了几句。
塞缪尔给我准备了一个挂满绵麻布料的卧室，看得出来他为我 的到来花了一番心思。
“好惬意的房间。”这次我说的是心里话，崇尚自然的房间用来睡觉还是蛮舒服的。
整个的见面过程有礼有节，好像我们根本不曾有过鸿雁传书中的甜言蜜语。
我倒是非常庆幸他的礼貌——至少说明他是个正经人。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天天户外运动，滑雪，滑冰，都是我想象中加拿大人该干的事。我是个新手，常常需要帮助，拉着塞缪尔的手，有点让我产生了感觉。
好奇怪的事，本来有好几个月的铺垫，见到真人却好像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塞缪尔从第三天起才开始试着在不该碰我的时候做点拍拍肩膀，拉拉胳膊之类的小动作。
塞缪尔吃素，我也得跟着他一起高尚——吃用豆腐假扮成的香肠。这东西的味道很象中国的淹豆腐干，味道还不错，但是一连吃了三天，我有点饥肠辘辘了。
好在进餐馆里，他并不介意我点荤菜，在家里却不能做，“油烟味太难闻了。”塞缪尔拒绝了我要做饭的要求。我带来的味精，被他随手给仍进了垃圾箱，“那是毒药。”
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失望。塞缪尔是个好人，甚至是个优秀的人，在他故意碰我的时候，竟然还非常性感，我努力说服自己别太任性——都三十好几了，天下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好事？
正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塞缪尔开始了对我的进攻，可能是因为我既不化妆也不吃肉了。“第一天看见你就想吻你，” 他说，“可是你的口红就像是横在我们俩之间的隔墙。”
口红也是毒药，他活得太仔细了，不过还好，活得如此仔细的人在中国不会被人轻易拉下混水。我还是在寻找接受他的理由。
我们毕竟曾有过几个月的心灵相通，我在他的进攻下很快进入角色——没有太多初坠爱河的激动，但却有了长久相知的温柔。
又到了元旦，塞缪尔说新年之夜我们哪儿都不去，他讨厌鞭炮的声音和气味。
“不过你可以和我弟弟凯恩一起出去。”塞缪尔的弟弟凯恩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本来想元旦回来看望他们的父母，结果他们的父母却突然间看望他们自己的父母去了，所以临时决定在哥哥家里过年。
第一眼看见凯恩的时候我心里一紧：样子和塞缪尔很象，只是结构更合理，比例更协调一些，好像他们的父母先在老大身上实验一把，熟能生巧了之后又造出了老二。 凯恩大大咧咧的，很有些被加州阳光照耀过的风采。
我同意和凯恩一起去他同学家里过年。
“我哥哥是个清教徒，你不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受苦吗？”我们刚进汽车，他就问我。
这正中我的下怀，我正想从他嘴里了解一下他哥哥的情况。
“你哥哥是个好人。”我说。
凯恩大笑，“听我哥哥说，你是个很前卫的艺术家，没想到你还用好人坏人这样的词汇哪。”
我也笑起来，确实老土了一点。
一路上，凯恩侃侃而谈，既谈他哥哥，又谈他自己，好像我们是认识很久了的朋友。
他同学家里很有过年的气氛，这群其实只比塞缪尔小几岁的年轻人好像和塞缪尔整整相差了一代。
“终于又吃到肉了！”我的兴奋让凯恩很开心。
我们开始跳舞，当了几天“好人”的我发现什么人就是什么人，装不来的。我施展浑身解数，把小时候练的那点武术杂技的功夫都发挥出来。
“你的女朋友好棒。”有人恭维凯恩，凯恩没做解释，好像是在默认。
开车回来的路上凯恩突然间不说话了。这个小男孩有心事了—— 我心中暗想。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人一起吃早餐。凯恩自己拿了个绿色的杯子，然后又指着柜子里其它的绿杯子和红杯子问我：“你是喜欢冲突，还是喜欢和谐？”
“我喜欢中庸，”我说，“给我一个白色的吧。”
凯恩眯起一只眼睛，若有所思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两天以后，凯恩和我们告别。他在和我说“再见“的时候，只动用了嘴形，没发出声音。
无声的”再见“竟然比有声的强烈十倍——我一下子伤感起来：真的还能再见吗？
离假期结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多伦多有我很多陈年旧友，来加拿大一回不能不去看望她们。
“你还是一个人吗？” 旧友们问我。
“还是一个人。”我黯然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