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张宗铭及其三部系列长篇小说
梅 国 材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中国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这就是贵州作家张宗铭及其经过三十多年精心打造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女人与土匪》（原名《女人土匪东洋狗》）、《远山苍茫》、《孤儿与革命家》（以下简称“三部系列长篇小说”）的问世。在这“三部系列长篇小说”中，作家以其聪敏的睿智，超人的胆识、独特的审美角度，通过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来揭示二十年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问题，解剖这段历史年代各个社会层面人物的内心世纪。从选材的角度来讲；打破了中国文坛的许多禁区，从表现手法来讲；打破中国文坛的许多禁律。从这两个意义分析，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无疑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张宗铭在发表《女人土匪东洋狗》之前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他默默在工人群体中笔耕不息险些被人遗忘。他用冷静的态度在思考，在观察、研究世界，他在积蓄力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张宗铭并不是追逐虚名的作家，更不是徒有虚名的作家，而是一名植根于生活底层、勤奋耕耘，最后以自己的实力和成果脱颖而出的作家。对此，我不得不引用评论家
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尽管情节发展的线索清晰，但是由于时间的连接线长，空间的跨度大，社会背景广阔，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要想准确地解读它还有一定难度，例如：关于它的主题，评论界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见人见智只好由它去罢，这都是由于艺术鉴赏主体性的特征造成的，西方的一句谚语说得好，“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艺术鉴赏主体的差异性，鲁迅也曾经说过：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围秘事。”对张宗铭“三部系列长篇小说”的多种理解是正常的，正因如此，更显现他的小说存在的价值和魅力。
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分别以张云轩、鄢正甫、戴敏、亨利、方美英……几个家庭的生活为线索，围绕这些家庭引出众多家庭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展现中国现代史上两次权力再分配的重大历史题材的纯文学作品。作家没有将着眼点放在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场面，而是聚焦于劫后余生的芸芸众生的苍桑。描写他们生活的艰辛，做人的尴尬和无奈，揭示他们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以及灾难降临时的忍辱负重的人格个性。俗语说得好。“神仙打架，百姓遭殃”。我想，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是以生动的人物形象来揭示这句俗语的哲学内涵，对这句俗语进行诠释的，他真正地做到了。
评论界有许多人评为：对中国现代史上两次权利再分配的历史，张宗铭为什么不像一般作家热衷于选择那些万马奔腾、波澜壮阔、震撼山岳、席卷风云的场面去描写，而是另辟蹊径，选取一个个小家庭特别是处于生活底层的小家庭来描写呢？社会学家回答说：“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透过这一细胞，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哲学家说：“一个国家是由千万个家庭组成的，而每一个家庭又是由鲜活的个体组成的，如果抽掉这些鲜活的个体，那么这个国家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了。”如此种种，都各有各的道理。还是用作家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遥远的星空》这个散文集中感慨地写道：“而今，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一走就走了二十几年，不是鲁迅扯鸡骂狗的旧中国时代了；也不是郭沫若、巴金这样的作家生怕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时代了！是我这样的作家，今天敢拿出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向世界推广和传播的时代了，更是中国作家，敢于向诺贝尔文学奖发起冲击的时代了。
“我的几部长篇小说上上下下加起来竟写了三十年的时间……我曾经对一个国际友人说，我一生有三大愿望：一是能完成中国社会从开国（注：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文革（注：指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这段历史时期的几部长篇小说，让今天和以后的中国人明白我们的共和国曾经有过那么一段令共产党人，乃至贫苦人民都极其伤怀的历史；二是在我有生之年，能让我亲耳听到——哪怕是云岩区（注：贵阳市的一个县级区）区长的承诺、他的施政方针……让他来吸引我，把我手中的这张本不可少的选票，填上他的名字；第三个愿望呢，是我做梦都在想，得诺贝尔文学奖……”
再明白不过了，张宗铭的这一段独白清楚地说明他的小说聚焦于社会芸芸众生的原因，充分体现他关注生命、渴望自由、追求民主、期盼法制、讴歌和谐社会的理想和愿望。如果说真有一把开启张宗铭其人其作的钥匙的话，那么他对国际友人的这番谈话就是这把钥匙。
张宗铭既不是一个具有先赋人际关系的作家，也不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追赶时尚的追风作家；更不是听命作伥的御用作家；而是一位有良知、具有独立人格个性的作家。他用冷静的目光审视世界，他用极大的热情拥抱生活，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正因如此，当他的第一部作品《女人土匪东洋狗》发表以后，立即引起轰动效应，短短的一个多月，引来了数百篇评论，不管是褒还是贬，都说明了张宗铭是中国文坛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是人们关注的重要作家。
张宗铭学历不高，但是他的学力却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他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人潸然泪下，他勤勉的学习态度勘称青年的楷模；他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奋然崛起的毅力受到人们的钦佩；他将自己的情感全力倾注于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的行为，迎来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厚爱。他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是以悲剧形式奉献给读者的，我们可以从他小说的主人公的悲剧性的命运感悟出人生的许多哲理。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悲剧的美感中显示出认识与情感相统一的理性力量。我在评论《女人土匪东洋狗》而写的《人性的呼唤》一文中，也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批判过去，希望过去不要再来”。我想这大概也是张宗铭的写作动机之一吧。
对于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关注生命，同情弱小，呼吁人性，讴歌和谐社会
中国现代史上的两次权力再分配，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动荡，使许许多多的无辜生灵遭受涂炭。大地在燃烧，万物均在劫火中历经磨难，原有的社会失去平衡，旧的传统（不管是坏的还是好的传统）被打破了，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人们均要以最大的沉受量去适应新的社会和新秩序。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塑造的数十个人物形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复杂，其实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分成两种类型：
一类是心怀叵测的“革命者”，他们靠投机取巧轻意地就获得了权力和利益。他们用手中的权利践踏生命、践踏人性、以势压人、欺强凌弱……这一类人，以靠心狠手毒当上乡长的李青山；革命胜利后就急于另娶新欢、横刀夺爱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解放军团长陈家根；心术不正，口蜜腹剑、见风转舵的秘书曹发德；以及被阶级斗争观念燃烧而迷失了人性的市保卫部部长的韦贵喜……为典型代表。这些新贵从表面看他们的官职都不高，但是他们是党的基层干部，他们最容易接触群众、是共产党人数最多、能量也最大的“地方官”。他们欺上瞒下、鱼肉百姓，为了自已的利益，无视党性，政策、法规……对他们的身边的同志和上级，也会下毒手！
在《远山苍茫》这部长篇小说中，有这样一段灭绝人性的描写：边远山区一个上任不到三天的乡长，根本没有一纸公文，便对跪在他脚下接受斗争的地主和兵匪，轻意地发出了处决的命令……
在《孤儿与革命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身为市公安局长的韦贵喜，阶级意识浓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阶级意识十分浓烈的部长，抱养的女儿恰巧是他最仇视的恶霸地主的女儿；而他的亲儿子却在阶级斗争的阴影中苦难地挣扎着！但是，当他知道他抱养的女儿怀孕后，得知对方的家庭是“恶霸地主”后，浓烈的阶级仇便使他唆使造反派头目，对自己的失落多年的亲生儿子方宇动用了私刑，并使他丧失了生殖能力……做了使自己断子绝孙的憾事！
在《孤儿与革命家》中，作者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鄢正甫的秘书曹发德，叙写了曹发德一朝权力到手，便设计非法拘禁自己的老上级鄢正甫，并欲残害这位老实而令人尊敬的老上级、老首长……
“三部系列长篇小说”除了对这些视生命如单芥，灭绝人性的无情揭露以外，还运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一群讴歌和谐社会，为生存而抗争、呼唤人性、化敌为友、消除仇恨的人物形象。
这一类人物以共产党人省政治部部长鄢正甫、起义将领张云轩、虔诚的基督徒唐维绮、命运坎坷的忠直汉子杨永春、被命运捉弄、从一个苦难走向另一个苦难的地主婆戴敏、被命运残酷捉弄的水族女人方美英、偷吃禁果的苗家姑娘阿彩、不远万里从英国来的传教士亨利……就是这么一大群拥有正义感、关爱生命，热爱生命、待人为善的人群，才使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变为呼唤人性，张扬权利、呼唤法制的作品，成为一部讴歌和谐与进步的长篇巨著！
在《远山苍茫》中，作家不惜浓墨重彩描绘英国传教士亨利。他本是石油大亨的儿子，由于不满列强对中国的欺压与剥夺，愤然抛弃自己的石油王国，毅然来到贵州边远山区进行传教，宣扬上帝的仁爱精神，与山里人结成生死与共的情谊。
有许多评论家说：“亨利使人震撼”。这种震撼不是因为他的决定，而是他在贵州边远山区的所作所为，他不图任何回报；他为迷信的山区带来科学；为拯救生命而疾呼；为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用自已的行为而赢得山民的尊敬……在边远的贵州山区双溪坪，建立美好与和谐。他的无私奉献，不仅感动双溪坪的人，受到双溪坪人民的尊敬爱戴，而且，也使受命到双溪坪来驱逐他的省委重权人物——鄢正甫也深受感动。在《远山苍茫》中，有这么一段画龙点睛的描写：
在漆黑的夜色中鄢正甫独坐在波乜河边沉思默想——“啥叫忠诚？啥叫牺牲？啥叫无私？啥叫奉献？……其实人们要看的只是行动，是表里如一”。
必需指出的是，鄢正甫的反思，是因为我们在农村使用“清匪反霸”、“合作化运动”等不当政策而引发的，通过对比，鄢正甫终于“大彻大悟”了。小说通过鄢正甫的大彻大悟深化主题：强权出不了真理，暴力终究是行不通的，只有人性的复归，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层的人以礼相待，和平共处。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才是终极目的。
二、 “人治”社会是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最大阻碍
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运用对比的手法，先抑后扬，揭露“人治”社会的诸多危害及造成的损失，也描写了许多由“人治”社会造成的形形色色的许多暴力及违法行为。但是，作家不是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冤冤相报”的方式去解决，而是以“人性”、“人道”的方法去解读。作家在其作品中高歌正义，通过正义的力量使暴力者省悟，通过正义的呼声深刻的教训使暴力者忏悔、自新……这些采用引导，认清是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淡化矛盾、以创造和谐环境、和谐社会的方法，正是张宗铭比一般作家的高明之处。例如在《远山苍茫》中的土匪头刘礼靖，在传教士亨利和双溪坪山人的影响下，终于弃恶从善；刚参加土改工作的学生杜进、彭正阳，因为蔑视生命和权利而滥杀无辜，本应以命抵命，但是，亨利认为他们的犯罪是因阶级仇恨而生成的，是因错误的引导造成的，他为他们真诚的祷告和祈求、以及混血姑娘灵姑和蛊女阿欢在仁爱感召下的救助，终使双溪坪的山民和受害的家属原谅了他们，将“神判”时投下的死签换成了“赔签”……这样的淡化矛盾的方式，这样的在边远的山区拥有的古老的民主与法制，就连共产党人鄢正甫也由衷地钦佩。
在《孤儿与革命家》一书中，阶级斗争意识十分强烈的韦喜贵，作家让他知道被他残害的“阶级敌人”正是他失落多年的亲生儿子以后，他后悔莫及、无地自容、终于大彻大悟！最后，他主动请求原谅，甚至去营救被造反革派非法拘禁和迫害的原省委领导人鄢正甫。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韦喜贵的行为，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赎罪，而应该将这看成是法制观念在这一类人身上的萌芽。
在社会生活中，人民大众特别是生活在层低的人民大众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张宗铭的小说以大量的篇幅关注他们，描写他们深受“人治”迫害的种种悲惨的命运，反映他们比任何阶层的群体都更期望受到法制的保护。这一条主线，也始终贯穿在“三部系列长篇小说”之中。
张宗铭无愧是中国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明亮的新星，他的可贵之处是凭自己的良知去写作，这种创作的方法很可能遭来一些非议（当然是指文革以前，但以后也会有一些思想僵化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们曾经读过一些红极一时的文学作品，也被强迫去电影院（注：在电影院打考勤）去看一些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红极一时的作品和电影的内容渐渐的淡化了，甚至有的连书名或片名也记不起来，留下的仅仅是失去自由选择读书和看戏的痛苦回忆了。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则不同，它不虚美、不隐恶，它是作家良知的表露，它是生活中真、善、美的自然写照，它是生活中假、丑、恶的真实录影，它像一面镜子，形象地逼真地再现那一段历史的黑白。它不像我提到的那些红极一时的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味、发臭，成为了一堆堆的文化垃圾。
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像一瓶醇酒，时间越长，味道越甘美。我相信这瓶甘美的醇酒，不仅是中国人喜欢品尝的，也是属于国际友人喜欢品尝的。中国需要更多的像张宗铭这样有良知的作家，需要更多的像醇酒一样甘美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