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宗铭的《女人土匪东洋狗》
王万铭
当前，我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情态大略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实录为主”的现实主义，一类是以“解构历史为主”的新历史主义，还有一类是以“戏说历史为主”的休闲文学。我认为张宗铭的《女人土匪东洋狗》应该属于第一类，即以实录为主。
张宗铭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早在1980年，他的小说《人生劫》在《花溪》月刊（1980.10期）发表，作品所展现的历史磨难，对人生内含的思考，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那时，改革伊始，政治气候还没有走出“极左”的噩梦，随后不久《人生劫》便被点名批判，但这并没有让张宗铭消沉萎糜，他凭着不曾生锈的记忆和一个作家的良心，开始了更为艰难的跋涉，终于在22年之后，写出了震撼文坛的惊世之作《女人土匪东洋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这部40余万字的小说，通过国民党起义将领张云轩和他的妻子基督教徒唐维绮，年轻的“地主婆”戴敏、土匪头目刘礼靖，注重人性及承诺的共产党人鄢正甫，杀人而潜入国民党军队的农民杨永春，亲眼目睹新中国暴力与血腥的少年张炎、张忠、张勇……等人的坎坷命运及情感旅程，真实地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贵州地区的“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斗争的生活历史，那残酷的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生命、人权、爱情、信仰、亲情、友谊都成为是作者倾情关注的世象。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作家张宗铭，谙熟本土的民风民俗，故他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让读者有一种耳目一新的读感。
从建国以来到八十年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所谓“正统”观照基本上是运用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思维定式，有关解放初期的历史小说，典型的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它们都是通过政治视角来概括，总结，解构历史，服从“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附级暴烈的行为”，认同“暴力”，认同“你死我活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历史的局限性。
今天的时代，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纪，当代作家重新审视历史成为可以，而且也成为一种必然，因为我们只有更真实，更好地把握历史，亦才能够更好地面对我们的未来。
陈忠实的《白鹿原》扬弃了传统而狭窄的阶级斗争观照，以人类文化学的高度观照华厦历史，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与《女人土匪东洋狗》相比较，后者则更注重生命、注重人性、注重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人的命运和情感变化。
米兰昆德拉这样告诉我们：“小说跟回忆录，传记等有一种本质上的区别。传记的价值在于它提示事实的新颖与准确。小说的价值则在于某种存在着但被掩盖着的可能性的提示上；换句话说，小说发现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只是凭作家的个人智慧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恐怕是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胆识。
长时期以来，很多中国文人总是寄希望于这样或那样的权力，依随于这样或那样的势力，以求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鲜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或者说是作家的主体意识，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作家的主体意识越深沉或者越尖锐，历史生活的表面结构就愈容易被穿透，取而代之的是对历史更深层次，更真实内容的提示。毋庸讳言，当下的作家，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总是在不断地追逐，跟从着不断变化的新潮和时尚，不懈地追求，却又始终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作家只能是以他自己为审视世象的主体，只想念自己的良知和感觉，从而独特而成为深刻。有着独立文精神的张宗铭，在他的小说中极强地凸现出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关注，我很赞同评论家
《女人土匪东洋狗》不仅“张扬人性，呼唤人权，讴歌爱情，赞美友谊，憎恶暴力，揭露丑恶。同时还对宗教信仰表现了博大的襟怀，可以说《女人土匪东洋狗》是解放以来我国第一部正面描写基督教的纯文学，作为基督教徒的唐维绮，不仅美丽、纯洁、虔诚，而且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她救了危难中的地主婆戴敏及她的子女，并最终为自己的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人读罢感慨不已！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从公元一世纪起起源于巴勒斯坦，至今已有2000年，并遍及全世界，绝非偶然，恐怕与其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教义不无关系。
《女人土匪东洋狗》是一部直面历史，充满人性关怀和启蒙力量的宏篇佳构。
张宗铭不仅仅是贵州作家的骄傲，也是中国作家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