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太行山上的军事工业：为新中国军工打下良好基础

zt 太行山上的军事工业：为新中国军工打下良好基础

[日期：2009-09-12] 来源：中华网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回击敌人；同时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物质条件，设计制造抗日武装所需的武器弹药。我们的军事工业在配合游击战、运动战到攻坚战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土到洋，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区创建了拥有十几个工厂的军事工业。它是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的精神，于1939年前后在各部队修械所的基础上陆续创办起来的。创办初期．八路军总部从延安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抗日军政大学、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各部门陆续抽调了近千名优秀干部和技术工人到军工部和兵工厂工作。

我是 1940年5月，从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无线电通讯等特种技术人才的特科大队调到军工部从事军工生产工作的。当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总部送我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上赤峪村就任军工部部长。一路上几位领导同志谆谆教导我，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版争，主要是凭着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武器却是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每个为正义而战的抗日战士都有武器，有好武器，就可以用较小的损失，较短的时间，取得最后胜利。

武器从哪里来？靠国民党政府发给，当时希望渺小。靠缴获敌人的，代价太大，住住为夺取一支枪要付出重大牺牲。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制造。首长们再三叮咛，殷切嘱托我一定要抓紧把军工生产摘起来。我虽然在国外学习过一些工业技术知识，又在闽浙赣根据地的洋源兵工厂担任过一段领导工作，但总的来说，对军工生产并不懂行。作为一名革命的学生，我抱着学着做、做着学、边做边学的态度，和同志们一起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根据他的物质条件，为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全力以赴。

从修理、制造枪械起步

我到军工部以前，先来的同志们遵照首长的指示，已集中各部队的随军修械所，在黎城县水窑山建立了兵工一所（所即工厂，下同），在平顺县西安里村建立了兵工二所，在辽县高峪村建立了兵工三所，这三个所主要是修理枪械，生产步枪。还接收了武乡县工会办的（左革右卑）山工厂，改建为柳沟铁厂，生产手榴弹。总部首长对这几个兵工厂视若“掌上明珠”，在筹建水窑兵工厂时，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勘察地形，确定厂址，调兵遣将，解决疑难，工厂落成后．又派总部特务团担任警戒。总部首长的足迹走遍了各个工厂所在的村落。朱总司令对工人谈笑风生的讲话，与职工同吃一锅饭的简朴作风，给做出突出贡献的工友的题词在职工中广为流传。当时兵工厂的设备很少，多数生产工序是手工作业。从豫西来的手工造枪工匠技艺较高，凭虎钳、锉刀等简陋的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1939年阳城豫晋游击支队修械所韩忠武等人用手工抠出几支手提式冲锋枪。朱总司令看了十分赞赏，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还派人送来大米、腊肉以表慰问。可是用手工造的枪，尺寸不规则，许多零件不能互换，各厂造的枪型号、规格不尽相同，性能各异，产量少，质量差，成本高，常常在战斗中发生故障，甚至伤害自己。怎摔把各种规格的枪支统一起来，实现步枪制式化，这足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刘伯承同志曾给我很大的启示。那是二十年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有一次他向我讲述有一些国家单纯追求步枪的射程，把枪管搞得很长，很笨重，结果是射程越远，命中率越低。刘伯承同志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二百米以内射击准确，越轻越灵巧越好。我们本着这个战术技术要求，又根据山地游击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新的步枪设计方案，卤水窑一所副所长刘贵福组织设计试造。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1938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与制造，是一位造枪能手，1939年冬调到太行。 1940年8月1日，我们终于造出了第一支自己设计的新步枪。这种枪吸取了“捷克式”、“三八式”、“无名式”以及“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它的长度比一般步枪略短，比马枪稍长，取名为“八一式”步马枪。枪的刺刀紧紧连在枪筒口部，平时折伏在枪杆七不会丢掉，肉搏时能迅速脱钩弹出展开。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枪体轻巧、坚固．外形美观。我们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彭副总司令、左副参谋长见后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作刺杀动作。特别是在场的徐向前同志背上枪不肯放下，笑着说：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彭副总司令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

我们按照工业化生产的要求，将此枪的图纸、生产工艺分发到各造枪厂，统-生产八一式步马枪，从此太行区实现了步枪制式化。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曾遇到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原材料和设备问题，但这不是主要方面，因为我们在设计样枪时，早已考虑到这些条件。最大的困难在于工人的技术素质悬殊太大，我们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从城市大工厂来的产业工人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收的铁匠、银匠、铜匠、木匠、锡匠等游动手工工人和农民，要把这些匠人从手工作坊式的单件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方式，他们很不习惯，有的甚至反对，我们经过政治动员，教育工人认识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并要求大家严守工艺纪律，严格执行生产过程中的检验制度。同时，组织工人学文化．从识字升始，远步学会看图，英制公制换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机床操作，掌握了各种基础技术知识。经大家的刻苦努力，终于把一大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逐步培养成太行山上的第一代产业厂人。之后，大家都能自觉技工艺要求进行生产，每支枪的零件都经过样板检验，从而保证了枪的质量，产量也不断提高。1940年我们共生产步枪3300多文，部队战土拿到这种枪后笑逐颜开，使用效果比“三八式”好，很受部队的欢迎。 1946年解放太原时，彭副总司令拿着缴获的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水窑的枪好。如果那时我们造枪用的不是道轨钢，质量会更好。

在解决步枪制式化的同时，军工部还在太行山上兴办了枪弹厂。开始由于我们没有冶炼黄铜的设备，不能自制枪弹壳，只得从部队回收旧弹壳制造复装枪弹，月产约四五万发。1944年冬，我们采用电解技术，制钱（园形方孔铜钱）和银元为原料，冶炼出了三七黄铜，从此，开创了全新枪弹的制造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共生产枪弹790多万发．基本保证了我军作战的需要。

1940年秋的一天，彭副总司令找我，讲到我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五O小炮的轰击，压得我们的战士抬不起头来，甚至造成很大伤亡，难以发挥我军的近战优势。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能压制敌人的火力。我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也制这种小炮！随后，组织技术人员对日制掷弹筒进行解剖、测绘和试造。9月，彭副总司令亲自参加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日夜奋战．抓紧试造。按照彭副总司令的指示，军工部组织水窑一所、高峪三所、柳沟铁厂三个单位的技术人员，于10月开始了五O炮和炮弹的研制。

五O小炮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结构简单，使用灵活，适于山地作战。在太行山上制造它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钢材，二是加工条件，特别是炮筒和炮弹壳的加工。我们依靠民众的力量和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没有钢材，把民兵组织起来，拆毁铁路道轨，把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变成了我们军事工业的“钢铁厂”。-门五O炮的炮筒，用一米长的道轨面，经过加热，在高温情况下反复锻打，锻成400毫米长的园柱体，然后在机床上加工成形。没有加工炮筒来复线的设备，技术人员改炮筒为滑膛结构，增加炮筒长度，保证射击距离及精度，并改日制平头炮弹为曲线炮弹。几经改进之后，到1941年初，水窑一所、高峪三所分别试制成功两门五O小炮．随后投入生产，经实战验证，我们制造的五O小炮，比日军的更适用。

突破白口生铁韧化处理技术

有了五 O小炮，还必须有大量的炮弹。解决炮弹的生产问题比制造五O小炮更困难。炮弹的原料主要是钢或灰口生铁，而且需用量很大，用道轨钢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地又没有灰口生铁怎么办？唯一的途径，是设法利用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大行山区有煤和铁矿资源，当地群众有传统的土法炼铁技术，武乡县柳构村，在抗战前就用方炉生产白口生铁，铸成铁锅、铁壶、犁铧，供农民生产和生活之需。白口生铁含碳量高、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用它铸造成形的地雷、手榴弹壳是很好的原料。但炮弹铸造成型后，要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生铁铸成的炮弹壳变成可进行切削加工的半成品呢？这是解决炮弹生产中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我们在武乡县柳沟铁厂成立了试验小组，派了曾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陆达同工人合作，把美国式的黑心韧化处理工艺，同太行山的烟火技术结合起米，发明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经过这种加热炉焖火处理的炮弹壳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碳素铁，即可进行车削加工。白口生铁焖火技术试验成功后，从1941年4月在太行山上开创了大量自制炮弹的历史，这是根据地军工生产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冶炼工艺的一次飞跃。

从 1941年5月起，军工部成批生产出的五O小炮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我军在战场上有了能与日寇相抗衡的火力。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使敌人震惊，以为八路军在太行山建立了现代兵工厂，有了先进的设备和外国专家，因而千方百计地搜索兵工厂，妄图加以摧毁。L941年门月，敌集中5000余名精锐部队，奔袭水窑一所。水窑一所是军工部各厂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兵工厂，位于山西黎城．辽县(今左权)、武乡县交界的山谷之中，处根据地腹地。厂北的山崖断壁上有一山洞，叫黄崖洞，故亦称黄崖洞兵工厂。有职工近700人，切削机床20多部，并有蒸汽机和发电机作动力。晚间电灯照明，厂区周围机声隆隆，运输队伍川流不息，一片繁荣景象，当时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当敌人入侵时，我特务团与敌人展开了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征这一战斗中，我军歼敌干余，工厂-安全转移未遭到严重损失。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用这种方法生产了20多万发五O小炮弹及其它炮弹。后来进一步改进了工艺。增加了检测手段，提高了炮弹的质量和产量。解放战争中在太行山上建立起来的这批兵工厂为华北．华东战场的决战．提供了425万多发炮弹。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攻击火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从黑色火药到黄色炸药

火炸药是军工生产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它的发展标志着军事工业技术的水平。黑色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民间，与爆竹手工业相结合制造技术较为普及。太行山区地瘠民贫，文化落后，在这里办兵工厂，所需火药和炸药，只能从制造黑色火药开始，用不同配比形状的黑色火药，既当发射药，又当炸药。因而弹丸杀伤力很低，有的手榴弹甚至只炸成两半或几片。1940年百团大战后，国民党政府全都停止了对我军弹药的供给。彭副总司令指示军工部尽快制造无烟火药，首先把枪弹发射药搞出来，做到复装枪弹火药自给。枪弹发射药是无烟火药的一种，我对制造无烟火药是外行，经查阅职工档案，发现军工部有几名懂得无烟火药制造的同志，其中有在高等技术学校化学系毕业的王锡嘏，有曾在太原、重庆火药厂工作多年的王化南、白英等人。通过向他们学习，共同研究，确定从试制硫酸入手。

硫酸是火药的重要原料，称之为“火药之母”，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接触法，它的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一种是铅室法，工艺比较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太行山区既无白金，也无铅板，这两种方法都无法采用。我们的技术人员依据铅室法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装备，在晋察冀根据地火工制造技术的启发下，采用老百姓盛水或储粮用的陶瓷缸和陶管（陶瓷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把同样大小的缸两个一组口对口的垒成塔形代替铅室制作硫酸。1941年11月，获得成功。最初，制酸的整个过程都在露天进行，很远就看见蒸馏塔雾气腾腾，其昧刺鼻，当时劳动条件很差，工人的牙齿被腐蚀，衣眼被烧坏，有时不得不赤身进行工作。但是，为了支援前线，工友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忍受痛苦，坚持昼夜生产，有的甚至献出年青的生命。在制造出硫酸的基础上，1942年9月．我们的化工厂在几间废弃的破房里，以棉花和硫酸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以土炕当烘干机。面杖当辗辊，剪刀代替切片机等土办法，首批制造出了硝化棉发射药。在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派人协助下，于1944年冬，自己设计制造出了生产无烟火药的成套设备，并在太行山上兴建了有500多人的化学厂，开始了发射药和炮弹炸药的大批量生产。194R年初，又根据张方同志的建议，开始了烈性炸药的研制。一方面在涉县赵色镇白洲寺的列华肥皂厂用大麻油和石灰水制作钙皂。从生产钙皂的过程中提取副产品--甘油，再把甘油滴入混酸（硫酸与硝酸的混合物）中硝化，生产出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是-种液态烈性炸药．灵敏度很高，生产它需要严密的安全措施。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工友们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3．5公斤混酸的瓷盆，将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从盆底通过，使盆内硝化温度保持在摄氏16度至20度之间。若发现盆内冒烟，即是爆炸的前兆，立即将盆沉入水底。我们的兵工战士，就是在这样简陋危险的生产条件下．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硝化甘油的问世，为根据地生产烈性炸药奠定了基础，从而结束了总部军事工业只能生产低级火炸药的历史。到1948年，太行山上已有三个化学厂，职工2000多人，年产发射药136吨，各种炸药2511吨，并能生产酒精、煤油、肥皂等民用产品。

开展地雷爆破运动

地雷，是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用以阻击杀伤敌人的重要武器。开始由军工部柳沟铁厂制造。随着抗日游击战争规模的扩大，一个工厂的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炸弹生产要力求充足”和要“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精神，我参照土地革命时期，在闽浙赣地区由地方政府设立地雷部和组织地雷生产的经验，向彭副总司令提出了一个发展军工生产的建议。它的基本内容是军工部集中力量生产枪支、枪弹、五O小炮、炮弹和火药，重点供应主力部队；军分区组织制造手榴弹，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于部和技术骨干由军工部选派；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培训骨干井供应雷管，在全区普及地雷制造技术，发动民众开展爆破运动。彭副总司令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亲自进行动员，在全太行山区开展爆破运动。

为了推动爆破运动的开展，1941年3月，军工部在武乡县温庄村和黎城县东崖底村等地开办了地雷训练斑，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部分民兵队长，由我和军工部的几位技术干部传授地雷制造和爆破知识。我们编写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印发给大家。1941年夏秋我们遵照朱德、彭德怀两位首长发出的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依靠这些骨干，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很快在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会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的爆破运动。当时，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造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平顺县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顾达所在的互助组，在反“扫荡”斗争中“白天搞生产，月下打地雷”。晋东南民兵李海元、王彦才发明了造雷机，每天可造石雷三十多颗。

在群众性的爆破运动中，根据地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从当地的实际条件出发，创造了品种繁多的地雷。在各种地雷中，以石雷的产量最大，用途最普遍。太行山有的是石头，取之不尽，制造容易，而且伪装性好，杀伤力也强，当时，群众把造石雷的方法编成歌谣：“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鬼子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

在地雷的埋设伪装上，各地民兵动脑筋．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埋雷方法，大摆地雷阵“遍地设雷，到处开花”，使敌人“来不让来，走不让走”，如在敌人行军路上把埋地雷的地方印上车轮痕迹．表示行车已过没有危险，在无雷的地段却故意挖出新土，有时还插上红旗，旗上写着“小心地雷”，在狭窄的山路上用白灰划上许许多多的圆圈，并注明“脚下留神”，这些圆圈有的有雷，有的没有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胆战心惊，不敢贸然前进。有一次，日军150余人，在阳城县“扫荡”中，临近紫江村时，先头部队踏响地雷，后面士兵慌乱奔跑．连连被炸倒，当场丧命19人。敌指挥官今工兵开路，见可疑的石头就划圈，一路上石头遍地，数不清，划不完，队伍象蜗牛似的爬行，仍然两次踏雷，死伤30多人。在开展反“扫荡”斗争中，几乎村村户户都造看家雷，埋设在门前屋后、炕头、灶口、柴堰、井台、锅底等地方，使敌人不敢进屋，不敢乱翻，有效地保卫了村庄和家院。以他雷为主体的爆破运动，后来由护村看家，逐步发展到主动出击，围困敌人的碉堡、据点，迫使敌人困守在碉堡内，不敢轻易外出。

寓军工于民众之中

战争年代，根据地人民对军工生产给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敌人疯狂“扫荡”的日子里，我们遵照彭副总司令的指示，将工厂“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隐蔽的山村。这一时期的工厂，多数没有专门厂房，而是利用民间房舍或庙宇进行生产，职工住宿借居在农民家里。凡是兵工厂所在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军工战士的好房东。在生活上，乡亲们把热炕让给职工睡．把新粮先给职工吃；在生产上，献铜、献铁、献火硝，工厂需要什么，他们就千方百计支援，农会成了兵工厂的供给部；运输有困难，农民包，不论天寒地冻，路途艰险，长年累月赶着毛驴爬山越岭，把一筐筐原料和材料驮进工厂，将一批批军火送给部队，成为太行山上的钢铁运输队；劳动力缺乏，农民顶，他们主动进厂摇大轮，甩重锤，担当各种临时工作，随叫随到，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成为不穿制服的兵工工人；敌人窜扰，农民护，青年民兵站岗放哨保卫工厂，老年人千方百计掩护职工，不少兵工工人与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许多农民为保卫兵工厂，家被烧，人受伤。甚至献出了生命。 1941年冬日寇偷袭水窑一所时，住在工厂附近的彭清礼一家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追问兵工厂的机器埋在什么地方。彭清礼-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枪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及媳妇和孙子。彭清礼老俩口被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地捅下悬崖。彭清礼老人虽被救幸存下来，但全家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彭清礼一家舍命护工厂的事迹，深深地埋藏在兵工战士的心中，民众爱工厂，工厂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不管情况如何艰难，始终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拉货发运费，献物按价付款，出工计报酬，决不乱要差乱支派，使出力的农民得到合理的经济利益。每到农忙时节，工厂便组织职工帮助抢种抢收，工农同舟共济，患难与共，这是太行军事工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有一支过得硬的职工队伍

太行军事工业在短短的几年里，从制造原始兵器起家，发展到能生产各种轻兵器和小型火炮、弹药的程度，成为我军的一个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最主要的是党中央、总部首长的关怀与指导。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杨立三副参谋长对总部军工建设有过许多员要指示。特别是彭副总司令，经常找我们了解情况，到工厂视察，及时解决问题。1940年4月，军工部各工厂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彭副总司令来到军工部机关和水窑一所检查工作，当看到工厂管理沿用了部队的一套作法，便指出：工厂不是部队，工人不是战土，要按管理工业的办法管理军工生产。当我们遵照彭副总司令的指示经过调查研究，在工厂建立起劳动、工资等管理制度，并建立了工会后，1941年8月，他又派左权副参谋长到各厂检查生产情况。左权同志发现了工厂非生产人员多，组织机构不合理，材料运输有浪费等问题，把我和军工部的政委孙开楚叫去，指示我们立即进行整理。军工部当即组成整理工作团，由我和工程处长汉涛分别带队下厂帮助整理。以后，军工部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计划、生产、记工、工资、材料、经费等一整套管理制度，并精减了机构和人员，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军工生产的发展。

1942 年至1943年，是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敌人的频繁扫荡，加之连年旱灾，各种物资奇缺，军工生产原料不足，生产难以维持。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在麻田召集太行区各县县长会议，专门研究地方支援军工材料问题。要我在会上介绍军工生产及原料困难的情况。他动员说：今天来的都是县长，是人民的父母官，处处要为人民打算，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要组织人民熬硝，把铜元、锡壶、废铁等都动员出来送到各工厂，多造武器，保证战争的胜利。会后于1943 年12月20日发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子弟兵太行军区联合命令》，命令中规定了各县向军工部送交火硝、铜元、生铁等军工物资的数量、时间和地点。军丁部依靠民众的支持，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工厂的生产条件是很简陋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全体职工在抗口救国的旗帜下团结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培育了老-辈兵工工人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许多来自大小城市，他们为抗击日寇，抛弃了优厚的待遇和比较安定的生获投身革命，来根据地吃杂粮、咸菜，穿的是补丁套补丁的租布衣服，住草棚、土炕，以苦为乐，以救国为荣。如陆达同志，他留学德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转道新加坡、香港回国，1939年7月从延安调总部军工部；又如郭栋才同志，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1936年回国后，就教于天津河北工学院，卢沟桥事变后毅然弃教从戎，1939年7月调入总部军工部从事技术工作。

火药技师教逢春，原为民间爆竹匠，他家祖祖辈辈以做鞭炮、焰火为生，从小学会了一套制造黑火药的技术。1938年全家七口参加了我军修械所，后调入军工部从事火药研制的技术工作，在缺少安全防护的情况下，他的妻子和两位叔叔先后在爆炸事故中牺牲，他唯一的儿子因拨弄废炮弹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也曾多次受伤。但为了探索火工品生产的规律，他毫不退缩，经常目着生命危险，把从战争中缴获的各种炮弹引信和雷管，一一拆卸、解剖，研究它们的结构、性能和生产方法，成为军工部生产火工品的“外科医生”，在试验和生产中，凡遇到火工品方面的问题，都要请教他，请他去“找病因”，“动手术”。由于他多次负伤，加之积劳成疾，不幸早年去世。

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1941年，第一批五O小炮试制成功，进行试射时，我想亲自试试，炮手魏振样怕出危险，硬把我推开。不料这次试射竞发生膛炸，炮手右臂当场炸断。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有一股莫名的激情，我深切地怀念抓些为军事工业积劳成疾、因公负伤和光荣献身的战士。我国国防工业能有今天与烈土们的功绩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未成的事业永远继承下去。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中有-段歌词：“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反映了抗战初期游击战的一些情况。当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吃．没有穿，人民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我认为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