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全面内战（一00）两条路线

全面内战（一00）两条路线

其实，南昌暴动这出大戏的故事主要情节不在南昌城里，而在从壬田到潮汕的路上。

从南昌出发到广东境内的三河坝，朱德的只有四五百人的第9军一直是开路先锋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真正的战事是从壬田才有的。从起义打响，到8月5日义军撤出南昌，因朱德被任命为先遣司令。滇军碍于情面，一路无战事。8月3日上午，朱德带着第9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比11军早两天踏上南下的征途。朱德回忆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朱德快到临川时，杨如轩把部队撤到城外，给朱让出一条南下的大路。8月6日，朱德先遣队到达临川，受到全城群众欢迎。在临川休整几天里。临川中学有三百多师生报名参加了9军宣传队。萧志戎领导的临川农民自卫军和李井泉的工人纠察队数百人，也参加了起义军。

朱德所以敢带几百人当这个正印先锋，而且还一路太平。并非他多么军威浩荡，而是他既知己又知彼。因为起义前夕，朱德曾分别写信给驻韶关的第16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19师师长杨池生、驻临川的第26师师长杨如轩，劝他们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朱率部南下的前夕，又派人给杨如轩送去一信说：“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销，弟拿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杨如轩没有回信，只让是送信的人给朱带话说：“请转告玉阶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见。”

朱明白这“自有主见”的意思，何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朱德乃是。

但这“一路太平”到义军撤出临川，经过宜黄、广昌时就结束了。8月25日，朱的先头部队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时，与非滇军的李济深钱大钧部和黄绍竑部遭遇，并发生激烈战斗。8月26日义军向壬田发动进攻，26日攻占瑞金县城。

打壬田之前，刘伯承在军事会议上的汇报和贺龙的惺惺惺相惜很能说明朱当时的情形。刘汇报说：“我们的力量是贺龙部第二十军 8 个团，叶挺部第十一军6 个团，就是朱德第九军人少，原来有三四百人，现在可能只有百十号人。”

贺龙是在北伐军攻克武汉时才从吴佩孚军反正过来的，过去与朱德素无来往，听了这话也为之动容，立刻表示：“朱军长是先遣司令，也是光杆司令。我看从我军里调过去一些人，就把第三师拨过去让他指挥，别让他太为难了。”

朱德也表态道：“你贺军长大方，我领你的情。你就是不给我兵，我一路打先锋，这次打仗，我还是要打先锋！这一带我熟。”熟者，知彼也。

打会昌，是起义军撤出南昌后第一场恶战。

义军军事布署是：叶挺第11军两个师为右纵队，攻击会昌西北的山头阵地；划归朱德指挥的20军第3师为左纵队，向会昌东北高地进攻；贺龙20军两个师为总预备队。　　

朱德受命后，立刻命令20军第3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组成几十人敢死队，追击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朱德阵前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后来，侯镜如回忆这一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迫，敌驻我扰。”

30日凌晨，会昌战斗打响。激战到下午4时，钱大钧部全线崩溃。起义军攻占会昌县城，并一鼓作气，追击三十里，是起义军南征途中取得的一次大胜。壬田、会昌两战共歼钱大钧部6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　　

战后，因增加了许多伤员，前委改变了原定取道寻邹直下东江计划，经长汀南下取道敌方兵力空虚的福建，沿汀江南下东江。9月5日开进长汀，前委对如何夺取东江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和叶挺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贺龙与刘伯承则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贺、刘的方案得到国际军事顾问的支持，理由是早日攻占潮汕，人马能得到休息，还能在沿海口岸得到国际的援助。最后通过了贺、刘的方案。于是便有了为史家争论不休的，被判定为义军失败主要原因的“三河坝分兵”。　　

三河坝分兵大体是：由周、贺、叶、刘等率20军和11军的第24师，从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因奔潮汕；由朱德率领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断后阻击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进军潮汕的后路。

三河坝分兵时还是个团指导员的陈毅20 多年后，称此为“悲惨的决定”，他认为：“这一个月给了反革命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于是得以从容地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 15 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 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的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钩牵制朱（德）、周（士第）部，集中力量对付叶贺。”但到了文革时，陈毅在一片炮打声中旧事重提时又说：“前知几百年，后知几百年，那是骗人的。1927 年我才 26 岁，小孩子嘛！”

那一年，参予了此次行动中共领袖人物中，不参予军机的吴玉章年龄最大，也未满50岁。一号人物周恩来29岁、提出和决策此行动的瞿秋白和李立三28岁、彭湃、叶挺和贺龙31岁、刘伯承和郭沫若35岁、张国焘和聂荣臻30岁、、恽代英35岁。刚过不惑之年的只有林伯渠、谭平山和朱德。而林谭又都不谙戎机。

这所有人中，朱德地位最低，但却唯有朱德熟谙兵事。

历史可能被扭曲，但历史从不阿谀任何人，用今天的话讲：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三河坝是起义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朱德军旅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

且不论三河坝分兵之是否（陈毅不谙兵事，其说法最大的错误在了没有计算朱部在三河坝牵制的钱大钧部，忽略了进攻潮安的黄绍竑部。只以团计算，但贺叶主力才6000余众，加上朱部也才万余人，而正面之敌陈济棠、薛岳部组成东路军就达1.5万余人。显而易见，陈之“我们一共有 15 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 个团，力量差不多”之说纯属他后来所说的“那是骗人的”），史实是它使自兵变以来一直处于军级连长的朱德终于拥有一个师的兵力，并能独当—面，有了施展军事指挥才能的机会。

25师是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劲旅。

师长周世第时年27岁，是张发奎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将领。1924年黄埔一期毕业，同年加入中共。曾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第73团团长。南昌起义后任25师师长。

师党代表李硕勋（前总理李鹏之父）时年24岁。四川青年团创始人之一。1924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曾当选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兼交际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1926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后改编为第11军）第25师政治部主任。此时该师师长为李汉魂，叶挺为副师长。南昌暴动当天上午，李才接到上级通知，以执行任务为名“紧急集合”，甩开师长李汉魂，率73团全部，74团、75团一部，开赶赴南昌，参加起义。8月2日，这支部队改编为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李被委任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三河坝分兵后，朱德与周士第、李硕勋所部4000余众以梅江为天堑，布防坚守，布防方毕，钱大钧的三个师十个团约两万人就扑了过来。敌军半夜企图偷渡。严阵以待的义军将士遵照朱德“半渡而击”的命令，当敌船行到江中时，一起开火。将大部分敌船只击沉，其余忙掉头逃回对岸。连续两天失利后，10月3日拂晓，钱大钧利用江面上浓雾掩护，调集大批船只，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分多路强行渡江。部分强渡成功的粤军，抢占了第75 团的滩头阵地，双方反复争夺，战斗一直僵持到午后。下午3时，钱大钧又调集许多迫击炮和机枪作掩护，拼命攻击。入夜时，朱部已陷入重兵包围中。朱德认为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完成。于是果断下令留第25师75团第3营掩护，其余部队交替掩护，撤出战斗。

此役朱率部与数倍于己的粤军苦战三昼夜，击退敌数十次进攻，歼其 3000多人。但自己也伤亡过半。

后来，周士第回忆当时情形说：“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

次日清晨，朱德遇见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退下来的粟裕等200余众，才得知贺叶部已在潮汕败亡，20军的两个师全被缴械了。朱德大惊失色：“恩来、伯承他们呢？汕头全是敌人的探照灯，他们要是不走就危险了！” 当他得知周刘已撤出汕头时，悲怆地问道：“怎么会这样？”

全面内战（一0一）两条路线

怎么会这样？

这恐怕就是古先哲所云的一天问！

主力部被歼，固然是一惊；路在何方？又是一惊；更让朱德恐惶的是这支部队怎么办？

今天的人恐怕难以理解当年的中国和中国的军队，朱是这支部队最高军事长官，你带他们走就是了！不明白失去了“恩来、伯承他们”这个前委，朱德这个副军长只是个外人。

对此，当年在中共广东省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在给中央军事部一个报告中讲得明白： 本日得25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25师退至武平后复被十八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下令退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 1500 人左右，枪支在 1000 以下，机枪两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与消息，虽然派赵自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去，恐亦未曾赶及。现由玉阶（朱德字）负责总指挥。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

多年后，陈毅的说的更明白：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 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但到了这个时候，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他还是显出英雄本色，成为 这支部队的领袖。开始也有人不服。

这里的“不是他的老部队”如换成“不是他的部队”就更明白了。

诚如聂帅讲得：“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对25师来讲，周士第才是他们的长官。这是当年中国军队的“规矩”，就如滇军、桂军、粤军、西北军、东北军一样，军队还带有浓重的家军色彩。朱德出身滇军，与粤军出身的25师素无渊源，失去可以号令三军的“恩来、伯承他们”，尽管都姓共，若无周士第、李硕勋之拥戴，他并不能掌控这支新败之军。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中共治军对中国之贡献。也就是从中共开始，军队基本脱去了家军色彩，中央对各个部队和各级官佐可以令行禁止，结束了个人拥兵自重的军阀时代。这可能是中共做的最成功、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一这是蒋介石在大陆极力想做却未能做到的一是自曾国潘组建湘军、李鸿章、袁世凯组建北洋军，到孙中山、蒋介石组建党军等军事改革以来，唯一获全功的军事改革。当然，这也是建立在蒋介石基本统一了军令的基础上的，而蒋未能真正统一军令的主要障碍也是中共。这个问题很大，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主力失败的消息传来后，25师所以没溃散，客观上是还面对着20倍于已的虎狼之师，主观上则是朱德的个人努力。他是7日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军事会议，经过民主讨论，收拢了人心，做出四条决议：“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为这支陷入混乱的队伍找到了一条生路。

同时，还决议由朱德与周士第、李硕勋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10月下旬，部队摆脱敌人进入湖南境内后，又派李硕勋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朱德用以凝聚军心的就是：“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　　

但说话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朱德率领这支孤军离开茂芝后，经麒麟岭，过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福建。10 月中到达闽西的武平县，部队还有2500余人。和钟绍奎的土匪打了一仗，占领了县城。但钱大钧的一个师循着枪声就追了过来。朱德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进攻，虽击退了敌人，但也付出了1000余人的伤亡和散失。

在此役中，后来的共和国大将粟裕在战斗中头部中弹负，伤愈后由班长升为连指导员。这时粟裕才20岁，正式入党还不足半年时间。粟裕所以被破格提拔，在于他是在逃兵不断的情况下，受伤后被认为死了的情况下，拼命赶上部队的。

为了甩掉钱大钧，朱命部队向江西进发，到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又遭民团袭扰。据粟裕回忆：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十月下旬，部队进入江西，摆脱了粤军重兵的追击，但经常受到地方民团和土匪的袭击，不能不穿山越谷，在山林中宿营。官兵饥寒交迫，思想混乱，许多人，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人还要求解散部队，甚至还发生过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的事。若不能制止这股严重的失败情绪，部队就有瓦解的危险。

针对部队“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的状况，朱德在天心圩召开军人大会，对部队进行了初步整顿。他对官兵们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阐明政策后，他又充满激情地讲道：“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 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对于中国今后战争问题，朱分析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注：此观点在一年之后，毛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才出现。）

陈毅后来评价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掉的。”但一个军事统帅光靠大道理是不行的，尤其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能让官兵信服，除了能带领他们打胜仗外，最重要的就是你对我怎么样，也就是爱兵不爱兵。朱德之爱兵是有名的，不论行军还是打仗，他一直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与士兵打成一片，穿一样灰色土布军装，吃一样的饭。此亦后来中共军队的“官兵一致”之由来。

但在天心圩整顿中，还是走了300多官兵。　　

天心圩整顿，是朱德治军的开始，

陈毅就是在这时主动站起说：“我跟你一起干！”而成为朱德的搭档的。

天心圩整顿后，朱又在大余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主要是进行组织整顿：整顿党团组织、整编部队。在这次整编由班长升为连指导员的粟裕回忆说：“1927 年10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余地区。正如朱德同志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之战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同志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像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它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人数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为有利于指挥和作战。还对仅800余人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取消了毫无意义的空头“军、师、团”建制，缩编为一个纵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对外化名王楷，为纵队司令，陈毅为指导员，王尔琢为参谋长。下设6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 1个重机关枪连。粟裕回忆称：“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部队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提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余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

11月初，朱德在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江西崇义县西南上堡，又进行了一次整训。

上堡整训一是军纪一军训。在这之前，朱德虽也重视部队纪律。但做为一支无后勤补给的败军，在转战途中，避免抢掠之事，在信丰就发生过抢劫当铺的事。陈毅得知后气愤地说：“这哪里像革命军队，简直像土匪一样了！”到上堡后，为解决给养问题，部队开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此时，严肃军纪更加重要。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并官兵进行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　　

纪律是军队的生命，但军队归根究底还是要能打仗、会打仗、能打胜仗。所以上堡整训军事训练乃言中之义。当时，上堡正是26师的防区。朱德给杨如轩写信，希望杨能“沓起眼皮，把上犹借我练兵三个月，我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打败蒋介石。”杨如轩未作回答，默认了朱之请求也，没有去骚扰起朱部。

军训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后来的开国上将、时任连长的黄埔四期生杨至诚回忆说：“在这里，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这里的群众多少年来深受地主、土匪的压迫，又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一经发动，便轰轰烈烈起来了。” 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被史家统称为“赣南三整”。史家称其是这支起义部队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我以为其是早期中共武装部队的作战原则。对此，朱德曾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

经过“赣南三整”，部队士气大振，离队现象基本消灭。但时已近隆冬，官兵还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缺粮少衣，枪枝弹药无从补给。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又成了朱德必须直面首要的问题。